全方位的外交态势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但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冷战”格局的影响，其外交关系充其量可以称为相对广泛的外交。印度不断加大在外交领域的工作力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均在加强之中，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均在改善之中，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明显加强。
（一）印美关系
“冷战”时期，印美关系总体上相对冷淡。独立之初，印度对美抱有好感，但是很快就发生战略分歧和矛盾。尽管在万隆会议后，美国一直拉拢印度，鼓励印度与中国展开“和平竞赛”，但是双方的矛盾时有发生。1959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成为印度独立以来首次到访的美国元首，印度政府动员了包括德里近郊农民在内的150万人欢迎艾森豪威尔。此时的印度对美国抱有很大的希望，而美国则看中了印度作为“民主橱窗”的特殊作用，提出“帮助印度朋友对付中国的挑战”。而在对待“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双方的态度也是一拍即合。由于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将世界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并与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结成反共联盟，印美关系经过短暂的热络之后自然渐行渐远。
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战争，印美关系一度热络。1962年10月21日，即中印边界爆发战争的第2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诬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采取的暴力和侵略行动”“美国感到震惊并同情印度”。其后，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又发表声明称，“麦克马洪线是被接受的国际边界并为国际惯例所支持”。对此，印度特别表示感谢，因为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支持印度的边界主张。[31]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候，尼赫鲁甚至“以谦卑的语气”给肯尼迪总统写信，请求美国给予援助，特别是希望美国提供12个超音速战斗机中队帮助印度加强印度东北地区的空防问题。但是，美国的援助远未像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慷慨，特别是当中国方面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将交火的武器装备返还印方时，美国立即命令应印方之邀驶往孟加拉湾的航空母舰调头返航。虽然此后印美之间各个层次的互访较为频繁，甚至可用“川流不息”来形容，但并未达成颇有分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协议。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对美国采取的“中立立场”颇有微词。再其后，由于印度对美国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的态度不满，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印度对此表示支持，而美国则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结成“轴心”，印度和苏联成为一方，巴基斯坦和美国成为另一方，彼此开始了战略上的“双打对抗”，印美关系自然带有对手的特点。1989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后，印美关系出现缓解局面。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后，美国带头对印实施制裁，导致印美关系严重倒退。其后，由于整个国际战略局势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印度的战略价值，而印度本身对美国的需求也在上升。
2000年，印度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开始了与美改善关系的新尝试。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包括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的10余份文件，使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印美两国领导人宣布，两国已经完成“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规定动作，开始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美方在印度继续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宣布承认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承诺与印度“实现充分的核能合作和贸易，包括但不限于尽快考虑向具有安全保障的塔拉普尔核反应堆提供核燃料供应”。[32]而在此之前，美国就已对印度释放出很多“善意的表示”，为两国关系的大幅度升温作出了重要铺垫。由于美国十分看重印度在地缘战略中难以替代的作用，其对印关系中隐含着极为深刻的战略考虑。包括国务卿赖斯在内的多位高官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印美两国还签署了一份国防合作文件——《印美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这份文件，印度可以得到美国“准盟国”的待遇：联合生产先进武器；加强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解除出口敏感技术的禁令。双方还决定建立国防采购与生产小组，在军事科研、开发、试验以及在海军专业人员训练方面进行合作。印美高技术合作小组还就战略贸易和出口控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为未来在民用核电、空间技术和高技术贸易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009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再次踏上美国领土，努力寻求政治谅解，为改善双边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率领250位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并将美印关系定义为“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对印美两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成果相当显著，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4年9月，莫迪总理访问美国，与奥巴马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双方达成不少协议。2015年1月，莫迪邀请奥巴马访问印度，打破历史惯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并邀请奥巴马作为国庆阅兵的主宾出席。2019年9月，莫迪再次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双方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年12月，双方外长和防长举行“2+2”会谈。
（二）印俄关系
印俄关系源自苏联时期，基本上是当年印苏友好乃至特殊关系的继续。印苏外交关系建立于1947年4月13日，也就是印度刚刚宣布独立不久。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尼赫鲁政府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继续保留在英联邦之内和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做法不甚满意，认为印度其实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一度对印度国大党进行抨击，并支持印度共产党开展反对国大党的活动，政府间的双边关系比较冷淡。赫鲁晓夫入住克里姆林宫之后，明确提出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阵营划线，不再认为印度获得的独立和自由是虚假的，承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同盟，并且立即着手调整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当时，印度面临的困难十分严重，经济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国内粮食严重短缺，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苏联开始与印度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1955年2月签署的《印苏钢铁协定》成为双方经济合作中的重要里程碑。同年6月，尼赫鲁访问苏联首都莫斯科和多个加盟共和国。时隔仅仅5个月，以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回访，其足迹遍及印度的东、西、南部，还到了印巴存在严重争议的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公开宣布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当时，美英等国正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克什米尔问题向印度施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克什米尔地位问题上的表态令印度领导人十分满意，从此以后，印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关系不断深化，日益密切。
1960年秋，在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日渐升级的情况下，苏联开始公开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逐渐成为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商。在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苏联采取了偏袒印度的所谓“中立立场”，在官方声明中不仅没有谴责印度所推行的“前进政策”，反而对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表示遗憾，后来甚至公开谴责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苏联出面斡旋，在塔什干的谈判桌上，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得以暂时缓解，印苏关系则进一步发展。1971年8月9日，是印苏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日子，双方签署了为期20年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等方方面面，表明两国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该条约第九条规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进行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是双方建立“特殊战略关系”的最大例证。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印度却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不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过程中大失元气，雄风不再，综合国力严重受损，对印度的支持力度大不如前。印度开始在苏联和美国之间采取两面下注的手法，力求获得左右逢源的处境，从各方谋求实惠。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自身危机重重，一度无暇顾及，印度的处境一度相当脆弱，双方关系一度低迷。1993年，印俄两国重拾旧谊，并较好地解决了印度所欠苏联的债务问题，双方又于2000年10月发表了《印俄战略伙伴宣言》，使得富有良好传统的关系重新获得活力。21世纪以来，双方之间的高层交往持续不断，政治关系相当密切，军工合作稳步增强。200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印度之行和2005年12月曼莫汉·辛格总理的俄罗斯之行，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方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在普京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会谈期间，双方对国际事务包括联合国中的双边合作和发展方面都“持有非常相似的意见”。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俄罗斯再次重申印度是强有力的候选国。而印度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并于2006年2月6日与俄签署《议定书》，宣布支持后者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充分表明两国对对方关切的高度敏感。此后，印俄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一如既往地进行，2010年3月，印度邀请俄罗斯总理普京访印，就双边未来的全面合作签署“路线图”，确立合作的目标和措施，确保双边关系迅速而稳健地发展。同年12月，印度邀请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印度，双方至少达成了15项协议，其中包括在格洛纳斯系统和航天工程方面的合作，以及为期10年的长期科技合作协议。2011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莫斯科，就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核能、军工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目前，印俄之间的高层互访已经成为机制化的常态。
防务合作是印俄战略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印俄两国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突破了前些年的单纯买卖关系，达成了联合研制与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联合生产高技术武器以及建立军工领域合资企业的共识，涉及的武器装备包括巡航导弹和第五代战斗机。其中，两国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超声速巡航导弹已经试验成功。尽管联合研制高端战斗机的问题还面临一些困难，但双方的合作意向十分明确。
印俄双方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进展也相当明显。由于印度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达到80%以上，而俄罗斯是其可靠的能源来源之一，因此能源合作在两国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双方迫切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即印度向俄罗斯能源部门大量投资，以便保证在未来10—20年间获得5000万吨石油。俄罗斯决定继续帮助印度建立核电站，以缓解印度国内电力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印俄最新的核能合作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
（三）印欧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独立以后比较注意发展同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印度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国作为宗主国统治印度将近200年的时间。印度民众的感情中对英国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对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抱有屈辱和仇恨；另一方面也对英国的影响具有某种情结。首先，印度的政治体制直接照搬了英国的政治体制，英语一直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教育的模式也照抄了英国的系统。其次，印度与英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相当密切，20世纪50年代，英国是印度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世纪60年代，印英贸易有所下降，但英国仍然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对印度的援助也在不断增加。[33]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国元勋尼赫鲁选择了继续留在英联邦之内的政策，较好地利用了该联邦之内的网络关系，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一般说来，“冷战”期间的印英关系总体比较稳健。21世纪后，印英关系出现新的升温。2010年5月卡梅伦担任首相以后，多次承诺与印度建立新的“特殊关系”。而印度对印英关系的发展也抱有不小的期待，其中包括继续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继续获得英国对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的支持，继续从英国得到必要的武器装备进口，等等。
“冷战”时期，印度与法国的关系相对友好。印度把发展对法国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并发展多方面关系。到1947年时法国在印度保留着5块殖民地。1952年，法国政府自动放弃了在印度东部的一块殖民地。1956年，印度与法国签署条约，归还了法国在印度的所有属地。由于印法通过外交途径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此后的双边关系发展一直较为顺畅。除了苏联之外，法国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法国向印度提供的先进战斗机大大提高了印度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水平。印度还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核能技术援助，其中包括轻水反应堆的技术。由于法国对印武器出口不像其他某些国家附带政治条件，印度不必担心日后的军备升级和零配件后续供应。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印度进行强烈谴责和制裁。而法国对印的批评态度最为和缓，言辞中带有很大的理解成分，博得印度的极大好感。随后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法国，成立了印法防务合作委员会，并于1999年开始战略对话。两国防务合作日渐密切，其中包括举行联合军演、军队首脑互访、人员培训，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从单纯的买卖关系转变为联合生产的伙伴关系。到2012年初，印度已经将史上最大一笔军购大单即花费130亿美元购买126架先进战斗机的合同交给法国达索集团。为了扩大在能源与科研领域的合作基础，2009年法国核能巨头阿海珐公司与印度核电公司签署了6个新一代核反应堆的协议。2010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印度，与印方签署了高达150亿欧元的商业框架协议。另外，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法国对印度“入常”给予理解和支持。萨科齐表示，“离开印度将无法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同时，法国还积极支持由45个成员国组成的核供应国集团，凸显正在为双方在1998年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实质内容”。[34]
印度独立以后，注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与德国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对德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印度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相当地位。1961年，印度对德国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8.2%，排列在对外贸易榜单的第3位，德国后来一度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德国作为“援印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每年都会提供一定的援款，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21世纪以来，印度与德国的关系明显加强，双方之间的高层互访呈现逐渐频繁的特点。2018年4月，莫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柏林。2019年11月，默克尔访问印度，双方就数字经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就整个欧洲而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难得的伙伴。1962年，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先与欧盟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21世纪以后，印度成功地与欧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年度峰会的机制已经持续多年。欧盟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欧正在为达成自由贸易区进行积极而深入的讨论，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日益增多。双方制订了联合行动的各种计划，准备继续增强战略互信。欧盟国家对印度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项目予以支持，并欢迎印度参与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https://www.daowen.com)
（四）印东（盟）关系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曾设想过印度在东南亚发挥作用。他曾说，“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35]但是在“冷战”的条件下，印度外交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向苏联倾斜，印度和东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呈现互相漠视的状态。“在大多数印度人的眼中，东南亚是一个贫困落后和愚昧的地区，所以在‘冷战’时期乃至‘冷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仍与东盟保持相当的距离。”[36]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痼疾的长期积累，印度已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的状态，外汇储备数量剧减到只够支付两个星期的外贸进口，政府甚至不得不将国家的黄金储备拿到英国进行抵押，以换取宝贵的外汇应付不时之需。[37]从外部情况来看，苏联的解体使印度失去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撑”，难以获得宝贵的经济援助、稳定的市场和廉价的军事装备，“印度的对外政策失去了主要的靠山”[38]。在这种艰难的背景下，1991年9月，当时的拉奥政府通过《外交政策决议》，初步提出了大力发展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思路。1992年，印度正式提出“向东看”的主张，确立了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1997年古杰拉尔出任总理后，进一步强化“东向意识”。他指出：“印度的未来取决于它同中国、韩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并相信‘东向外交’将开启印度外交的新时代。”[39]
21世纪以来，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一直呈现日渐密切的趋势。2003年，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达成了《印度—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一样与东盟进行地缘和战略互动的国家。2004年双方签署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40]2005年，双方又签署《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为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增添了新的动力。2009年8月，印度与东盟签署《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已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一协定规定，双方将取消80%以上交易产品的进口关税，为大幅度促进贸易往来奠定坚实基础，2012年贸易总量超过700亿美元。印度与东盟积极磋商，准备尽快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便早日形成巨大市场。印度与东盟还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加大“物理联通”的步伐，力图建立迅捷而便利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就东盟的具体国家而言，印度的外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东盟内越南、缅甸和印尼等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更是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战略性投入，开展诸如安全合作、军事交流和经贸并举的方式，扩大自身影响，谋求利益最大化。
（五）印日关系
20世纪50年代，印度外交主要侧重在亚非舞台，因此有意接近日本，但日本反应冷淡。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外交主要侧重南亚，日本亚洲外交主要侧重东亚和东南亚，彼此的兴趣点不同，双边关系不冷不热。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关系开始升温，经贸合作有所扩大。虽然1998年印度进行的核试验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但随着世界局势的明显变化，印日出现了战略利益的某种一致性。双方开始强调抗衡中国的“合力作用”。[41]
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开始由疏而近。2000年，印度邀请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双方达成了恢复对印经济援助，进而达成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谅解。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日本将印度列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受援国（2003年以前中国是其最大的受援国）。2005年，日本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7.5%，总数达1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18%。日本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在印度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德里地铁项目、加尔各答高架桥项目和拉贾斯坦邦的水项目。2005年4月，印度邀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双方表示将大力推动“全球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在改变亚洲战略力量结构和推动联合国改革中进行密切合作。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继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先后访日，提出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对话和合作，特别是明确提出构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07年，印度与日本举行首次关于加强“全面经济合作关系”的谈判。2008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再次访日，两国发表了《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展联合宣言》，以及十分引人注目的《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2010年10月，曼莫汉·辛格访日时，两国签署了《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1年2月，两国签署了促进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合作协定》，提出在未来10年内将占两国贸易总额94%的产品的关税逐步降低至零的目标。2011年10月，印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外相和防卫相就经济和军事问题展开“2+2”会谈，突出表明双方的“价值观同盟”急剧升温。印度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相还就2012年两国举行的首次联合军演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应邀访问印度，确定向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构想”提供45亿美元的融资。2014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了为期5天的对日访问，双方特别强调“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
2018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印度进行访问。这是安倍首相2012年再次执政后对印度的第三次访问。访问期间，双方深入讨论了在印建设高铁、增加贸易、扩大投资、加强人文交流等事宜。2018年10月，莫迪访问日本，与日方达成了不少新的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初创企业相互进入以及不同领域人才的引进事宜。
（六）印中关系
印度与中国是在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友好往来十分密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更是令人瞩目。1954年，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双方间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开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双边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两国（后来包括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同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接待的外国政府首脑。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来访的尼赫鲁总理进行会谈，仅毛泽东就与他进行了四次谈话，创造了毛泽东与外国首脑会谈的纪录。[42]临行前，毛主席还把写有亲笔抄录《楚辞》的折扇赠与尼赫鲁，上面写有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可见双方情谊的深厚。此后，两国友好往来接连不断，两国之间充满了“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地语：印中人民是兄弟）的热烈气氛。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尼赫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9年以后，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议，加之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双边关系出现倒退。从1961年起，边界地区局势日益恶化，虽经几次谈判，但均未奏效。1962年10月，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原有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几乎全部停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两国随后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率团访华，实现了印度总理34年后的首次访问，奠定了中印关系新的里程碑。拉吉夫·甘地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进行了坦诚的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交流，特别是就边界争端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1991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达成不少共识。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对中国进行回访，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改善双边关系的气氛，也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谈，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很多国际性的问题上达成多项共识，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21世纪以来，印中关系克服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带来的干扰，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前行的态势。2000年，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继续增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关系的气氛，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关系。2005年5月，曼莫汉·辛格总理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双方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双方在联合宣言中提出了发展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其成为促进双边合作和在国际舞台上协调的重要指导方针。2010年，双方政府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活动纪念两国建交60周年。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和在各种场合的会见十分频密，只要是双方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国际会议，一定都会安排专门的会见或会谈。2013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表明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对发展中印关系的殷切期待。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莫迪总理打破惯例，在自己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26项合作协议，为构建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中国武汉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双方从文明对话开始，就世界局势的百年变局进行坦诚的沟通。2019年10月，莫迪总理邀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金奈进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畅谈中印各自发展的形势，交流治国理政的理念，表示愿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加。2000年的双边贸易仅为29亿美元，2011年已经达到740亿美元，2018年达到955亿美元。截至2015年，中国在印度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达到约700亿美元，印度已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中新签营业额和完成额的第1位。在军事安全领域，彼此之间的疑虑有所减弱，建立互信的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呈现出比较默契的局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问题上，双方立场一致或相似。在二十国集团、中印俄、金砖五国、基础四国、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两国为维护双方及发展中国家利益进行了令人满意的沟通与合作。但必须指出的是，印度国内仍有一股对华持有偏见的力量，他们不时炒作一些敏感话题，例如边界冲突、西藏问题、水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使得双方的互信面临不小考验。
（七）印巴关系
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巴关系一直是印度外交和安全战略中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也是印度实现大国雄心的重大战略牵制。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印巴曾经于1947年、1965年和1971年爆发过三次战争，彼此之间互为敌手，仇隙很深。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与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峰会期间，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文化合作和避免双重征税等三项协议，1989年7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巴基斯坦，成为时隔30年后首次访问巴基斯坦的最高领导人，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艰苦努力。由于双方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重大进展，所以缓和关系的进程经常出现挫折乃至倒退。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巴基斯坦马上跟进核试验，随后双方差点在卡吉尔地区发生第四次战争。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思维定势，开始以相对灵活的态度处理与自己“老对手”的关系。随着“板球外交”的展开，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基本保持正常，双方同意“以认真的、有目的性的和前瞻性的方式探讨和平协商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各种可能性”。[43]两国高官进行的“对口对话”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两国间已中止16年之久的联合委员会重新开始启动。印度还从克什米尔地区撤出5000名兵力，作为同巴基斯坦增信释疑的信号和步骤，并准备根据形势的变化继续从那里撤出军队。在巴基斯坦遭遇严重地震灾害之后，印度破天荒地提供1.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在当时这是印度独立多年来唯一一笔大额对外援助。但是，2008年孟买遭受恐怖袭击以后，印度强烈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对巴进行严厉谴责，双方的关系跌入新的低点。自2010年开始，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了高压与示好并行不悖的政策，一方面施加强大军事和外交压力，另一方面有条件地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通过“板球外交”和邀请巴基斯坦总统进行“私人访问”等方式，力图改善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2014年5月，莫迪总理举行就职仪式时，邀请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出席，向巴方释放积极改善关系的信号。由于克什米尔争端激化，双方关系重新陷入紧张对峙的状态之中。特别是2019年初以来，双边关系严重恶化，呈现出高度紧张的局面。
（八）多边外交
印度与德国、日本、巴西一道组成的“四国集团”，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要求“入常”的愿望得到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理解和不同程度的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次会议上，印度或单独或与中国、南非和巴西一道，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声呼吁，为促进“多哈发展议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近年举行的多次“东亚峰会”上，印度领导人也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性或次地区性合作组织内也有较好表现。它还被上海合作组织吸收为观察员。在二十国集团中，印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八国集团的峰会上，印度曾与中国、巴西和南非同为特邀嘉宾出席。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即“印度无所不在”。这不仅是印度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场合的一个口号，而且是21世纪以来印度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3月，印度在新德里成功举办了第三届金砖国家峰会，表明它正在成为一颗耀眼的新兴国家之星。另外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是，印度逐步加大对非洲的关注。除了与传统上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继续增进关系之外，特别重视对非洲整体的多边外交。2008年，印度就与非盟达成协议，举行第一届印非峰会。2011年，印度举行第二届印非峰会。但是当时印度与非盟达成的协议是：由非盟选出15个国家，印度与其进行会晤和讨论。2015年10月，印度因应现实的需要，邀请了所有54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会，其中34个国家都派出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印非峰会。该峰会主要集中讨论了双边和非洲内部的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信息技术、劳动力技能培训、反对恐怖主义等广泛问题。有媒体形容说，此次印非峰会是莫迪“非洲战略的开篇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