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派冲突对印巴关系的刺激作用
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民众所信宗教不同，于是某些宗教势力便利用不同宗教间的排斥性，煽动信众粗暴对待“异教徒”，特别是一些极端宗教势力往往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使之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酿成激烈的流血冲突。由于印伊信众在印巴间分布的交叉性，教派冲突对印巴关系具有很强的刺激作用。特别是印巴关系的对抗性，导致国民情感方面表现为高度的敏感性，对政府的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制约性。
巴基斯坦人口已超2亿，其中97%以上是穆斯林，教派冲突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而印度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印度人口中，印度教教徒占82%以上，穆斯林只占12%左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穆斯林的绝对数量超过1.2亿人。由于印伊教派冲突由来已久，冤冤相报造成的恶性循环使得这一问题不时爆发，严重刺激了持续紧张的印巴关系。
（一）教派冲突的根由
印伊教派冲突具有深刻的宗教、经济、社会根源和鲜明的国际背景：
1.信仰冲突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宗教信仰上。穆斯林信奉真主，不搞偶像崇拜。印度教信奉多神，据说有3.33亿之多[44]，盛行偶像崇拜。穆斯林把牛肉作为肉食来源，而印度教教徒则奉牛为神，对其顶礼膜拜。因此在穆斯林的宰牲节时经常发生教派冲突，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宰牛和杀人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45]其次表现在社会生活上，他们之间不能通婚，也不能共同进餐，居住区彼此明显分开。再次，两教的其他习俗也迥然不同。最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大量不甘忍受印度教种姓制度压迫的“不可接触者”皈依伊斯兰教，希望借此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印度教高等种姓则因此把伊斯兰教等同于“不可接触者”，视之为不洁净而加以鄙视。这些都是造成印伊两大宗教难以和睦共处的文化心理根源。
2.经济矛盾
由于种种原因，印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大都集中在印度教教徒的手中，穆斯林的经济地位向来较低。虽然经济发展给穆斯林带来了不少利益，但是总体上还是少于印度教教徒所得的份额。据统计，在印度独立后发展起来的50个工业财团中，没有一个是穆斯林；在拥有5000万卢比资产的2832个工业资本家中只有4个穆斯林。[46]穆斯林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中的人数和入学人数上都低于它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些富裕起来的穆斯林工商业者和手工艺人往往成为教派冲突中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而那些原属低种姓的穆斯林，则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经济状况十分糟糕。
3.政客煽动
印度独立以后，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国策，对各宗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在印巴分治后，没有发生大的宗教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国大党政府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民众中具有相当高的威望，政治稳定，人心平和，印度教的强硬势力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再则，穆斯林的代表同政府达成了保护穆斯林文化特征的协议，穆斯林的利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另外，执政的国大党能够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反对教派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政府领导人威望下降，经济发展迟滞，民众生活遇到严重困难，教派冲突开始曲线上升。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失衡，广大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的经济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某些政客和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利用宗教矛盾，玩弄政治骗局，借题发挥以谋私利。在事态平静时，他们往往采取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手段；在形势紧张时，他们往往采取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手段，使教派问题不断升级。
在当代印度，有许多党派带有强烈的印度教色彩，其中主要有：
（1）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其口号是“政治要印度教化，印度教要军事化”[47]，曾多次制造教派冲突。(https://www.daowen.com)
（2）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其创始人是K·B·海德戈瓦，1925年成立于那格普尔，基本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促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教徒重新皈依印度教，在政治争端中代表印度教教徒的利益，力图在南亚建立一个“印度教的国家”。1948年，该组织因刺杀甘地而被取缔，后来打着文化招牌重新恢复，直到现在。该组织的领导人继续鼓吹印度教教派理论，声称“在印度斯坦的土地上，印度教种族及其印度教、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语言一起构成了印度教民族”，强调“只有赞誉印度教种族和民族，并为达此目的尽最大努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如果非印度教教徒拒绝放弃他们与印度教教徒的全部不同特点，不完全融化于印度教民族大种姓之中，印度便没有他们的民族生存的余地。”[48]1982年1月，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班加罗尔专门设立统一着装的“训练营”，向参加者灌输印度教沙文主义思想，参加训练的人员多达两万人以上。该组织还和人民联盟一道出版各种出版物，据说现今共有10种日报和50种周刊，并设有网络密布的新闻社以及若干出版社。[49]他们的宣传使得广大的穆斯林感到厌恶甚至仇视，导致穆斯林采取某些激烈的对抗行动。
（3）印度人民党（BJP），成立于1980年，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由提拉克创建的印度教大斋会。印度教大斋会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它完全排斥穆斯林，主张实行强制性的印度教教育，大肆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国家”理论。1951年，该会副主席慕克吉率领一批成员退出该组织，成立一个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同盟（BJS），大肆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反对印巴分治，主张用和平方式重新使国家统一。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1977年，印度第六次大选前夕，印度人民同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其他5个党派组合成一个新党——人民党。后来由于存在严重分歧，瓦杰帕伊等人宣布退出人民党，另行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印度人民党。该党在成立之初，曾提出非教派主义的纲领，力争改变教派主义形象。1984年，该党在大选中严重失利，只得到2个议席。于是，它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以“重建罗摩庙，恢复罗摩盛世”为旗帜，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为指导思想，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潮，争取广大印度教教徒的支持。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989年的86席增加到1991年的119席，1996年以161席取代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在2000年10月再次取得执政地位后，该党的教派色彩有所淡化，但其内心深处仍存有明显的印度教倾向。1992年12月，该党领导人阿德瓦尼亲率20余万狂热的印度教教徒开展“战车游行”，号召人们前往阿约迪亚，造成伤亡惨重的教派冲突。
此外，还有主张以印度教的“法”（即达摩）统治国家的“拉玛圣国会”，以及激进的印度教文化和准军事组织“国家公仆同盟”。它们通过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拉拢和收买政客为其教派利益服务。
4.外部插手
印度独立之后，留在印度境内的某些穆斯林组织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一直鼓吹穆斯林单独组织起来，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持原有文化、语言和宗教。1967年成立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宣称，它只为印度的穆斯林讲话。还有一些地方穆斯林组织得到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公开主张从印度分离出去。这无疑加剧了印伊两教的教派冲突。国际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严重泛滥，对印度的穆斯林产生了一定影响。印度穆斯林中某些组织和个人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坚持分离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危及了国家统一，刺激了印度教教徒的情感。印度教的一些极端分子公然宣称穆斯林是入侵者或者是印度教的叛逆者，提出建立“印度教特性”国家的主张。而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分子特别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思潮，宣扬维护本教利益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日趋尖锐，冲突日趋剧烈。
（二）教派冲突与印巴关系的关联
1992年，印度爆发大规模教派冲突，造成2000多人死亡、5500人受伤（其中有三分之二系穆斯林）的悲剧。冲突事件的起因是，印度教教徒要在圣城阿约迪亚拆掉已经在那里矗立几百年的巴布里清真寺，修建印度教的罗摩庙。他们一直认为，阿约迪亚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诞生地，印度教教徒曾经在此地修建过罗摩庙，但在400多年前被占领北印度的穆斯林拆掉，改建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在一些印度教极端分子的煽动下，先后有20万狂热的印度教教徒从全国各地来到阿约迪亚，强行拆除巴布里清真寺。这一过激行动引起印度1亿多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导致全国范围内发生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当时的政府也因此倒台。
此次教派冲突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巴基斯坦国内的穆斯林民众强烈抗议印度教教徒的暴行，抨击印度政府未对教派冲突采取必要而果断的行动。不少人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言词激烈地表达他们对印度穆斯林兄弟的关切，甚至发生围攻印度驻巴使馆的事件，导致双边关系严重紧张。
教派冲突对缓和印巴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制约作用。例如，1999年初，印度邀请巴基斯坦国家板球队赴印比赛（板球系印巴两国的国球，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乒乓球）。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亲临比赛现场为缓和关系营造气氛。但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极端主义者却声称，印巴两国“不是要在板球场上一争高下，而是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同年2月，印巴两国总理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边界城市拉合尔签署《拉合尔宣言》，“巴士外交”一时传为美谈。而一位声名显赫的印度教领袖却公开提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应该乘坐坦克前往伊斯兰堡，而不应该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拉合尔”。这种宣传，对于改善双边关系无疑是巨大的破坏性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印度教派冲突的形势有所缓和，局面相对比较平静。但是，自2001年12月印度议会大厦遭到穆斯林武装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后，印巴关系骤然紧张，边界前沿军事集结大幅度增加，在两国国际边界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地区，双方交火烈度急剧提高，军事态势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而几乎与此同时，激进印度教团体“世界印度教大会”突然扬言，尽管法院和政府早有禁令，但仍于2002年3月15日开始在阿约迪亚重建罗摩庙。该组织随即准备建庙用的石柱，并号召全国各地的印度教教徒前往助威，大批“志愿者”随即前往阿约迪亚。这一切，使得形势急剧激化，广大穆斯林的情绪开始失控。据报道，2002年2月27日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火车袭击事件中，乘客大多是刚刚从阿约迪亚归来的“志愿者”。此案造成58人被活活烧死。惨案发生后，印度教教徒开始对穆斯林实行大规模报复，他们成百成千地出动，矛头直指穆斯林聚居区，并捣毁穆斯林的商店、饭店、旅馆、机关（包括伊斯兰文化中心和麦加朝圣办事处）。在离火车被焚地点不远处的一个小车站，大约2000多名暴徒将汽油浇在6名无辜穆斯林男女身上并纵火焚烧。附近还有一个穆斯林上流社会的居住区也被纵火烧毁，38人在家中被烧死。前国会议员贾福利也未能幸免于难。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大多是在戒严期间发生的。由于暴徒人多势众，警察力量单薄，无法控制局面，甚至出现警察袖手旁观的情况。事态发展仅仅几天时间，就已有800多人遇难。据英国媒体报道，先后有2000多人死于非命。鉴于事态十分严重，印度政府被迫在37个城镇实行宵禁，力图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事发生在印巴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无疑对加剧战争气氛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和心理影响，使本已高度紧张的印巴关系进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现在，印度政府已经采取各种措施，竭力避免教派间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已调动大量军警前往可能出事的敏感地区，并下令如发生纵火、抢劫、杀戮等情况，可以开枪镇压，就地正法。同时，印度政府正在紧张地进行工作，力争说服“世界印度教大会”的领导人不要强行采取行动。尽管事态开始缓和，但教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并未彻底根除，局势仍然比较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