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关系的大背景

20世纪50年代，印度在亚非舞台上十分活跃。它一度想接近日本，但是日本反应冷淡。20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对亚洲的外交侧重东盟、韩国和中国，对日本则比较担忧，双边关系不冷不热。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同日本的关系开始升温。从日本首相出访的频率看，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访问印度，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再次访问印度，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印度，与上次出访时间间隔缩短。[31]1992年，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奥访问日本，双边关系开始逐渐升温。但是，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五次核试验，极大地刺激了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日本。日本宣布对印度施行经济制裁，使两国关系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

长期以来，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是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印度对此感到非常失落。21世纪以来，印度决定调整对外战略，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工作力度。这一政策在亚洲的最明显体现就是大力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捞取经济实惠，建立战略安全方面的默契，缓解安全环境方面的压力。由于日本对印度核地位问题的立场开始软化，印度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发展对日关系，强调日本在提升自身分量中的作用。印日两国在政治上意图“合力抗衡”中国。

印度认为，加强同日本的关系可以帮助印度增加战略空间，缓解严峻的地区战略环境。印度著名战略家切拉尼说：“这两个国家是天然盟友。它们没有基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利益的共性，即对亚洲力量失衡的关注，它们都极大地依赖西亚的石油，因此都同样关注印度洋这一海洋通道的安全”“它们还共同面临充满敌意的中国，而且同是中国利用巴基斯坦反印和利用朝鲜反日的受害国”。他还说：“印度和日本都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来平衡亚洲的力量格局”，因此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合作，“开辟稳定的互利关系的新时代”。而日本方面也未尝不抱有相同或类似的想法，双方不谋而合，重新开始为密切双边关系的互动过程。(https://www.daowen.com)

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外交影响力大幅下降。为了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参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决策，日本调整了基本的外交方针，明确提出“必须在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外交，主动地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发挥与日本地位相称的主导作用”。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亚洲，才能走向世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就把目光转向南亚大国印度。尽管双边关系曾因印度进行核试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考虑到印度正在出现振兴乃至崛起的势头，日本不得不对印度的核态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日本在借助军事力量走大国之路、加入安理会、牵制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崛起等方面与印度也有共同利益。在经济方面，日本把经过东南亚至波斯湾的西南远洋航线视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有意通过改善对印关系确保海上交通安全，对于印度蕴藏巨大商机的市场和在软件领域仍保持优势更是垂涎三尺。

2001年12月，印日21世纪贤人委员会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交了改善印日关系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经营者应改变固有想法，认识到印度的“智力优势”，重视印度在全球战略中的定位；同行业中的企业应定期就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交流；加强人员往来，建立研究人员、学生、新闻记者等定期交流制度；推进大众文化的相互普及，进行电影、电视、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将电视游戏、旅游观光等作为企业投资的对象。上述认识，无疑有力地推动日本同印度加强关系的步伐。

另外，还必须看到，美国在印日接近中的撮合作用。美国为维持超强地位，必然对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力量加以制衡。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被美认为是需要格外防范的国家。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美国决心重新勾画亚洲的力量格局，阻止中国成为“理所当然的地区领袖”。为达到遏制中国并阻止潜在威胁力量增长的目的，美国在亚洲采取“联日制华”和“拉印抑中”策略，着意经营印日两个大国。也就是说，在美日既定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尽力培养美印“准同盟”关系，同时大力促使印日接近，使日本在东亚、印度在南亚构成“钳形遏制”，实现“对称夹击”的态势，并力争实现二者“对接”，形成针对中国的“链形包围”。[32]因此，美国除了加紧拉拢印日之外，对印日接近还抱有鼓励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