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政策”步伐的加快
2003年10月，印度领导人和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参加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形成了“10+3”（即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三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机制之后第四个“10+1”合作机制。在这次峰会上，印度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印度“东向政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次年，双方签署了指导和促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领域全面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更进一步巩固了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在2007年1月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期间，印度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就加强合作、促进交流事宜达成一致。
从时间跨度来看，始于1992年的“东向政策”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从空间幅度来看，印度的“东向政策”已经超越了东南亚的地理范围，现在已经涵盖了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广大地域。而从扩展维度来看，印度与这一广大地域的关系已经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等诸多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度的“东向政策”已经从“东望”阶段进入了“东进”阶段。
（一）经贸关系大为增强
印度前外长辛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如果说‘东向政策’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发展经贸和投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的特征则是建立自由贸易安排，并在该地区各国与印度之间建立制度化的经济联系。”[66] 2003年10月，印度与东盟签署了《印度—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15—20年内实现印度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泰国是东盟中第一个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国家。根据“早期收获”计划，双方将降低84种商品的关税，并按拟定的时间表完全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瓦杰帕伊在泰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说：“泰国是印度与东南亚和东亚之间的‘重要桥梁’”。[67]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印度与新加坡在2005年正式签署《全面经济合作协定》，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也在积极推进之中。新印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比世界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范畴更广，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涉及投资保障和避免双重征税。李显龙在签约后指出，新印未来的合作就像天空那样辽阔；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认为，“新加坡是印度进军东南亚和东亚的门户”。[68]印度与缅甸和泰国已经修建一条连接印度东北部经缅甸至泰国首都曼谷的高速公路。印度在2003年还宣布了将印度新德里的铁路连通到越南河内的庞大计划。[69]印度和东盟于2009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已于2010年1月起正式生效，从2013年起，双方贸易的80%以上取消进口关税，这将极大地促进彼此的贸易往来。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
从2003年起，印度已经成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国，日本已承诺向印度提供40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兴建连接新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高速铁路。日本还将帮助印度兴建从新德里到孟买的“工业走廊”，总投资约为900亿美元。2007年1月，印度与日本进行了首次关于建立全面经济合作关系的谈判。
从双边贸易来看，1999年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只有24亿美元，只占印度对外贸易的5.7%。2006年，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到294亿美元[70]，而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同东盟国家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贸易额为80亿美元，而2005年达到676亿美元，占其外贸总额的28.2%。2006年，印度与东亚峰会参加国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增速超过32%，2007年的增速估计将接近50%。印度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额也有较快增加，2006年印日贸易额为85亿美元，印韩贸易额为50亿美元。
（二）政治关系大为密切
印度著名的战略家拉贾·莫汉认为，大力推进“东向政策”的目标除了继续加强同有关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之外，还有“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外交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71]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参加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二次印度—东盟领导人峰会期间，印度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会后，印度总理分别会见了东盟各国领导人，另外还会见了参加“10+3”峰会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强烈表明印度希望密切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意愿。2004年，印度又与东盟签署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印度参加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一次东亚峰会，后来又参加了2007年初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二次东亚峰会和同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次东亚峰会。此后，印度一直是东亚峰会的积极参加者。
印度与东盟各国和对中、日、韩等国的首脑外交也呈现出频繁互访的局面。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2003年11月，印度副总统谢卡瓦特访问被视为“通向东南亚门户”的缅甸，这是1988年以来印度领导人对该国最高级别的访问。2004年10月，印度邀请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大将访问，这是时隔24年缅甸最高领导人的印度之行。2006年3月，印度总统卡拉姆访问缅甸，提出“我们日益把缅甸看作是我们‘东向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在我们展望富于活力生机的和平繁荣的泛亚洲主义的亚洲共同体时，缅甸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2006年2月，印度总统访问新加坡、菲律宾、韩国。卡拉姆在访新期间表示，“我们与新加坡的合作视为与东南亚、东亚和亚太地区更广泛合作的大门”。越南是东盟中的军事强国，也是印度“东向政策”在政治上的重点对象。2001年，印度总理访问越南，越方表示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印度竞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2003年，两国发表全面合作框架的联合宣言，承诺发展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7月，印度又邀请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双边关系进一步密切。(https://www.daowen.com)
2006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日本，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定义为“在双边、地区、多边和全球性问题上更紧密的政治和外交协调、全面的经济接触、更强的防务关系、更大的技术合作以及大量文化交往、教育联系和民间往来”。2007年8月，印度又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突出强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力图打造“价值观同盟”。在对韩关系方面，2004年印度邀请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双方达成致力于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2006年2月，印度总统卡拉姆访问韩国，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2010年，印韩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式生效，随后，双方决定将其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3月，印度邀请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共同合作的文件。2011年7月，印澳双方启动关于自由贸易区问题的谈判。
在对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也保持着良好势头。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回访。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定了双边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十项战略”，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2008年，曼莫汉·辛格访华，与中方共同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2010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再次访问印度，有效地消除了一些战略误解。正如印度外交秘书萨兰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东向政策’的一个关键成分。对于改善与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印度存在着强劲的一致意见。”
（三）地域纵深明显扩大
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所谓“东”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东”，已不再是东南亚的“东”。用印度外长辛哈的话来说，它所指的是“从澳大利亚到中国和东亚之间的一大片地区，其中以东盟为中心。”[72]在同东盟国家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之后，印度采取了“得陇望蜀”，开始“从原先着眼于东盟扩展到着眼于东亚和澳大利亚”， [73]甚至提出了建立以东盟为中心，加上中、日、韩、印，外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印度外交秘书梅农认为：“地理的逻辑是冷酷无情的，地理赋予印度在亚洲地缘政治中得天独厚的地位。由于我们的足迹远远超出南亚，而我们的利益横跨亚洲不同的部分。……我们与中国的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之一，……我们与三个东南亚国家拥有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我们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距离印度尼西亚只有一百公里之遥，而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则横跨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广大水域。”[74]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政策”已经成为印度谋求更大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采取的新的战略举措，其目的是在更大的空间里展开国际博弈，为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战略而谋势布局。
（四）安全内涵色彩变浓
自印度实施“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以来，军事安全领域的色彩逐渐显露出来，其工作重点也“从纯粹的经济问题转移到经济和安全问题，包括共同努力保护海上航线，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等”。[75]在这方面印度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与相关国家建立军队高层的互访机制，双方签署防务协议，提供人员培训，出售武器装备，有时为了政治或安全上的需要甚至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印度采取的第二个动作是，与相关国家展开频繁的军事演习。例如，印度曾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举行过海军联合战术演习，与新加坡海军举行过反潜作战联合演习，与日本、韩国、越南在南中国海举行过反海盗演习。在印度的要求下，越南同意其在北部湾驻扎舰船的要求[76]，它还寻求缅甸给予印度军舰停靠缅甸港口的权力并给予加油的便利。印度与新加坡的空军联合演习至2009年已进行过五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4月，印度与日本和美国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9月又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9年12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印，与印度签署《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确立外交部和国防部高官之间的定期年度交流机制，即“2+2”会谈机制，标志着双方安全关系的不断推进。2010年10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双方决定通过双边和多边演习、信息分享、训练和对话等方式加强安全合作。10月中旬，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访问韩国，签署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另外，印度与相关国家开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联合打击海盗，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等。印度还欢迎印尼、马、新提出的强制引航倡议，希望以此来监督过往马六甲水域的船只。印度还与东盟有关国家采取不少海上安全和能力建设的举措。[77]
2012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第十届东盟—印度峰会。同年12月20日，印度在新德里举行首次印度—东盟峰会，它邀请了东盟几乎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会上将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定性为“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此举是借双方首脑峰会开启10周年和对话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加强关系。此次峰会发表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愿景声明》，内容包括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明确到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等。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向东看”不只是外部经济政策，还是印度世界视野的战略性转移。这足以说明印度在“东进政策”过程中的深层考虑。
2012年5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了缅甸，既会见了缅甸总统，又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昂山素季。曼莫汉·辛格访缅的主要目的包括：一是缓和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彼此之间的种种政治隔阂。这是印度领导人在时隔25年来首次访缅，这对两个邻国来说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二是加强经贸关系和石油领域的合作。三是加强与安全部队的合作，缅印两国有着总长1600多公里的边境管理，为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缓解跨境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压力。此后，印度对位于其“东进政策”构想关键节点的国家缅甸给予了相当宽厚的照顾。而缅甸也因此打破了多年被孤立的状态。另外，辛格访缅是与中国争夺在缅甸的影响力。缅甸地处孟加拉湾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与缅甸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印度希望发展同缅甸的关系，无疑也有应对“中国压力”的考虑。
2012年，印度与越南进行各种活动纪念两国建交40周年和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2012年1月，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艾哈迈德到访越南，参加印度—越南友好年的开幕式。2012年3月，印度工商部长夏尔玛访问越南，其后到访的还有农业部长和旅游部长。2013年1月，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安萨里访问河内，他向媒体表示，印越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愿景、共享利益、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友好关系。从越南方面来看，2012年3月，越南副总理阮善仁率领一个40人的代表团访问印度。12月20日—21日，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印度，仅隔不到3周的时间，越南副总理武文宁也访问了印度，对双方在政治、安全特别是海上安全、武器售卖、经贸、科技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013年11月，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8项谅解备忘录，越南方面同意向印度提供7处石油开采区块，以体现双边关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