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西藏政策的演变过程

印度是中国的西南近邻，其北部地区与中国的西藏接壤。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与中国西藏有着密切关系。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是中印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它既受中印总体关系的影响，反过来又制约中印关系的发展。

从印度方面来看，它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演变主要体现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印度独立以后即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印度对西藏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把英国殖民版图视为历史遗产，竭力维护在其西藏的特殊利益。1948年11月，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印度政府继承了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权利和义务，并将继续恪守存在的各项条约；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条约及印度对权益的继承，印藏间现有一切交通往来即将断绝。195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之际，印度三次向中国提出照会，阻止我军进藏。印度甚至策动西藏顽固分子将年仅17岁的达赖迁移亚东，策动外逃。1952年2月11日，印方向中国提交《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要求维护驻拉萨使团，驻江孜、亚东、噶达克商务代办处，商业贸易、邮政及电信，驻江孜武装卫队和朝圣等特权。经过中方反复的外交交涉，当然也由于尼赫鲁在对华外交整体上的考虑，1954年印中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其实在尼赫鲁的心目中，“友华”是一种情结，“友藏”也是一种情结。在1954年双方签署上述协定以后，印度并未根本放弃在西藏问题上的图谋，而是采取其他方式在西藏问题上与我国周旋。

第二阶段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期。如果更准确地划分应该从1959年算起。这一阶段印度对西藏问题的主要政策是把西藏视为战略前沿，把达赖集团视为反华的政治力量，直接插手西藏问题。1959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成为叛乱分子对外勾连、藏匿枪支和人员的特殊据点。3月31日达赖逃往中印边界争议地带印控区后，印度外交部派高级官员前往迎驾。4月18日，印度外交部散发事先准备好的《达赖喇嘛声明》，后来尼赫鲁亲往穆苏里会见达赖，同意给予其政治避难的待遇。在我国平定叛乱期间，尼赫鲁在议会连续八次发表西藏问题的讲话，强调印度与西藏的文化联系，指责中国背离对印度所作的保证。一些政界人物公然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同西藏形同母子关系，要求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此后，印度则对“流亡藏人”实行容留政策，对其分裂活动采取支持态度。1960年，印度将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划归达赖集团作为流亡政府的所在地。直至今日，达兰萨拉仍然是“流亡藏人”的大本营、西藏独立的神经中枢、境内分裂活动的指挥中心。(https://www.daowen.com)

第三阶段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期。随着中印关系的解冻，印度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仍把西藏问题视为战略筹码。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时表示：西藏是中国的自治区，印度政府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在印度从事有害于中国和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活动。这确实表示印度的对华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以及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倾斜。但是，其骨子里还没有完全放弃把西藏视为缓冲区的消极心理。

第四阶段是指21世纪以来直至当前，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呈现出既利用又克制的两面性。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印度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印度政府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虽然印度国内仍然有某些政客利用达赖及其支持者达到某种目的，但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担忧流亡印度的藏人。首先，印方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及其领导的分裂活动对中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毋庸置疑，印度确实还存在继续利用达赖集团为本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心理，但同时也深感发展和继续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其北部的巨大存在，是必须与之处理好关系的外交重点，如果因为西藏问题本身与中国交恶，必将影响其周边战略环境，迟滞其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

其次，在印“流亡藏人”的管理一直是印度难以处理的麻烦。自1959年以来，在印藏人的数量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他们内聚力较强，融通性较差，因此不时因土地权属、就业机会和宗教纠纷与当地人发生摩擦甚至剧烈冲突。众所周知，印度人大多数是印度教教徒，而“流亡藏人”都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他们与东道国民众所信宗教的教义教规迥然不同，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差异很大，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而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也担心这些人一旦融入当地社会，其闹独立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都会削弱，因此作出种种规定，严格约束“流亡藏人”入籍印度。

最后，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中印双方应该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力争从战略的高度加强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军事交流和文化互动，积极探讨在一些敏感问题包括西藏问题上的谅解，避免误判，真正造福于两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