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垒对印巴冲突的累加作用
印巴分治后，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尽管克什米尔问题涉及两国间的民族情结和领土纠纷，但它始终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对垒密切相关。
（一）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https://www.daowen.com)
克什米尔原为英属印度的一个土邦。19世纪上半期，印度查谟土邦道格拉族印度教王公古拉柏·辛格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通过扩张战争侵占了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当时属中国清朝西藏管辖），又以750万卢比的代价从英国人手中获得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后建立起来的。
克什米尔问题发端于1947年印巴分治之时。根据《蒙巴顿方案》，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巴基斯坦，各土邦可自行决定加入印巴任何一方或保持独立。克什米尔土邦内穆斯林占77%，印度教教徒占20%。[38]而在克什米尔谷地，穆斯林则占到93%，[39]按理应该加入巴基斯坦。但该邦土王哈里·辛格系印度教教徒，有意归属印度。在邦内教派冲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宣布加入印度，并请印度出兵支援。此时，巴基斯坦也派兵支援当地穆斯林，印巴之间由此爆发第一次战争。1948年和1949年，联合国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双方于1949年1月1日正式宣布停火，7月27日签署了“停火线协议”，印度占领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五分之三的土地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了五分之二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
（二）克什米尔问题的激化
1953年，印巴两国总理达成“卡拉奇协议”，同意克什米尔问题通过公民投票加以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协议没有得到实施。1954年，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实行委任治理，即由联邦政府委派官员负责当地政务。1956年，印控克什米尔立法议会通过加入印度的“新宪法”。1957年1月，在未征求民意的情况下，印度把查谟—克什米尔的管理权正式移交联邦政府，委任治理正式结束。这样，印度对该地的主张有了更大的“依据”。1975年2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查谟—克什米尔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即查谟—克什米尔邦。至此，印度完成了克什米尔“内政化”进程。[40]
印度的做法引起巴基斯坦的极大反弹。1965年8月，数千名穆斯林“自由战士”渗入印控克什米尔展开武装斗争。印军在镇压、围剿穆斯林武装时越过停火线，向巴控克什米尔的乌里地区发动进攻。巴军在抵抗印军的同时，向乌里以南的印控查谟地区发动进攻。于是，两国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整个战争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后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双方实现停火。
1971年11月21日，印度向东巴基斯坦发动进攻，以武力支持其独立运动。12月3日，巴军为牵制印军，配合东线作战，主动在克什米尔地区向印军发起攻击，于是印军开辟西线战场。12月6日，巴基斯坦宣布与印度断绝外交关系。12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印巴立即停火，但遭印方拒绝，印度直到12月16日印军攻陷东巴首府达卡方停止进攻。1972年6月28日到7月2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谈。会谈讨论了印巴第三次战争后双方撤军和遣返战俘两个主要问题，并于7月30日签署了《西姆拉协定》[41]，同意恢复两国关系。《西姆拉协定》在第四条第二款中规定：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双方应尊重1971年12月17日停火造成的控制线，而不损害任何一方的众所周知的立场；任何一方不得不顾双方的分歧和法律上的解释而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双方进一步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以侵犯这条控制线。
1988年，印巴锡亚琴冰川展开争夺战之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作出决定，对印度采取“凌迟战法”，即“让印度的每一个伤口都流血直至其死亡”。具体做法是，利用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包括印度其他地区要求分离和独立的非穆斯林武装分子）对印度统治的严重不满，对要求脱离印度加入巴基斯坦或要求区域自治的穆斯林组织给予各种支持，以保持克什米尔问题的活性，对印度形成战略牵制。巴基斯坦将其称为“自由克什米尔运动”，而印度则称其为“代理人战争”。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控区内以“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为首的主要组织放弃武装活动，巴基斯坦转而利用本国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来自阿富汗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圣战者”，以当地穆斯林民众为依托，继续进行“越境游击战争”。印度政府则派大量军警对当地穆斯林进行围剿和镇压。结果，暴力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死亡人数总计达3.5万人之多。由此造成的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双边关系陷入持续紧张之中。
1999年5月，巴基斯坦支持的穆斯林“圣战者”3000余人渗入由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巴塔利克、德拉斯一带，在那里修筑工事和哨所。印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兵清剿。由于交战的地区均为高海拔的山区，不便于大部队行动，加上先前进入的巴方人员占据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印度的清剿行动损失惨重，决定调动空军的米格飞机和武装直升机实施空中打击，后又出动幻影2000型战斗机加大打击力度，总共出动4个师约5.5万人。据估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印巴双方阵亡总数超过1000人，此战被认为是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强、伤亡最重的一次。这次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卡吉尔冲突在巴基斯坦国内造成强烈的政治动荡，成为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穆沙拉夫将军发生政治冲突直至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克什米尔问题的背后
克什米尔东与中国相邻，南与印度相接，西与巴基斯坦相连，西北部与阿富汗相望。巴基斯坦为了抗御印度的军事优势，避免在军事上处于下风，对克什米尔是势在必得。正如巴基斯坦首任总理阿里·汗说：“克什米尔就像是巴基斯坦头上的一顶帽子。如果我们允许印度取走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那就会永远受印度的摆布。”而印度则把克什米尔视为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控制那里将使印度如虎添翼，增强自己在南亚的地位和分量，并可建立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印度的开国元勋尼赫鲁说：“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会在中亚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1956年3月，巴基斯坦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在阿里·布托执政时期（1971—1977年），承诺将《古兰经》教义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并宣布实行一系列“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教法），强化国民的“伊斯兰教认同”。[42]在齐亚·哈克执政时期（1977—1988年），巴基斯坦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并在政治、道义和物质上积极支持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人口的77%以上，作为以宗教立国的巴基斯坦来说，将那里的穆斯林兄弟纳入自己的版图，是“两个民族理论”的重要体现。而印度本身面临严重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国内分离主义运动的暗流不时涌动。如果克什米尔被分裂出去或者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就可能会打开国土裂变的“潘多拉盒子”，[43]对其他要求分离或独立的地区将是一个“坏的榜样”，对印度标榜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印度对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往往采取镇压的方式。但是，高压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那里的形势一直动荡不安。
印巴两国领导人确曾多次作出改善关系的努力，但都无法绕过克什米尔问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出妥协哪怕是微小的让步，都意味着必须付出巨大的国内代价。正是由于克什米尔对印巴两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加之它与印巴两国的意识形态、国民心理特别是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印巴之间才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双方由此产生的仇隙才如此深刻，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