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候外交的历史发展
美国气候外交的真正兴起与国际环境外交的兴起可以说是同步的，一般认为是在国际环保运动兴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在1960年，随着肯尼迪总统号召美国加强气候预测和控制方面的研究并展开国际合作，美国的环境外交就起步了。[8]
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相对应，1972年同样是美国的环境友好年。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仅响应联合国倡议设立国际环境基金并贡献最初40%的活动经费，还抛开冷战的因素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订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协定，美国与墨西哥还就边境河流水质污染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9]1980年之后，随着里根革命和“星球大战”的展开，美国为应付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开始削减环境方面的经费，环境外交也陷入停滞状态。也就在同一段时间，作为美国环境外交史上典型案例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酸雨问题开始一波三折，充分说明跨国污染和生态灾难不受国界的限制，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需求量的增加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从而易于引发外交上的纠纷。[10]1993年之后，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上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外交成为其执政生涯中双边和多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起，美国政府更是在每年的地球日发布有关环境外交的报告，对全球环境状况和国际环境政策作出评估，并确定今后的环境外交工作重点。2001年随着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反恐取代环境保护成为美国外交中非传统安全工作重点。
2002年，出于内政[11]和利益集团的需要，小布什政府不顾欧洲盟友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悍然否决《京都议定书》。英国前外交大臣库克为此指出，世界环保问题的首要障碍是“双手浸透了得克萨斯石油”的小布什政府[12]，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认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较不具代表性”的美国对外关系议题。[13](https://www.daowen.com)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美国世纪风灾对美国国内普通民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随后引发的全球利害关系、全球环境安全的日趋恶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美国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着美国政府重新提升环境外交的重要性。[14]与此同时，美国主要外交智库也将环境和气候问题作为美国外交和安全的重点研究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推出的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气候变化安全报告等，为美国环境外交转型提供了智力基础。[15]美国外交智库的主要观点包括：环境安全和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超过恐怖主义，长期来看，其影响超过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安全和能源依赖是相互影响的全球性挑战，环境和气候变化是美国的重要外交议题；美国应该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避免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混乱和灾难；美国应该把气候变化纳入对外援助战略等。
2008年，经过多方博弈，小布什政府在八国峰会上终于同意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16]2009年，随着民主党政府执政，奥巴马明确表示接受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低碳和环保政策。[17]奥巴马总统所任命的能源和环保团队都秉承和前副总统戈尔相同的低碳经济和环保理念。布劳纳（Carol Browner）被誉为美国的能源环境沙皇，曾经做过戈尔的幕僚长，她曾担任能源与环境协调官，负责白宫在能源、气候和环境领域的政策协调，并一度主导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走向；美国能源和气候专家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担任白宫科技顾问；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则担任能源部长。[18]奥巴马表示将在未来十年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承诺要通过新的立法，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之前比1990年减少80%；以7 000美元的抵税额度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支持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2008年随着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政府重新开始顺应乃至引领世界环境保护的潮流，尤其在气候变化方面开始持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一举动深刻表明美国政府面对国际政治内容发生的深刻变革，能够审时度势，深化、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观念，将环境利益作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009年奥巴马从三个方面改变了小布什政府的环保政策：首先是把气候变化和美国能源独立性联系起来，强调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影响[20]；其次，改变美国在环保问题上“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负面形象，准备切实作出和履行减排承诺；最后，奥巴马政府在环境问题方面重新回归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多边主义轨道，同时敦促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在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的义务。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在环境和气候政策上采取与奥巴马政府截然相反的立场，宣布废止总统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并积极支持美国传统能源产业发展，2020年11月美国将从国际法意义上正式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共同防止2摄氏度升温带来了严重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美国的气候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努力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所实行的环境外交政策在坚决捍卫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起着扩张本国的国际影响并巩固自己在全球领导地位的作用。为此，美国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角色以实现其全球利益，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全球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气候变化、水环境危机、贸易与环境等，目前全球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紧张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广，并且遍及全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甚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环境灾害的挑战。对美国来说，迈入21世纪后的安全环境比冷战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峻，不仅要共同参与解决传统安全问题，而且要处理大量新的环境灾害问题及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对美国而言，环境外交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气候外交涵盖全球、地区和双边合作，其重点在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重视操纵国际环境法和制度建设。如何在环境外交中实现国家和国际利益的同时，又树立国际形象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等问题，成为美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