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政治化

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复杂、多边和持续的政府间互动过程。美国“反气候变化政策”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带来挑战，使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蒙上一层阴影。但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向前推进，气候治理格局也正在发生相应变化。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侵蚀了气候工作，他派出一批美国外交官和能源高管参加此次波恩气候变化大会，颂扬“清洁”煤炭的奇迹，并誓言推动化石燃料的发展。来自200多个国家的特使达成气候谈判协议，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人士表示，由于缺乏来自发达国家的主导和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 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长期承诺，谈判有可能面临渐行渐远的危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减排问题的矛盾依旧存在。印度的污染水平比任何其他工业国都要快，它强调需要在讨论中加入“公平”二字，允许其不断扩大排放；中国试图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扩大履行承诺的余地。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新兴经济体希望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德国也承诺在2020年之前加大力度遏制排放，并扩大气候融资，这是全球努力减少污染的中心。气候谈判政治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大国博弈继续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主线。特朗普于201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与政策行动。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美国政府则制定了一张以《美国优先能源计划》为核心的政策网。特朗普对美国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一系列调整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深远影响。在波恩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上，美国国务院代理副部长朱迪思·加伯首次向联合国气候组织发表了美国官方评论，表示美国虽然打算尽早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会继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加伯的讲话没有提到煤炭，同时承诺帮助其他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是演讲中唯一提到的气候变化。

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澳大利亚等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拨款取代美国的资金，为欧盟在气候行动和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承诺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改变国家的生产模式，从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燃料中退出。非欧盟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宣布在由英国和加拿大为首的全球联盟下逐步淘汰煤炭。除了法国，新西兰、芬兰、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20个加入联盟的国家将逐渐关闭全球最大的空气污染源之一的燃煤电厂。虽然澳大利亚的碳足迹份额小，仅有1.3%，但是其在气候变化领域非常活跃。2014年澳大利亚在悉尼建立亚太雨林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防治森林退化并禁止砍伐。目前印度尼西亚已加入，并主办了2018年伙伴关系会议。(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是新兴大国携手推进气候变化谈判。印度和其他18个国家在可持续生物燃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30]，并发起了一个旨在扩大低碳生物经济的平台。南非正在推进《巴黎协定》的实施，2020年前的行动和之后的国家自主贡献旨在为全球解决气候变化的努力作出公平的贡献。南非水利和环境事务部部长埃德娜·莫莱瓦（Edna Molewa）敦促所有发达国家尽快执行2020年前的承诺，加大其雄心，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支持。她强调，“塔拉诺阿促进性对话”是否成功，对于提高2020年后的雄心和发达国家履行其2020年前的承诺至关重要。^[31]

最后是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影响力上升。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成为气候治理的主要领导者，比如，全球小岛伙伴关系（Global Island Partnership）高级别会议在波恩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召开，活动重点介绍了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小岛遭受气候影响的现状，以及目前在这些区域开展的气候适应和减缓工作。世界气象组织发展和区域活动负责人强调了气象部门在辅助灾害管理以及气候适应与减缓决策中的作用。气候风险预警系统（CREWS）是2015年巴黎气候谈判时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共同发起的，该倡议力争在2020年前筹集1亿美元的资金，向大约80个国家提供更为完善的气候风险早期预警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大会期间宣布启动“纽约森林宣言全球平台”（NYDF Global Platform），为提高政治目标、加快行动、建立新伙伴关系以及监控“纽约森林宣言”的实施提供了一个中央协调机制。该平台是由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团体共同创建的，其目标是到2020年前实现全球天然林面积减少速率降低一半，到2030年彻底终止天然林面积减少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