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主导气候外交决策机制

总统作为政治领袖在美国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于气候变化涉及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国防等多个领域，需要美国总统协调统筹。随着总统权力的扩张，总统在同国会争夺气候决策权的过程中摸索出了用行政命令推动气候外交和国内气候政策的路径。但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可能是双刃剑，既为积极的总统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又为消极的总统提供了破坏既有成果的渠道。

奥巴马时期，美国气候外交体制目标明确。总统个人性格通常是气候对外决策的重要推动或者阻碍力量。以奥巴马政府为例，奥巴马个人因素直接推动气候政策的调整。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主要想的是如何连任，第二任期主要想的是如何构筑政治遗产。奥巴马2009年上台伊始就推动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后在国会立法。2013年6月，奥巴马继续以2009年的“绿色新政”为基础颁布《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即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发电厂的碳排放，发展新能源，刺激新一代化石能源项目的投资；确立四年一次的能源评估制度；停止支持在海外用公共融资去建燃煤电厂；制定2018年后重型交通工具的油耗标准等。奥巴马政府紧扣议题，善于动员各方力量，营造政治空间和舆论空间。(https://www.daowen.com)

然而，特朗普政府时期，颠覆了气候外交的决策基础。特朗普及其团队对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化这一事实持否认态度，在其竞选网站上也没有出现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政策。特朗普曾十数次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消息，反复强调气候变化只是一个伪命题，并一再将气候变化与投资成本挂钩，认为应对全球变暖代价高昂，不值得为此付出。白宫官方网站已经删除了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改为“能源第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