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性能源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中国等国家国有能源公司投资美国天然气生产和管道建设存在人为的政治风险和法律成本。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推动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将会审查所有中美天然气生产合作项目。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规定，只有在中国公司拥有该合作伙伴关系的51%及以上权益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批准程序，这增加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建设天然气管道可能会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并经常干涉中国公司管道建设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谅解备忘录是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峰会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批准。

第二，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保守人士（商务部部长罗斯等）希望针对中国改变取消液化天然气终端的非自由贸易协定许可证。奥巴马时期开放了非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许可。如果特朗普取消相关许可，意味着对中国等非FTA国家的出口大幅度缩小。美国能源部等反对改变许可证的提议。目前特朗普政府对是否取消液化石油气LNG许可证存在争议。

第三，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增加了中美能源油气合作的困难与障碍。随着中美间贸易摩擦的产生，两国在2017年达成的一系列油气合作协议面临着暂停与破产的风险。2018年10月5日，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已完全停止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能源油气合作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https://www.daowen.com)

第四，是基础设施的不足与运输成本的增加是影响美国油气企业增加对外合作的主要障碍。首先是美国所有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端大部分位于墨西哥港湾。相对较远的距离和较高的运输费用使得输往中国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成本远高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此外，巴拿马运河和绕过南美和南非的天然气船运输时常出现断供问题。美国西海岸各州限制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建设，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因中美贸易摩擦而暂时搁置。美国还缺少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需要大量租用其他国家的天然气船队进行运输。其次是美国传统能源分布区域位于东海岸，尤其是得州等墨西哥湾地区的州出口石油天然气到中国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或者绕过南美洲，巴拿马运河有吨位限制且航路拥挤。因此，建立全产业链的油气合作成为中美双方企业的诉求，中国在运输船、液化天然气接受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可以为美国企业减少出口成本。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各州均表示支持中美石油天然气合作，应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西部各州油气资源的投资。

第五，中美双方企业合作不足，表现为美国对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了解不够，中国能源企业对美国中小能源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民企参与能源合作障碍犹存。中国民企如新奥集团（ENN）在建设再气化端口、签订进出口协议方面存在法律障碍。而美国天然气公司对中国液化天然气市场知之甚少，对中国天然气市场规模和潜力预估不足，同时也缺乏对市场主体的深度认知，尤其缺乏对中国天然气民企的了解。中美中小企业的天然气合作交流渠道仍不通畅，美国能源企业智库（如石油企业所等）和中国的相关智库也没有建立起合作关系。

第六，美国出于政治因素以及国家安全考量对于中国进行所谓的“技术转移”的防范同样不利于经济能源领域中美能源合作的正常展开。美国能源部要求主要美国油气企业提交相关报告以及证据，并借此说明中国对这些美国油气企业进行了所谓的“强迫性技术转移”。美国能源部认为通过“技术转移”，中国得以获取美国关键能源油气技术。为此，美国能源部将会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来自中国的“技术转移”。例如，美国能源部于2018年10月11日宣布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将美国民用核技术用于军事或其他未经授权的领域。通过政策限制以及审查措施，美国油气企业与中国企业政策的经济生产合作将被极大干扰，因此不利于两国在能源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