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推动与完善实施细则
2018年波兰顺利完成了囊括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透明度、全球盘点、适应信息通报、资金、履约等问题在内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2018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了2025年后气候资金承诺、技术转移、透明度框架、2023年全球盘点等方面，透明度框架涉及了对各缔约方每五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的减缓、适应和资金支持等内容。各缔约方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联系起来，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气候行动方面起引领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支持。此外，在经济方面强调国际合作，通过市场与非市场双轨制推动所有缔约方的行动落实，促进投资逐步偏向绿色经济领域。2018年卡托维兹大会不仅就如何推进和落实《巴黎协定》达成一致并制定了基本规则手册，而且还对各国未来提交的NDC信息、进展评估方面给予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指南。其中，通过每两年的报告和审查进展的一套共同指导方针，在增强透明度的行动和支持框架下，加强了国家间的气候行动参与度。[21]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使用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计算方法来估算温室气体排放值。[22]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解释数据收集的限制因素并制定改进计划。各国将首次能够在其透明度报告中列入在“适应”、“损失和损害”两个指标中的进展情况。此外，第一次全球盘点将在2023年举行，每五年进行的这一集体评估将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变化行动。本次大会扩大现有减排承诺的方法，为贫穷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方法，但在《巴黎协定》第6条关于在国际范围内管理碳市场的规则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NDC的共同目标日期方面难以达成一致，被推迟到下一次会议谈判。同时，会议还对诸如IPCC《1.5摄氏度特别报告》、塔拉诺阿对话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相关决议。2019年，气候进程焦点汇聚于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
此次大会是全球气候治理全面步入共同治理的关键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行动。15个国际组织承诺使其业务保持中立；C40城市联盟宣布与IPCC合作，确定《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如何适用于城市的气候行动；由英国和加拿大发起的“脱碳者联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从第23次缔约方大会（COP23）形成至今已汇聚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旨在加速发展清洁能源，淘汰传统煤炭的使用；世界银行集团和联合国所搭建的新平台“为气候投资”（Invest 4 Climate）旨在把国家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慈善组织以及多边银行集中在一起，明确气候投资机会，支持政策改革，吸引私营部门对气候行动投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联合发布《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巴黎协定〉实施行动计划》，共同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智库联盟，计划包括发展形势、减排方案、对接思路、各洲行动、治理机制五个方面[23]；国际体育机构与UNFCCC秘书处启动“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旨在规范体育界气候行动轨迹与推动宣传工作，扩展气候行动影响力。[24](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本次谈判中凸显的不同行为体的积极贡献。企业层面积极作出促进协定落实的承诺。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表示，到2050年将彻底消除其对碳的影响；壳牌承诺将短期碳目标与2020年的高管薪酬挂钩；“气候CEO联盟”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包括50多个总共创造1.3万亿美元收入的全球企业负责人，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实施碳定价机制，刺激低碳融资和投资，并制定政策工具，增加对低碳解决方案的需求[25]；全球时尚界共43家主要品牌、零售商、供应商组织等签署《时尚业气候行动宪章》，设定到2030年前总体减排30%，从2025年起企业和直接供应商淘汰煤炭能源等具体目标，并提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愿景。[26]
第三，本次会议中发达国家同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博弈互动从“零和博弈”向“猎鹿博弈”转变。“猎鹿寓言”意指“在无政府状态之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假如在无政府状态之中，存在利益和谐，那么不仅其中一个个体必须绝对理性，亦必须假定其他个体，也同样理性。如其不然，便不存任何理性预估的基础”[27]。基于这一情景推论出的“猎鹿博弈”本质上描述了博弈参与者在缺乏可信的合作保障机制的背景下，出于自身的自利动机和对他人的不信任而放弃追求最好的结果（猎鹿）转而追求次优的结果（猎兔）。气候变化等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即在国际环境保护过程中，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负责任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个国家拖延和破坏，都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环境安全。然而全球环境灾害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发生于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巴黎协定》突出的“自主贡献”以及自下而上的治理思路，其背后的网络化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对于不同国家自利和国家间不信任现实的认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次优气候治理成果的追求。顺着这一思路，传统上发达国家同新型发展中大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所导向的两个阵营的“零和博弈”也被更理性、更具现实意义的“猎鹿博弈”所取代，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更加务实地稳步推进。
第四，本次会议中全球减排进程的关注重点从以前强调排放责任转向强调贡献，各国的超理性动因被调动起来。责任的分摊很容易就将不同行为者导入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如上段所述的“零和博弈”本身就显示出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同的行为体出于责任规避的动机而撕裂了全球治理体系。相应地，《巴黎协定》后的“自主贡献”原则，特别是本次大会制定的一系列配套细则和指南建立了从增强透明度的行动到支持框架的一系列“绿色激励”机制。这一“绿色激励”机制有效地动员起了各参与者的超理性动因，各行为体的关注重点从责任的承担和规避到贡献的权衡和增减，有力地从正面推进了全球绿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