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视角

从社会角度看，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支持态度并不足够坚实，这导致美国的政客可以毫无顾忌地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利益排序来决定其气候政策，而不用担心在选举过程中遭到民众的惩罚。在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我们虽然看到了民众运动，但这种民众运动并未对国会和政府造成足够的影响，因为政客们已经认识到底层民众对气候的漠不关心。出于对减排可能带来经济损失的担忧，民众舆论一直缺乏对应对气候变化坚挺的支持，学界对于此种扭曲经济归因的支持更助长了美国社会思潮向不利于《巴黎协定》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传统能源产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加大力度游说政府退出《巴黎协定》。

首先，美国一直缺乏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民意基础，美国民意也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波动，因此对美国气候决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式不够稳定。美国民众2010年之前大多数怀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011年只有38%的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在天灾等因素推动下，美国民意逐渐认同气候变化问题，2012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极端气候现象第二严重的一年，有记录以来第15个最干旱的年份，美国遭受的气候灾害损失惊人。以“桑迪”世纪飓风为代表的气候灾害也让美国民众认识到美国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到2012年10月，有45%的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根据皮尤中心的统计，奥巴马第一任期的2009年只有57%的美国人认为地球温度上升有充分的科学证据；2013年7月，这个数据上升为69%，特别是40%的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较2011年之前有较大增长。但是美国这种民意对于气候变化存在不确定性，然而由于最近几年美国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媒体的发展，2016年美国耶鲁大学气候项目调查说明，目前仍有接近1／3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变化因素，仅有1／8（13%）的美国人明白全球绝大多数气候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一科学共识。^[18]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同程度随之下降。此外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声明中提及的俄亥俄州的扬斯镇、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都是将他送上总统宝座的重要城市，这些城市经济发展迟缓，但都是工业重镇，拥有广大的从事传统行业低技能工作的选民，这显示了特朗普利用该声明巩固其在工业城市的民众支持率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其次是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导致支持全球性议题的人口随之下降。根据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产阶级是全球化和全球性议题的传统支持力量。但是根据皮尤中心研究调查显示，1971年至2015年间，美国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人数增长了，中产阶级的人数从61%缩小到50%。与之伴随的是上层阶级收入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4%上升至21%，而下层阶级收入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从25%轻微增加至29%。皮尤中心发现，从1970年起到2015年，上层阶级家庭的收入增幅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幅更多。上层阶级家庭1970年的收入中位数比例为29%，到2014年增长到了49%。1983年一个上层阶级家庭的财产三倍于中产阶级家庭，到了2013年这一比值增长到了几乎七倍。^[19]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收入与上层阶级家庭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人口和财富能力下降影响了其对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支持程度。

最后是美国共和党智库传统基金会长期对气候变化抱持消极态度，知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是对美国政治政策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之一，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该基金会曾作为特朗普的智囊团为其总统选举备战，并在特朗普当选后积极介入其行政团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巴黎协定的后果：毁灭性的经济成本与几乎为零的环境收益”（Consequences of Paris Protocol：Devastating Economic Costs，Essentially Zero Environmental Benefits）的报告^[20]，报告认为《巴黎协定》与奥巴马政府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计划”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并严重影响国内就业，其后果可能导致：到2035年，美国共计损失就业岗位40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20万个；到203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共损失2.5万亿美元；到2035年，美国居民用电价格升高13%—20%，且每个四口之家的收入损失超过2万美元；并严重影响国内就业。传统基金会认为，即便美国达标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的形势也不会有明显好转，这将给其他排放国家带来“搭便车”的可能性。这些扭曲的经济解释直接影响了特朗普的气候政策。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背后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这些财团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过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