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维度

一方面，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巴黎协定》的软法特性为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和“违背”提供了可能性。国际社会仍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缺乏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来推进集体行动，全球在环境领域中的集体行动一直很难成功。^[1]华尔兹（Kenneth N.Waltz）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之中，人与人的个体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假如在无政府状态之中存在利益和谐，即不仅其中一个个体必须绝对理性，亦必须假定其他个体也同样理性。如其不然，便不存在任何理性预估的基础。”^[2]哈丁（Russell Hardin）认为，在国际合作过程中，许多国家一方面不断权衡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追求集体产品，但对自身利益的过度重视通常会损害集体行动的成效。^[3]奥兰·扬指出，在缺乏有效治理或者社会制约的情况下，理性和自利国家很难实现集体行动。^[4]而奥尔森的假设是，如果国家行为体是理性和自利的，那么集体行动也是共同的利益，但理性行为体并不总是选择集体行动来实现集体行动的成功。^[5]《巴黎协定》具有相当多的“软性”特征，除了设置了富有雄心的全球升温控制目标，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减排义务分配原则和体系的重构。《巴黎协定》以国际条约形式确认了所有缔约方“自下而上”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减缓合作模式，但却设定了相对松散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允许每一个国家从其自身国情和能力出发实施气候减缓、适应等行动。这实际上是将减排义务分配这一难题从多边层面下放到各国，取消了事先设定减排目标的顶层设计路径，转而允许各国‘自行领取’相关义务。”^[6]因此《巴黎协定》的法律效力较弱，有利于美国绕过国内批准程序，对美国奥巴马政府而言更具灵活性，但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其不履约的成本也相对较低。^[7](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美国外交目标的变化。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型。在逆全球化中，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等引发一系列新的结构性矛盾，对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提出了现实而紧迫的要求。在这一系列变化之中，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尤其是一个标志性逆全球化事件。特朗普在国际上强势展示了美国一意孤行逆全球化的决心和计划，试图用这种逆向的方式向其他国家宣告美国与特朗普本人的全球领导力。特朗普就任后，先是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到访欧洲时对北约事宜态度不温不火，又在新一轮财政预算中大幅削减对外援助与国际外交方面的预算，加上此次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利用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巩固自己“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立场。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英国脱欧等西方世界政治变局，导致西方对全球治理制度的修复能力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正在从全球治理外围向中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