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候政策总结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打破了传统上基于欧盟、“伞形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的气候治理格局，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但是欧盟等大多数发达国家依旧坚持《巴黎协定》并追求经济低碳化，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引领作用寄予厚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从治理边缘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领导力日趋彰显。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这一行为，凸显了总统个人对美国气候政策决策的核心影响力，气候决策正从国务院等其他政府部门转向总统。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决策行为是在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但是对其理论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此次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决策不仅是在总统个人的影响下做出的，其行为也受到了来自决策体制内其他力量的制约，如一些次国家行为体的反对以及即将到来的选举等的影响。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有其国际国内深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巴黎协定》缺乏有效约束力以及美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使得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更加符合特朗普政府执行其“美国第一”的施政目标；而国内的党派斗争及政府更迭等因素，又使得特朗普政府可借此举打击竞争者，推进其“美国第一”的执政目标。经济上，近年来美国的国内经济面临失业增加、竞争力下降、结构调整等诸多问题。退出《巴黎协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使得特朗普政府兑现其选举期间有关振兴美国经济的承诺。社会上，公众在对于气候变化议题上意见的冷漠分化、中产阶级的减少，加之如传统基金会等保守组织的影响，也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短期内特朗普个人因素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这也正是导致美国当前气候政策高度不确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政党政治和政治观念的影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是传统能源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在此背景下，美国气候政策回到“波谷”地带，实施消极的气候政策。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政策制定和实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气候政策的未来走向形成反制力量。特朗普气候政策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制：一是政治体制特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行政机构放弃履行全球气候义务的同时，多数最高法院的法官依然表示支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履行美国的承诺（见附录）。二是来自联邦和非政府层面的行为主体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既是特朗普政府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的压力因素，也是美国国内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直接行为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这些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大，也会对美国的气候政策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将面临来自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压力，其如何权衡将决定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气候政治的基调，并将对中美合作以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较大影响。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可能使美国经济短期内获益，但难以持续，会影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进程，并可能延缓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进，从而在整体上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1]
在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中国、美国和欧盟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重要且积极的力量。中国、美国和欧盟都具有突出的合作能力及合作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三者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推进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保守化趋势。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协定，未来协定的履约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此重要的历史关头，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何处？中国将如何发挥其作用？这已成为当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气候治理责任与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与灵活的空间。在美国气候政策趋于保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历史机遇和巨大的风险并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将在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得到提升，甚至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转折点；如果应对失当，中国既可能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也可能失去发展的节奏感，打乱自己既定的强有力的发展节奏。
基于此，中国的总体思路应该以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期间所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方略，以及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政策指引，明确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内涵和制定相应的行动方针；坚持引领并非领导，不需要全面出击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真空而单扛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旗。要坚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按照中国的国情制定行动战略，避免产生战略透支。面对全球气候治理赤字，主张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制，努力促成气候变化五国（方）俱乐部（C5）模式的早日成熟。较好平衡收益与风险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既能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也能防止中国失去自身发展的节奏感。
作为当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出现了相对的衰退与保守化的倾向，但前美国气候大使斯特恩（Todd Stern）认为，美国国会对未来框架的态度当然还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怎样美国也要走向清洁能源，2035年80%的电力将来自清洁能源，这是美国现在与其他国家一起谈判国际协议的基础。[2]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卡托维兹气候一揽子计划》纲领文件和《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这都深刻体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再平衡。考察全球气候治理转型进程，有利于把握气候治理的性质、行为主体、关键点和困境等，探索和发现全球气候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的重要新趋势，为2020年后的实施作出进一步安排。然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当前仍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多重标准、穷国边缘化、公平性不足等困境，有待后续气候变化大会逐一解决。面对全球气候治理转向共同治理的新形势，以及共同治理语境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困境，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把握共同治理动向，是科学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基础。基于气候变化谈判为中心的全球气候治理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变和持续的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进程，基于全球总体上减排有力承诺的缺乏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适应需求的相对轻视，各国、各地区、各个行为主体和利益攸关方需要认真思考全球气候治理新动向，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新贡献，从而确保《巴黎协定》得到最终落实。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利益攸关方的多元化，也反映出当下全球气候治理深层次的变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于传统化石能源以及相关产业的固执支持冲击了全球低碳进程。但是，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新政的有力推动者。这反映出了当下气候治理进程中顽固的反对力量的现实，但是也凸显了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联邦政府不妥协，州和地方各级正在取得的巨大气候领域的进步。来自40个州的300多名市长、州代表和官员参与“保卫美国（Elected Officials to Protect America）计划”，重申化石燃料生产和气候变化日益恶化的影响的威胁，减少生产和使用化石燃料，增加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和效率绿色新政的一部分。[3]虽然联邦政府采取了大幅度削减气候政策、科研预算，解散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机构间工作组（IWG）等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州仍沿着奥巴马时期开启的清洁能源路线走下去。美国政府总的气候治理投入下降，虽然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无需遵守其国家自主贡献（NDC）方案，但美国地方层级依旧参与城市气候领袖群、“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等非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多边治理减排框架。此外，美国境内碳市场与其他国家碳市场联结所产生的减排合作在《巴黎协定》下仍具可行性。[4]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既是一种以低碳为核心的大国竞争力的较量，也是以气候变化游戏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主导权力的竞争。从长期来看，美国不会因为国内体制的制约而放弃主导权力的争夺，而是在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并取得全球治理的主导权。
特朗普气候与能源新政的布局正处于展开阶段，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其实效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5]因此中国等新兴大国仍应该积极推动低碳发展，敦促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及时地关注其国内政治动态和经济发展成就。此外，中国还需要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便更好对接国际社会中的气候治理网络，进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