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及问卷调查分析
从笔者对华盛顿主要智库的专家和前官员问卷调查的影响均值（数值从0到3）来看，对于本次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总统个人特征（2.58），对于政策调整影响最小的因素为公共意见（0.94）。统计结果显示，影响因素由大到小分别为：总统个人特征（2.58）、化石燃料产业因素（2.33）、政党政治因素（2.31）、政治意识形态（1.94）、经济竞争力因素（1.91）以及就业率因素（1.14）、公共舆论（0.94）等。根据统计数据的方差，相关美国智库官员对政党政治因素（56.6）、政治观念因素（10.7）、美国重大战略优先事项的新思路（53.2）发挥的影响持较为接近的意见。不同因素在影响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调整排序方面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智库专家认为特朗普的性格对决策影响最大，同时特朗普决策行为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二是化石燃料产业利益集团在特朗普政府政策决策中的地位上升。三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分歧日趋明显，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特朗普决策过程。四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和保守智库倾向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影响较小。五是公众意见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最小。六是美国决策圈和相关智库对气候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
图6.1 影响特朗普气候政策因素排序
图6.2 特朗普气候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歧排序
这些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美国总统气候政策权力的扩张与决策性格共同塑造了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智库专家和前官员认为特朗普性格对决策影响最大，同时特朗普的决策行为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特朗普决策性格”的均值与方差都排在第一。总统个人性格特征对其政策的影响被视为最重要因素，这也是特朗普上任多年以来实施政策的特征所定义的。另一方面，与对特朗普个人性格影响的看法不同，智库专家与前官员并不看好特朗普政府决策团队在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力，其均值排名为第七，但是其方差排在第三位，可以看出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决策团队的影响力的认识差异较大。正如美国学者所强调的“特朗普决策特征的不羁表现在对于传统政治规范及各种政治制度和规矩等，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进行各种挑战，制造麻烦”[1]。当然，这种性格特质在对待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问题上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其敢力排众议撕毁《巴黎协定》的原因之一。另外，特朗普的商人出身背景使其性格中有着鲜明的“商人思维”，这种思维是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涉及其政策倾向，则以重利为特点。正如有评论指出，“特朗普的政策以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获得为主要目的，而对全球性秩序、公益、美国国家形象及权力权威等需求则退为其次”[2]。
第二，化石燃料产业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上升，但同样存在较大争议。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增加就业、实现能源独立可谓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石油、煤炭、天然气企业为美国共和党选举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捐赠，支持共和党选举的传统产业诸如穆雷能源公司等煤炭矿业公司也不断推动退约行动。因此，特朗普希望“退出”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改善美国经济的现状，他认为传统能源和传统产业的发展能够大大增加美国的就业，而提升美国的经济和就业是特朗普通向连任之路的重要保障。但有趣的是，与经济相关的其他两项“经济竞争力”及“就业率”均值排名仅为第五和第九，方差分别是第八与第七，这反映了专家在经济竞争力和就业率对特朗普气候政策调整的影响程度较低这一认识上态度相对统一，也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美国经济逐渐复苏背景下对该问题的乐观态度。
第三，政党政治和政治观念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影响保持稳定性。问卷调查发现，智库专家和前官员在政党政治与政治观念影响政府决策的观点上比较一致。政党政治与政治观念在均值中分列第三和第四，其方差分别排在第五和第十，说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无很大的差异。美国气候政策不仅缺乏两党的政治共识，而且日趋分化，皮尤中心的一项民意测验报告显示，不同党派对气候变暖有分歧，其中民主党有81%的人同意，共和党则为58%。然而，共和党只有24%的人愿意将气候变暖归咎于人类的活动，而民主党是54%，独立派有47%。1998年，两党在看待气候是否已经变化的问题上没什么区别，而到2008年3月，两党的差距已经扩大了30个百分点。2010年10月，皮尤中心在一项测验中提出一个问题：全球变暖有确凿的证据吗？对此，79%的民主党人表示肯定，而共和党人只有38%。[3]
第四，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保守智库倾向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排序靠后，且分歧不大，这两项因素均值分别排第六和第八，方差排第六和第九。特朗普在竞选宣言中的施政承诺和目标，以及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美国优先”为指导的施政纲领代表了其更加保守的战略调整，这些因素在智库专家看来并不是真正可以左右特朗普气候政策的最重要原因。(https://www.daowen.com)
第五，智库专家认为公众意见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最小，不过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该项均值排在第十位，方差排第四。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并不一致，且受到气候灾害变化的影响大。美国公众的环保意愿成效有限，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力度越大，民众的经济担忧就越强，这种担忧很容易转化为反碳税政治思潮。[4]政客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决定气候政策议程，2016年以来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即是很好的印证。
第六，华盛顿智库专家和前官员对气候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下降了。美国智库曾经提出跨国环境问题涉及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环境问题（如雨林消失、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会造成政治不安全。马修斯认为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即自然资源、人口和其他环境变量将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巨大影响，继而成为政治稳定的潜在杀手。[5]但如今美国相关智库专家和官员对气候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下降，这在特朗普政府人员组成上已显露端倪，环保和气候领域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反对环境管制的，污染工业复合体正在环境和气候领域形成垄断。对比笔者2011年和本次问卷调查结果，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华盛顿的智库专家和前官员对气候安全议题的关注度处于高点。2011年关于气候变化直接带来的影响方面，粮食短缺、水资源短缺和自然灾害等的均值都在2.0以上。而到了2018年，这些因素并未出现在排名前十位之中。
综上所述，从以上的调查研究可知，美国的智库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主要受到特朗普个人性格、化石燃料产业、政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保守智库与公众意见等因素被认为对其气候政策的影响较小。此外，将本次调查与2011年的调查相比较，可以明显发现，华盛顿智库专家和前官员对气候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出现了下降，这与美国对于气候议题态度的保守化是密切相关的。
【注释】
[1]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7页。
[2]赵树迪、黄任望：《“特朗普特质”与中美关系前景初探》，《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0页。
[3]Brian J.Cook，“Arenas of Power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making”，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38，No.3，2010，pp.65—472.
[4]James Everett Hein&J.Craig Jenkins，“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Lack a Global Warming Policy？The Corporate Inner Circle Versus Public Interest Sector Elites”，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26，No.1，2017，pp.97—117.
[5]Jessica Mathews，“Redefining Security”，Foreign Affairs，Spring 1989，pp.16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