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利益

虽然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在不同的政府时期具有明显区别，但几乎没有人敢否认美国的环境外交具有浓厚的国家利益色彩，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认为，美国要把推进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24]

首先，环境恶化会危害美国的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美国学者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环境问题（如雨林消失、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会造成政治不安全。杰西卡·孟修斯（Jessica Matthews）在经典文献《重新定义安全》中也认为，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即自然资源、人口和其他环境变量将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巨大影响，继而成为政治稳定的潜在杀手。^[25]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则进一步考察了环境恶化与政治冲突的相关性，指出环境恶化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南北的不平衡，从而可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6]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指出，跨国问题如环境破坏、资源匮乏和人口剧增等，皆具有近期和长远的国家安全意涵。^[27]2002年美国威尔逊中心出版的《环境变化与安全报告》更直接地将以下变量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了一起：酸雨、生物多样性、森林采伐、生态资源的匮乏与压力、温室效应、自然灾害、核废料、人口过剩、海面升高、土地退化、臭氧层、可持续发展、跨国污染等。^[28]

在环境恶化造成的地区政治不稳定从而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显著影响的地区中，中东最为突出，其水资源、石油资源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纷争对恐怖主义推波助澜，从而间接加剧了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怨恨。在里海，能源安全和环境的恶化对美国的外交构成了困境：能源的开发必然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而环境的损害必然会损害两国的关系，从而对美国维护原苏联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对伊朗的孤立大为不利^[29]，这就驱动美国在展开一些传统外交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开展环境外交。美国政府还意识到全球变暖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新的威胁，这不但会放大一些资源枯竭地区的冲突和动荡，还可能增加原本稳定地区的紧张关系，甚至还会对人类的能源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因此把气候危机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并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脆弱地区的援助成为增进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途径。(https://www.daowen.com)

其次，环境问题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霍普古德指出，美国跨国公司正在积极争夺国际环保贸易和技术市场，而美国政府出于保护其商家在全球建立消费群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不断努力促进多边环境贸易合作，并在许多相关的环境领域内投资。^[30]美国政府意识到无论在世界哪个地区，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国际环境保护议题都与贸易问题紧密相关；而跨国公司也很容易想到对母国政府施加影响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美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常常体现出跨国公司的政策立场。^[31]美国的环境外交对经济利益的重视在注重环境发展的克林顿政府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在其《环境外交报告》中指出，美国有责任为全球变暖采取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必须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相协调^[32]，因此一旦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取经济利益，舍环境利益，这一点从美国对《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态度上就可略知一二。^[33]

奥巴马的气候新政也脱离不了经济的考量，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其首要任务可能是将“绿色经济复兴计划”付诸实施，通过向新能源经济转型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特别是其提出要建立1 50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研发基金”，希望借此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奥巴马的构想，建立更清洁的能源结构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溢出效应遍及经济、工业、生活各个方面，若运用得当，足以成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克服金融危机的良药。而美国民主党的重要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在2008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政府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加大投入，是支撑衰弱中的美国经济和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的最佳方案之一。这种投资有助于使经济朝着低碳、更少依赖石油的方向转型，并在中长期提供很大的收益。^[34]在2008年底的7 000亿美元救援方案中以及奥巴马更为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都包括了低碳经济、替代能源以及碳储存和碳捕获的免税方案，国会议员认为，美国经济也许可以通过能源多样化和提高效率进行转型，这也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