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施治与辨证论治

1963年，我跟随胡希恕先生完成为期半年的期中实习。期间胡老无授课任务，每周上班六个整天，故收获颇丰。抄胡老手稿时，发现有“辨证施治”，也有“辨证论治”。于是问胡老，哪个说法对？答曰：“都对，在我这里应该是辨证施治，你们跟着讲义说，应该是辨证论治。”又说：“辨证施治是进行式，辨证论治是讨论式。你们还在那里讨论呢，我这里已经施治完了。你们就随讲义吧。”时光流转，已过去五十多年。中医基层工作者要培训，毕业生要实习，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翻开新书《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书内用的仍是“辨证施治”，提醒我有必要再认识这个问题。

教材讲“辨证论治”是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立法选方，据方议药。《辞海》谓：“论者，有讨论、论证、选择之意。”“论治”的核心是，运用《内经》的脏腑理论、五行学说、病因病机及治疗法则，进行辨证治疗。其结果是医生自己造一张处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处方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要工作很多年，才能取得自己的经验，难怪有“看病要找老中医”之说。师承传授有其局限性，有些经验很难重复。胡老称其为医经理论体系，当然要用“辨证论治”，教材就是如此教的。

胡老讲辨证施治是于罹病人体一般的规律性的反应基础上，而更适应整体的、讲求通治常见疾病的大法。它的程序是：罹病人体的证候反应→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再辨方证→抓主证，进行“方证”治疗。这是有别于医经理论体系的经方理论体系。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有是证就必用是方，不管它是西医的什么病，就可以“一方治多病”，达到“异病同治”的目的。

《辞海》谓：“施者，有给予、实行、用之之意。”“施治”时，既然辨方证准确，随即处方治疗，不必再进行讨论。故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用“主之”，有123次之多，“宜”有40次，“可与”有24次，“不可与”有16次，“不得与”有2次，“当服”有1次。仲景有云“随证治之”（16）、“以法治之”（267）、“以法救之”（244）。六经病的标题是“辨某病脉证并治”。“并”者，有合并、一齐、兼并之意，如“二阳并病”（220）、“太阳与少阳并病”（142、150、171）。“并联”“并列”“并发症”及“合并症”等，都是并列关系，有“并驾齐驱”之意。仲景没有考虑、化裁、以冀、斟酌、讨论之言。以上就是辨脉象及证候之后，直接用方证进行治疗之明证，如桂枝证、柴胡证、白虎证、四逆证等，胡老称之为“辨证施治”。

胡希恕先生断然指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经方理论体系与医经理论体系，都是源远流长，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用《内经》的理论作依据，解释《伤寒论》的经方，是不合适的。”“经方理论用辨证施治，医经理论用辨证论治，我看是适合的。”对此，作者有如下的讨论，与同道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