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文化传承中的文化变异
事物总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发展，每一个存在在时间的流动中都会发生变化，图腾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会产生变异。原始社会时期的图腾信仰经过历史的洗涤，隐藏在汉画像中的图腾文化残余已经改变了其原始面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两汉四百年文化传承中发生的变化，在汉画像的部分图像上可以得到体现。部分带有图腾神话色彩的汉画像继续透露着神秘感，而有些却已经传达出另一种文化内涵。
（一）始祖神——仙人
大概从西汉末到东汉末是伏羲女娲在史乘上最活跃时期，正如上文所述，伏羲女娲作为人类的始祖神是备受汉人尊崇的。然而，即便盛行于两汉的伏羲女娲信仰亦在文化传承中发生了变化。正如学者刘惠萍所说：“伏羲、女娲在汉代墓葬建筑物中位置的变化，也反映出伏羲、女娲在不同时期，其神性职能的改变。”[187]
据考，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来看，伏羲、女娲的形象较早出现于祠堂画像中，如图3-25，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并交尾，正是“规天矩地”的创世神和“繁衍人类”的始祖神的象征，此时伏羲女娲是最高神。而到了东汉中期以后，伏羲女娲的形象就较少出现于祠堂画像中，而是多出现于一般的墓室壁画上，且多被绘制在墓室的藻井之上，象征着主宰东、西及阴阳的神灵；或被刻绘在墓室中的墓门或门柱上，以驱鬼辟邪、保护墓主灵魂平安的保护神的角色出现（如图3-22）。伏羲、女娲神职地位的下降，与西王母信仰的盛行有关。东汉晚期，西王母和东王公的题材在墓室中被大量应用，西王母跃居为最高神以后，伏羲、女娲多以围绕在西王母（或东王公）身边的仙人身份出现在以西王母为代表的仙人世界中，伏羲、女娲的神职已经大大减弱。如山东省滕州市东寺院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刻画的就是伏羲、女娲与西王母的画像（如图3-35），画面分为五层：第一、二层，西王母正中端坐，伏羲、女娲交尾侍其两侧，左右有众多人物端坐在两旁。第三层，从左至右是一对凤鸟昂首对立，二神兽及玉兔捣药，并有两个仙兽持物对立。第四层，中间刻一人抚琴，身后四人端坐，面前有六个人躬身坐。第五层为车马出行图。而伏羲、女娲与东王公组合的图像如上文图3-23所述。
图3-35 山东滕州东寺院出土 西王母·抚琴人物·车骑出行画像
（二）鬼神信仰
人们对于神的信仰早在原始社会的混沌岁月里就已经开始了，如图腾文化的产生就是由于原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产生以及生老病死等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才有了“万物有灵”的原始意识和思维方式，继而表现在原始人头脑中的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在恐惧、疑惑中产生对神、灵魂不灭等愚昧的信仰崇拜。但即便是愚昧的迷信思想，却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其实，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观念本就是原始人的宇宙观。“事实上，神或灵魂的存在是古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反应，是人们求得生存、抗拒死亡、渴望生命延续的理想与愿望，是把神灵、鬼魂与人自身的生命、思想与情感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188]当人类的先民产生死亡意识之后，就开始创造某类与死亡相反的叙事，即升仙，以便来面对死亡。基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图腾文化与鬼神信仰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却又有一个共同的集合。鬼神信仰不能说是从图腾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图腾文化在传承中会向鬼神信仰方面发生变异，而这些变异很好地体现在汉画中。
秦汉时期，尤其是汉代，人们不仅相信神灵的存在，而且受到道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迷信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把神、仙、鬼和人联系在一起，创造出诸多的神界、仙界、人间和阴间相联系的，鬼神主导人生命、观念的迷信思想。如上文所述，汉画像中的龙图像和鸟图像，它们在作为“引领亡魂返回墓中或指引其升天”的图腾神时，亦是帮助墓主升仙的驾乘工具，而伏羲、女娲作为人类的始祖神，在其神职发生变化后，亦有驱鬼辟邪、保护墓主灵魂平安的保护神的意义。
汉代承继了商、周的观念，认为鬼神有异于常人的能力，能支配生者的吉凶祸福。天神较公正，然而人鬼难缠，一般人所以崇祀鬼神，基本上是希望能因此获得鬼神的福佑，而免遭祸祟。活着的人为求福避祸，因而便形成了许多与鬼神有关的习俗。“汉画中的怪异画表现了人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驱傩图像则传达了人的这种恐惧，表现了处处求祥瑞的避凶趋吉的心态。”[189]傩祭为岁末驱除鬼邪之大祭，周朝时便已经开始了。《周礼》《礼记》中曾有记载。汉代的傩祭承自周代，《后汉书·礼仪志》中详细记载了汉代的祭祀仪式。汉代的岁末大傩，是由主持其事的方相氏戴上带有四眼的金色假面具，然后蒙上熊皮，上衣为黑色，下衣为赤红色，手持戈盾率领十二位穿有毛角兽形衣的人，一起歌舞欢呼，最后并以火炬驱逐瘟疫和鬼怪出门外。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上，画面共分四层，其中第三层画像上有一熊状怪物（如图3-36），手足均拿着兵器。“有人说他是方相氏。这个场面是进行大傩。”[190]
图3-36 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局部
（三）祥瑞吉祥
汉代的鬼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一种吉祥文化，突出辟邪求吉的一种吉祥观念，神灵鬼怪在汉画像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意识，而是驱邪避灾的符号表达，是崇尚祥瑞的象征。崇拜鬼神、祭祀鬼神的目的本就是为了祈求远离灾难和厄运，祈愿得到吉祥和福寿。因此，汉画像中除了一些神怪画像之外，还有一部分祥瑞画像。
根据李发林先生在《汉画考释和研究》一书记载，汉画像中的祥瑞画有凤凰、龙、
荚、神鼎、狼井、六足兽、玉英、银瓮、比目鱼、白鱼、比肩兽、比翼鸟、玄圭、璧流离、木连理、赤罴、玉马、泽马、白马、巨畅、麒麟、河精、三足乌、九尾狐、白鹿、嘉禾、甘露、白虎、玄武、白象、朱雀、玉女、金胜、芝英、白雉、白兔。[191]有关祥瑞的文献记载，《艺文类聚·祥瑞部上》中说：“圣王用民必顺，使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薮。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192]《墨子·非攻下》云：“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天赐武王黄鸟之旗。”[193]《山海经》中亦有关于祥瑞的记载，《山海经·东山经》曰：“又东南二百里，曰钦山，多金玉而无石。……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牙，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194]《山海经·南山经》曰：“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95]《山海经·西山经》曰：“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196]《山海经·海内经》曰：“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197]汉画像中表现祥瑞的图像亦有许多，简单列举，如邺城市高庄乡金斗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如图3-37），西王母正中凭几而坐，两侧有男女侍者持便面跽侍，下有九尾狐、龙、虎、玄武、神鹿及其他祥禽异兽，表现出西王母的仙界景象。上文图3-7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墓室顶部画像“展现了引魂升天、吉祥永生以及镇墓辟邪这三大内容”[198]。这三大内容都包含了祥瑞题材在其中。
图3-37 西王母·九尾狐·异兽
在汉代，祥瑞图跟谶纬神学有着莫大的关联，表现为一种征兆和预示。皇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帝王关系着一国的社稷和安危，帝王的言行是天意的体现，而祥瑞就是上天对帝王行为的反馈和天命的体现。《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199]《艺文类聚》引《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顺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
荚起。德至鸟兽，即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见。德至山陵，即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车，泽出神马。德至渊泉，即黄龙见，醴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风至，钟律调，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即萐蒲出庖厨，不摇自扇，于饮食清凉，助供养也。”[200]祥瑞征兆无意中也在帮助帝王巩固政权，帝王有帝德、有德行便“天降祥瑞”，《汉书》《后汉书》《春秋繁露》《白虎通》等汉代书籍都详细记载了祥瑞思想。祥瑞思想连同君主感生神话，一起为王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做文化铺垫，武梁祠的祥瑞图即表现了这种“流行于汉代、将某些特定自然现象解释成上天意愿的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方式与汉代建立在天命论基础上的政治体系息息相关”[201]。
“汉代画像中的吉祥画像是一些散漫不定的图像，具有多义性的特征，一个吉祥画像（或符号）可能同时表达几种吉祥含义或表示一系列的吉祥征兆。”[202]在神仙灵异画像中，这些祥瑞元素自成一体，通过各种组合象征仙界的意境，如上文图3-37所述西王母仙境画像。在升仙图中，这些祥瑞元素多伴随在升仙者（墓主）周围，或作为引导升仙的工具，是天界或仙界的标志，如上文图3-7所述卜千秋墓室顶部夫妇升仙画像。在墓门上则具有驱邪避灾的作用，如1981年7月陕西省绥德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门楣正中刻有一羊，表吉祥，羊两侧有两羽人骑鹿飞奔，鹿下有朱雀、飞鹤，鹿后有奔腾的天马，马下为博山炉，门楣两端分别有日、月、朱鹭衔鱼；墓门刻铺首衔环，铺首上有朱雀，下有翼龙、翼虎；墓门左、右立柱上刻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下刻执笏捧盾小吏，小吏身前各竖刻一鱼。整幅画几乎全为祥瑞（如图3-38），伏羲、女娲、铺首、吉羊、龙虎在此均表示驱凶避邪。
图3-38 陕西绥德墓门祥瑞画像
（四）图腾神话——政治神话
王增永先生在《神话学概论》一书中讲过：“氏族为何要信仰图腾，图腾能给氏族带来什么益处……后期出现少量的超自然物的文化形象图腾，如龙图腾。”[203]汉代为何要崇拜龙，无非是因为汉高祖乃龙之子。《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04]高祖刘邦出身低下，为了合乎正统称帝，刘邦把自己渲染成为龙子，这样便“天命所归”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从此龙成了汉民族的图腾，亦是代表皇帝的个人图腾。米尔恰·伊利亚德说：“每一个神话，不管其本质如何，都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从前的事件。”[205]图腾神话在文化传承中已经发生了变异，在此时已开始为政治神话服务。
感生神话是图腾神话的一种表现，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它起初所反映的是原始人类的生殖观念，然而当人类对两性生殖过程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感生”便成为带有神话色彩的奇迹，从而有了神化祖先的政治文化功能。感生神话主要诞生在两种人的身上：某氏族或部落的始祖，或某国家的开国君主，即君主感生神话。当感生神话以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活动为主题时，这种感生神话便成为政治感生神话，这是图腾神话在文明时期发生的带有文明标志的变异。“从性质上讲，它（感生神话）只是秦汉以及先秦帝王符瑞神话的变种……所以从本质上讲它是政治神话，对其王朝的存在具有强大的神权支撑作用。”[206]
图腾神话发生的变异（政治神话）不是偶然的，它是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大时代背景下现实需要的产物。对于神化自己民族（部族）的始祖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英国功能派人类学代表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的功能，乃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207]冷德熙在《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一书中对“政治神话”的定义是：“所谓政治神话……它是阶级社会中怀着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人们（即使是个别也采取匿名的方式），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如要使汉帝禅让天下于贤人，或王莽代汉等），借助文化传统中的宗教思想和神话传说资料而造作的虚构性诸神故事。”[208]可见，图腾神话走向政治神话或政治利用图腾神话，是现实政治需要的产物，这种文化变异的目的就是建立和维持政权。《史记》记载，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其母感蛟龙而生，东汉光武帝亦是“感生帝王”。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有赤光照入室中。光影如龙似凤，其母诞下光武帝”。汉代开了政治神话的先河，在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辽、金、明、清等朝代都有君主感生神话。“感生”会给君主的身份带来神秘感和神圣感，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君主的出身，抬高了君主的历史地位，增加其神权性。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关于中心人物的神话，这会替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打上“天命”或“顺应天理”的正义标签。因此，政治神话在政权建设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统治者变相利用图腾感生神话来逐鹿天子宝座的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