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功能探析

四、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功能探析

神人操蛇肖形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130]，它的形式背后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研究发现，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趋吉避凶”上。趋吉避凶的思想来源很久，商代的卜筮风俗便包含着强烈的吉凶的观念。至周代，吉凶观的体系在《周易》一书中形成。王振复说：“《周易》巫术不是没有‘理想’的，不过它所提供的‘理想’蓝图很实际、很实在，即‘趋吉避凶’而已。”^[131]汉代，受到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祥瑞学说、打鬼与升仙长生思想以及东汉“谶纬神学”的影响，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内心生了根发了芽，直至今日仍保留着。

（一）避凶功能

除了种种实用功能之外，印章还具有避凶的功能。汉代的“黄神越章”及相关辟邪印就是为了避凶的目的而制作的。晋代葛洪《抱朴子·登涉篇》详细地记载了这种印章的使用和功能：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昔石头水有大鼋，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为鼋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吴有道士戴昺者，偶视之，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良久，有大鼋径长丈余，浮出不敢动，乃格煞之，而病者并愈也。^[132]

这则记载说明了“黄神越章”印是专为避凶之用，并指出了黄神越章印的使用方法。其一，用于进入山林佩带在身上，可以避虎狼和山川精怪；其二，以封泥的形式进行作法，以驱恶除鬼。这告诉我们封泥除了表示信用和封存物品之外还有驱邪的功能，这一功能仍是从其“禁锢”的意义上生发出来的。此外，汉代“黄神之印”“黄神使者印章”“皇天上帝制万神章”^[133]、“黄神越章夫帝神之印”等印也都是驱邪专用印（见图9-45）。

以印避凶是一种巫术行为，反映出在汉代存在以印作法和以印避凶的风俗。汉代每逢五月五日，人们就于门户上悬挂五色桃印驱邪。《后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134]李贤注曰：“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魏除之也。”^[135]以印辟邪取自印章“禁锢”的功能，古代文书的传递和私人物品的存放都要封之以印。正如《抱朴子》所说的用封泥作法以镇邪驱魔。

辟邪是古代印章的一种特殊功能。肖形印也有避凶的功能，神怪类题材（神人抱斧、方相氏、禺彊、伏羲、夸父等）、神兽类题材（龙、熊、鹿、龟、麒麟等）和四灵类题材的肖形印都为了避凶的目的而制作的。学者关于肖形印的功能多有探讨，有人认为肖形印是远古图腾制的孑遗，认为肖形印是由图腾演变而来。^[136]早期肖形印中的形象以各种动物为主，在艺术风格上与商周青铜器相似。《尊古斋集印谱》收录有几枚早期肖形印（见图9-46），其图像风格与西周铜器纹饰相近，据考为西周时期遗物。^[137]可以看出，龙纹、鸟纹、兽面纹肖形印与古代的龙图腾、鸟图腾以及神兽崇拜有关。图腾是原始氏族的标志，他们认为这种标志与整个氏族有血缘关系。因此，图腾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相信图腾能够帮助他们避免一切的凶恶，带来好运。

1．来自操蛇镇墓兽的启示

战国至汉代的操蛇镇墓兽对于研究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功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操蛇镇墓兽往往一手操蛇，一手执斧。从蛇与镇墓兽的关系来看，蛇显然处于一种被控制的地位。镇墓兽的功能是震慑鬼怪，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孙作云认为，这一时期的镇墓兽是对地下主神“土伯”的刻画，并认为“土伯”即“后土”。是大禹的化身。他说：

我认为镇墓兽和土伯有极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同一物。首先，二者同是镇压墓中的鬼怪，保护墓中的死者。其次，二者的形状极相似。镇墓兽有长鹿角，兽头，身似人。其三，镇墓兽有的作人面形，这是因为它的前身是禹，本来是人。^[138]

操蛇镇墓兽的意义和功能很明确，即防蛇驱鬼，保护阴间安宁。蛇在操蛇镇墓兽中有两层含义。首先，操蛇就是防蛇，即防止蛇对墓主人尸体的侵扰。古人采取了多种方法来保护死者的尸体不受侵害，其中随葬玉饰品便是典型的方法。玉在古人看来不仅是通天的礼器，也可以有长生不死的神奇能力和预防尸体腐烂的特殊作用。河北满城汉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等都出土了金缕玉衣，它们是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古人相信玉衣可以使尸体不腐，起到了保护尸体的作用。《抱朴子·对俗》曰：“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139]同样，随葬操蛇镇墓兽也是对尸体的一种保护措施，目的是防止蛇钻进墓主人尸体。其次，蛇是整个阴间的象征，操蛇镇墓兽的功能便是镇守整个阴间，驱鬼辟邪。长沙马王堆帛画表现了一个微观的宇宙。多数学者将帛画分为三个部分，即天上部分、人间部分和地下部分。然而巫鸿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见图9-47），“不过，从纵的方面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四个部分，被三个平行的‘地平面’分开。作为帛画的内部分界，这些平面界定了不同的存在空间（realms of beings）”^[140]。这四部分分别为天界（heaven）、轪侯夫人肖像、献祭、地下（underworld）。从图上可以看出，“该部分中的所有形象，包括两条大鱼（水的象征）、站在鱼背上的中心人物（土伯？）、蛇（地府之物），及画面下角的一对‘土羊’，都说明这一空间是阴曹地府”^[141]。在这里，蛇被看成了是阴间（地府）之物，也就是代表了整个阴间。那么，这里“操蛇”的功能便是防蛇驱鬼，保护阴间安宁。

操蛇镇墓兽对于研究神人操蛇肖形印功能的启发在于：其一，蛇的地位。操蛇镇墓兽和神人操蛇肖形印中的蛇都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它们被控制和利用。其二，蛇的象征意义。操蛇镇墓兽中的蛇是鬼的象征，阴间的象征，而熊操蛇肖形印中的蛇也存在这种象征意义。它们是打鬼驱傩仪式中方相氏所打之鬼的象征。因此，二者在功能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2．巫觋避凶

巫觋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在先秦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原始巫术宗教观念受到人们的质疑，巫觋的地位开始下降。尽管如此，南方楚文化保留了大量的神巫色彩。楚文化对汉文化深有影响，其实“楚文化就是汉文化，楚汉不可分”。^[142]因此，汉文化仍旧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这正是汉代艺术的灵魂。^[143]在楚汉文化中，四方和天上、地下世界都是极端危险的，《楚辞·招魂》云：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脢血拇，逐人些。^[144]

然而，汉人并没有被这种极端恐惧所征服，而是创造了种种与打鬼避凶有关的风俗。巫觋常常充当交流人、神的中介，从事着趋吉避凶的工作，在汉代宫廷和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

“执杖操蛇”体现了一种辟邪的观念。肖形印中巫觋所操之“杖”为“桃木杖”。高诱注《淮南子·诠言》云：“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145]在汉代的大傩仪式结束后，公、卿、将军、特侯、诸侯等官员会收到黄帝赏赐的苇戟、桃杖等物用于打鬼辟邪。古人认为桃木有辟邪的作用，故巫师多用桃木做的法器。庄子曰：“插桃枝于户，童子不畏而鬼畏之。”《太平御览》九六七引《典术》：“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着门以厌，此仙木也。”^[146]“桃之精”应指的是神荼、郁垒二神，传说二神在大桃树下守护着“鬼门”，以防止恶鬼出来危害人间。《论衡·乱龙篇》载：“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神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147]巫术的目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趋吉避凶”的巫术，一种是“恶意攻击”的巫术，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白巫术”和“黑巫术”。^[148]显然，执桃木杖的巫觋施行的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巫术。

执杖操蛇肖形印没有两蛇相伴，而是一手操蛇，一手执杖。操蛇图像中也有一手操蛇，一手操其他器物的。常见的有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纹饰上的执戈操蛇图像，战国和汉代的操蛇镇墓兽也有一手操蛇、一手执斧者。这类图像的意义很明确，戈、斧均是武器，人蛇关系似乎不是亲密的，而是一种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人处于上风。因此，这类图像的意义和功能很明确，即是防蛇驱鬼，保护阴间安宁。受此启发，桃木杖对于蛇也有镇压的意义。

驱傩仪式是汉代最为重要的辟邪风俗，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中常有表现。方相氏是驱傩仪式的核心角色。在汉画中，方相氏大都以熊的形象出现。洛阳烧沟61号墓墓室后壁绘有一幅大傩图，图中描绘了一位熊耳方相氏（见图9-48）。他手足皆作兽形，遍体有毛，左手执一长柄戈状武器。该墓前后室隔梁前壁的梯形雕绘花砖表现的也是大傩的情景（见图9-49）。图中间有一位体态肥硕、面部似熊的怪人，“无疑也是头戴铜制面具的方相氏”^[149]。在其两侧三角形花砖上，各绘二熊执一璧。两角各绘一手、脚呈兽足形的怪人。汉代的驱傩仪式是一种特殊的“象人舞”，首领方相氏蒙熊皮，执戈扬盾，率领十二神兽和一百二十侲子，载歌载舞。

前文已述，“熊”操蛇是汉代驱傩仪式的表现。“熊”是黄帝的化身，也就是在驱傩仪式中的方相氏；“蛇”是被打之鬼的象征。“操蛇”者，一方面蛇是巫觋们沟通神人的工具；另一方面蛇处于一种被控制的地位。“熊”操蛇肖形印反映了汉代的辟邪风俗。

肖形印形体较小，重量较轻，且都有印纽，主要用于佩带。佩带肖形印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避凶。神人操蛇肖形印刻画的是神怪和巫觋肖像，将它们佩带在身上能对凶恶的事物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二）吉祥功能

印章不仅有避凶的功能，也有吉祥的功能。吉祥是最终目的，避凶是手段。吉语印是一种吉祥通用印，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肖形印在某种程度上是吉语印的图像表达。王伯敏《略谈肖形印》一文说：“汉印之中，本有‘日利’‘长乐’‘日入千石’等吉语印，而‘肖形印’这一形式，可能便是这种吉语印的形象化的发展，如前面所述的‘麒麟印’。故‘肖形印’所刻的形象，或许都有某种吉利的寓意。”^[150]温廷宽也说：“有些（肖形印）象征着吉祥、美的品德的各种图画，不一定代表本人而代表某种理想，和吉语箴言印差不多，当是图腾的间接引申。”^[151]人们通过佩带肖形印，希望传达一种吉祥观念。

1．祥瑞观

从肖形印的图像内容来看，黄龙、凤、羊、麒麟和一些祥瑞纹饰等是吉利的象征，体现了古人吉祥观念。祥瑞指的是一种美好的征兆。董仲舒《春秋繁露》：“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若是哪个皇帝在位时政治清明，国家昌盛，那么上天就会派遣某种祥瑞出现。相反，上天就会降下某种灾祸警告。因此，祥瑞表现的主要是政治上的目的。但在汉代，祥瑞不是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整个民间都有关于祥瑞的信仰。祥瑞寄托人们的美祥观念，对于汉代的文化艺术影响很大。“祥瑞既不是少数几个皇帝幻想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统治者试图操纵公众舆论的一种政治权术。汉代人对祥瑞的信仰可以说是既强烈又普遍。”^[152]在民间，祥瑞失去了其政治的目的而转变成了给人们带来福祥的吉祥物。

巫鸿说：“祥瑞观念在汉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亦在于它拓宽了艺术表现的范围。”^[153]祥瑞形象在汉代艺术中比比皆是，如武梁祠的祥瑞图、三盘山出土车饰上的祥瑞图、汉代肖形印中的祥瑞形象等等。汉代肖形印中有大量的动物祥瑞形象，植物和其他祥瑞较少见。肖形印中常见的祥瑞有龙、凤、虎、麒麟、白鹿、鱼、鹤、马、羊、白象、白兔、燕、熊等。这些祥瑞形象主要寄托了佩带者的美祥观念。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收录一枚“鱼印”和一枚“龙印”（见图9-50）。鱼印为春秋时期遗物，铜质，纽全损，1944年于山西风陵渡附近古墓出土。周代的统治者将鱼视为祥瑞，传武王渡孟津时有白鱼跃入舟中。武梁祠祥瑞图题榜为“白鱼武（勒）津入王（勒）”，《宋书·符瑞志》云：“白鱼，武王度孟津，中流入于王舟。”^[154]鱼在民间也是一种普遍的美祥符号，是吉祥的象征。龙印为战国时代遗物，铜质，鼻纽，1954年出土于四川巴县冬笋坝船棺50号墓。龙是古代社会各时期的图腾圣物，历代统治者都将龙作为祥瑞。《宋书·符瑞志》载：“黄龙，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155]

二印为墓葬中出土，用于殉葬。罗福颐说：“又古人用画印，见于陶器残片上。而传世印中亦有画印，清人称之为肖形印，起自战国，讫于汉魏，人物鸟兽，肖形精妙，当亦殉葬之遗物。”^[156]那么，在丧葬美术中的祥瑞体现了古人对于死后“理想家园”^[157]的构建。人们死后最终要在自己的坟墓里得到永生。阴间并不是安全的，因此古人力图将坟墓构建成一个温馨的、模拟现实的世界。墓中随葬各种实用的器物，并尽一切可能在墓室墙壁上描绘一个安宁祥和的景象。祥瑞图以及与祥瑞有关的器物成为丧葬的一部分，反映了人们对于死后祥和世界的向往。

2．海神印与求雨

王伯敏在谈到海神印时说：“当时刻此类神人印，可能用作辟邪。”^[158]海神印体现了人们对水以及对风调雨顺的渴求。海神的地位很高，禺彊属于黄帝一族，因此受到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古人在肖形印上描绘海神的形象便是海神崇拜的体现，它体现了古人对雨的渴求。《山海经》中其他的操蛇神也多与水有关，如于儿神、帝之二女、冰夷等。《中山经》：“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159]《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郭璞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也。”汪绂云：“帝之二女，谓尧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传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二女奔赴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称湘君、湘夫人是也。”^[160]《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云：“冰夷，冯夷也。《淮南》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161]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云：“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尪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162]刘安《淮南子》卷十一《齐俗》一篇也说：“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许慎注曰：“黑蜧，神蛇也。潜于神渊，盖能兴云雨。”^[163]可见，在古人的求雨巫术中，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刘宗迪认为《山海经》中雨师妾为求雨的巫师，他说：

黑齿国和雨师妾，一男一女，形象相似，动作相同（皆使蛇，蛇皆一青一赤），表明两者是一对密不可分的配偶神。……表明由黑齿国、扶桑树、雨师妾构成的整个场景是春分仪式活动的反映。“雨师妾”之名，则暗示这整个场景是一场春社祈雨仪式。^[164]

那么，雨师妾向谁求雨呢？显然是各方的“风伯”与“雨师”。“风伯”是为风神，“雨师”是为雨神。四海之神同为风神而兼雨神，地位较高，应为人们主要的祈雨对象。古人认为天旱是由旱魃在作怪，《诗·大雅·云汉》曰：“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要想得到雨水就必须通过巫术仪式与神沟通。蛇是水的象征、阴的象征，且与水神关系非比寻常。故而在后来的求雨巫术中，巫师常用蛇作为助手。因此，我们认为海神印与求雨巫术有关。它的功能当是帮助人们驱除旱魃，与水神沟通以降甘霖，这正是吉祥观的体现。

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功能与巫术活动和丧葬习俗有关。前文已述，用黄神越章封泥标出住所四方各百步，就可以避虎狼之害。吴国的道士戴“昺”黄神越章封泥数百封投掷到潭中，将其中的大鼋制服，从而使受害者恢复健康。从这点可知，巫师有用印章封泥作法的习俗。以封泥作法，可以对恶鬼加以禁锢的思想源于印章封存物品的功能。肖形印可以用来封存物品，1989年湖北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包山岗二号墓出土了一块封口印有三枚羊形肖形印的罐，证明是用作封存私人物品用的。^[165]从肖形印的使用上来看，类似于浅浮雕一类的肖形印图像只有用泥蜡才能完全表现出来。黄宾虹说：“肖形印者，白文多无栏；其图画洼下之处，常有细纹凸起，亦便施于泥封之用。”^[166]封存意味着禁锢，除非拥有者，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封泥作法，可以对恶鬼加以限制、禁锢和制服。古代的操蛇现象本身是一种巫术行为，我们不能排除神人操蛇肖形印与黄神越章印有着相似的功能。神人操蛇肖形印与当时的墓葬习俗有关，或用于殉葬。现存的操蛇图像基本上都是墓葬文物，而用印章随葬亦是当时的风俗。在汉代的墓葬中，官印、姓名印、吉语印、宗教印、肖形印等都有发现。可见，用印章随葬是汉代丧葬习俗的一部分。罗福颐在《古玺印概论》一书中认为肖形印同吉语印一样都是作为殉葬之用。^[167]王伯敏认为：“根据出土物的情况，这种画像（神人操蛇图像）都出现在墓室或棺椁上，很可能古人迷信，恐蛇钻入尸体，故以此类神怪之像作为防护之用。这种肖形印，或许与当时的墓葬习俗有关系。”^[168]从马王堆的漆棺画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蛇的控制成为墓葬习俗的一部分。神人操蛇肖形印究竟是怎么使用的，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得知。但是，不管他们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其趋吉避凶的功能是不变的。

在汉人看来，生是短暂的而死才是永恒。因此他们用石头建造自己的阴宅，在他们看来这才是一种“理想家园”^[169]。但是阴间并不安宁，甚至处处充满了危险。面对种种危险，汉人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化解危险。于是出现了打鬼辟邪、趋吉避凶的观念和实际行动。反映到丧葬艺术上就出现了操蛇镇墓兽、马王堆的漆棺画以及各种精美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等内容。他们力图创建一个“龙凤呈祥”“亭台楼阁”“歌舞升平”的理想世界。趋吉避凶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是一种追求内心解脱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