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的审美内涵

三、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的审美内涵

卡西尔认为创造与运用符号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各种文化都产生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各种文化现象都是符号形式表示出来的人类经验。“文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自然的对等物或模仿物，而是人创造的符号象征物。”^[64]从河姆渡文化开始，一直到汉代，太阳鸟凭借着它栩栩如生的形象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昭示着人类世界对光明的向往和对永生的追求。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是汉代文化的缩影，是汉代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象征。“这些象征符号之体系不要仅仅被理解为和解释为趋于多种不同方向，而且弥散于我们精神生活领域与人类心灵的简单表露。它们尽管有差异，但都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65]太阳和鸟的结合代表着人们对太阳神的崇拜，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整合。米尔恰·伊利亚德在所著的《神圣的存在》中提到：“人类在涉及所有这些神圣时候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获得同神显和力显的有效联系而确保并加强他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如果他被完全提升到一个比他自然的世俗状态更高的状态，就会彻底失去同它们的联系；他希望超越它却不能完全离开它。”^[66]太阳鸟形象是早期太阳神崇拜的表现形式，随着太阳神信仰的进一步完善，到了后来，太阳与龙、蛇等其他动物结合形成了新的信仰。以至于太阳鸟形象的自然特征逐渐减弱，到最后只作为一种文化的遗存流传后世。当太阳神信仰形成比较完整的原始宗教体系之后，太阳鸟则只保留有象征的意义，其本身不复存在。

（一）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的象征意义

“仙道思想和求仙愿望是汉代带有普遍性的公众意识，它带来了汉代自然神话的仙化。在汉代自然神话中，自然神形象的神性内涵不断地萎缩，其神仙的特征越来越丰富。这些特征构成了自然神形象新的符号形式，并以其生动活泼的姿态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显示了非同寻常的美学和文学的价值。”^[67]这种仙化思想在许多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汉画像作为一种体现汉代社会生活百态及人们信仰的艺术形式，它以图像表现的方式向我们直接展示了汉代的风土民情和汉代的生活状态。太阳鸟刻画凭借太阳与鸟形象的结合及神话传说的演绎，在汉代呈现出不同的图像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对光明的追求

“在中国神话宇宙观的时空坐标中，东方模式是日出处，西方模式是日落处；在神话宇宙模式的垂直系统中，上为阳，下为阴。上和下以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象征。天空为上，它是各种飞行动物的王国，所以上界的象征几乎没有例外均由鸟类形象来充当。”^[68]这是在中国神话宇宙观模式中太阳和鸟的结合。在前文已经提到“原始互渗律”的概念，“它是初民的神话思维，是根据事物某一点的外在特征按照类比的联想将其归入具有同类特征的类别中去，而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差异”^[69]。鸟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代表着太阳，是因为它和太阳同在天空中运行这点相似性。泰勒认为：“太阳神崇拜较之其他的物神更早。”太阳是人类最直接感受到温暖的来源，阳光对生命而言是必需的，日升与日落又与昼夜交迭、四季更替有着直接联系，这使人们更容易将太阳神化并加以膜拜。太阳的朝出夕落是人类祖先借以建立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最重要的一种基型，也是引发出阴与阳、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等各种对立的哲学价值观念的原始基型。汉画像中有“十个太阳”形象，《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说：“沆瀣当餐，九阳代烛。”在谶纬迷信盛行的汉代，人们认为得道升仙的人会把露水当饭吃，用九个太阳代替蜡烛来照明。所以汉代人死后会把“九阳”同时刻画在长夜难明的阴宅。

另外，在已发现墓葬中，我们惊奇地看到：被葬原始初民的头部都是朝向东方的，这也与他们的原始宗教神话观念有一定的关系。尼采曾说：“金太阳像（所有自然物的）君王，它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独享人类的崇拜和宗教虔敬。”^[70]东西方在宇宙创生的神话中认为宇宙是由太阳——光明出现为开端的，太阳中心观念的宗教体现了人们对太阳神的崇拜。根据史料记载，太阳神的崇拜经过了四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人类对初始神太阳神的崇拜，其次是各民族通过对太阳神的崇拜衍生出各族群的始祖神话，紧接着是观象制器神话的出现，最后这一切神话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给原始初民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有了太阳的照耀，大地才生机勃勃，先民才有充足的食物，才能成功地躲避食肉动物的袭击。相反，如果太阳西沉，随之而来的便是黑暗的降临、寒流的袭击，还有食肉动物的偷袭，总之都是死亡的威胁。”^[71]基于以上的原因，原始初民认为下葬时应让去世的人的头迎向太阳升起的东方，这是因为他们把太阳视为生命体，视为神灵，把太阳视为温暖和生命的象征。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太阳是时间的管理者和坚守者，它建立、管理、规定并揭示出变迁和带来一切的季节。”这句话表明：太阳与人类定居生活密切相关，太阳的规则运行为定居的农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和最基础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它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的坐标符号。

2．灵魂不灭的信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道：“在远古的时代，人们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72]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这句话可以看作班固对神仙下的定义，神仙最重要的特征即在于肉体之长生不死。这种把“长生不死”作为主要追求的神仙思想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由于神话思维、日月周期变化和时间循环的不朽观的驱使，道家的“肉体不死”“灵魂升天”的神仙思想、神仙信仰在统治阶级内盛行，自此以后，神仙信仰即与历代的帝王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帝王们的此种“升仙”情怀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太阳鸟形象表示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人们崇拜太阳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灵魂永生。对太阳的崇拜与灵魂不死的原始意识密切相关，灵魂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们同不死的太阳走同一路线。人的肉体死后，灵魂来到了地下世界，经过百般考验，最后借助太阳神的力量重返阳界。人的灵魂若能与太阳结伴而行，人就能超越生死，得到再生。让我们再回到“神话宇宙模式”的垂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东方代表着生，西方代表着死，南方代表着阳，北方代表着阴。一生一死，一阴一阳，两两对立。总之，道家思想中的阴阳观念，阴阳、生死的二元对立的宇宙观对中国古人的神话思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二元论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有相反的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在对立统一中同时存在，在对立和统一的同时也蕴含着一元的宇宙观，即世界的本源是太阳。

3．天文历法的记录

太阳鸟的远古文字记载的形式是“⊙”，这是远古初民根据对太阳的观察总结出来的符号，它是对太阳黑子的天文记录。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天文历法较为发达，这都归功于先民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以上是对太阳的运动规律的记载。《左传·昭公五年》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杜预注：“甲至癸也。”《周礼·春官·冯相氏》说：“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73]《淮南子·天文训》曰：“日之数十。”以上记载证明，太阳神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司职历法，古代以十干（十日）为纪年工具。

中国古代还存在着另一历法形式——鸟历。这是太阳与鸟之间密切关系的又一证明。杜预《集解》曰：“八方之气，谓之八风。”《说文·风部》曰：“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74]古人认为，八节应八方八风。风与凤通，凤鸟是太阳鸟，可知八风乃是太阳之气所化。古人把鸟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实际是他们祭祀太阳的又一种形式。古人认为是鸟载着太阳在运动，因此太阳的运动规律也被赋予在鸟的身上，于是鸟历就变成了太阳历。鸟历实际上是根据候鸟的迁徙规律制定的一种物候历，因为候鸟的迁徙是根据太阳的运动规律而进行的。另外，在汉画像中，我们发现“后羿射日”图像也有历法改革的寓意。《左传·昭公五年》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从古籍记载上可以看出，“十日”与“十时”有着关系。上古时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法：把一年的周期划分为十等份，或者划分为十个太阳“月”。然后每月用十干中的一个字为其命名，如甲月、乙月、丙月……十月轮完就度过了一年。一年365天，分作十份，成为每月36天，余5天作闰。这样的纪年方法会不断地积累误差，长此以往，必定会在某一年出现历法混乱、寒暑颠倒的结果，所以就出现了尧命“后羿射日”的神话。

（二）太阳鸟形象的演变及审美特性

1．太阳鸟形象的演变

河姆渡文化时期，在骨匕上刻有异首同身的双鸟，双鸟的身子上载着闪着火焰的太阳，距今已有7000年（见图5-31），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太阳鸟的图像资料。这类鸟纹的图像很明显出自古籍记载的太阳鸟形象，太阳鸟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河姆渡人对鸟的特定审美观念。“1980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一葫芦形彩陶瓶，彩陶瓶上部纯黑而下部绘彩，下部纹饰中，正反两面各有上下相对的两个四方形纹，在方形纹饰中又各有一个鸟头形纹。”^[75]该彩陶瓶距今有6800年。

在此之后，安徽省含山县铜阐镇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名为玉鹰的牙雕，这与河姆渡出土的双鸟纹非常相似。该匕胸腹刻有大小两圆，两圆之间刻有八角星纹，象征太阳与八风八节，鹰首侧视，双翼展翅，神采飞扬（见图5-32）。两者都是六个钻孔，中心都有太阳纹，都有鸟的形象，可以看出两者有着不可思议的亲缘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发现了三件大型礼仪性的刻纹陶尊，均属于大汶口文化。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上刻画了一个日乌山的主题符号（见图5-33），这个图案是东夷人祭日的图腾——太阳鸟。整幅图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两个部分代表着太阳和正面展翅欲飞的鸟的复合，图像中太阳被简化成了同心圆，鸟简化成只有飞动的双翅和头部。

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璧，距今已有5000年，玉璧上刻有“鸟立祭坛”的图像，该玉璧在考古界有“佛利尔一号璧”（见图5-34）之称，今收藏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里。璧上刻一鸟立在阶梯形基座上，基座中一圆圈纹，下面有一新月形。黄懿陆先生认为：“玉璧上的图案可能是传说中以鸟为官职或氏族标志的一种鸟符。”^[76]

2001年2月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见图5-35），堪称太阳神鸟的绝唱。“其形制为圆形，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77]

太阳鸟的金饰可以看作是古蜀文化的载体，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的载体。除“太阳神鸟”金饰外，同样在金沙出土的带柄铜璧（见图5-36），其环面近边缘处有两道同心弦纹，在弦纹与孔壁间铸有三只相同的首尾相接的鸟，圆眼钩喙，长冠长尾，长颈前伸，一对翅膀作展开飞翔状。这两种鸟形的器物，尤其太阳鸟金箔与《山海经》中“金乌载日”的神话相吻合，与同属于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出土文物共同印证了一脉相承的“崇鸟崇日”的习俗。

另外，“太阳鸟”形象的岩画在台州亦有发现。2002年12月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共和村茅山头发现秦汉时期的岩画，《台州市志》编者严振非先生在《东瓯国研究·东瓯文化考》认为，所刻的太阳、鸟、禾的图案可能是古越先民图腾崇拜的反映。现今出土的汉代有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如汉画像砖、墓葬帛画、漆画、岩画等器物的数量则更多，这时太阳鸟形象不仅形式多样而且题材丰富。如西汉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见图5-37），通长205厘米，顶端宽92厘米，末端宽47.7厘米，呈T字形状。这幅帛画的画面，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上部绘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像；下部绘交龙及墓主人等图像。在帛画的右上角绘一轮红日，日中有一只黑色的鸟，应为“金乌”。可见“金乌”形象在此象征着天上的太阳。整幅帛画勾勒出汉代人心目中的宇宙世界。

经过对各个时期太阳鸟形象的梳理，笔者发现，古代先民的太阳鸟的信仰至少延续了7000余年。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个阶段的高潮，以河姆渡文化时期为第一阶段，其次是与良渚文化前期相当的大汶口文化期，再次是两汉画像石阶段。太阳鸟形象从最初的“双鸟太阳图”到“日乌山”的族徽，再到“⊙”作为太阳黑子的象征，最后抽象简化成汉文字“日”，可以发现，太阳鸟形象由于人文信仰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汉画像作为一种视觉艺术，通过视觉感知的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宗教幻想和历史文化。巫鸿先生曾讲过：“汉画的贡献在于，它由过去的非纯粹艺术欣赏变成了视觉艺术。”所以太阳鸟形象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特征。下面笔者将根据汉画像中出现的太阳鸟形象和太阳鸟衍生出的神话故事来解读汉画图案的审美特性。

2．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的审美特性

（1）规范而夸张，简约而生动

汉画像中鲜活的太阳鸟形象隐含着汉人追求灵魂不死的愿望和羽化登仙的梦想。从刻画手法上看，汉画像雕刻工艺的多样化使其在图案的造型手法上表现出规范而不缺夸张、简洁而充满生动的特点。汉人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运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幅汉代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如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见图5-1），首先，它采用简单的剪影式平面造型方法刻画出太阳和鸟的外形，然后运用阴线的雕刻突出太阳中鸟的三足的形体特征或者一只飞翔的鸟的动态特征，其余的细枝末节则一概省略掉。通过对太阳鸟形象的概括，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汉代受材料工艺的制约，其刻画出来的形象具有简约概括的特点；另一方面，其大胆夸张的主体形态又体现了强烈的艺术性，且这种图像的夸张往往是围绕着形态夸张和动态夸张两个方面展开。形态的夸张主要反映在主体部分的夸大上。如“阳乌载日”（见图5-21）形象，鸟的腹部被夸大，腹部中间刻有一日轮代表着太阳。如“伏羲女娲擎日月”图（见图5-27），它采取人物形象适应平面性的工艺特点，其形象多用方圆结合的手法，整幅图像没有更多的细节刻画，只是表现出人物大体的形象特点以及动态特征。从图像分布上看，伏羲女娲多数是按左右对称的形式组织的正面形象，伏羲女娲相对，日月相对，采取意象化的夸张手段创造出人首兽身的伏羲女娲形象。动态的夸张主要是指汉画像形象的运动形态和气势上的夸张，这是汉画像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伏羲女娲擎日月”画面上的对称以及“日月合璧图”中“金乌”动作的一致，它们之间的彼此呼应构成了和谐之美。综上所述，汉代画像石上雕刻的太阳鸟形象既运用平面剪影式的概括简化的手法，也采取强化和夸大的方式突出了对象的典型性，使最终呈现出来的形象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粗犷生动，充分展示出汉代艺术的力量之美、运动之美和气势之美的时代特色。

以上是对太阳鸟形象的初步分析，由此可见，汉画像的第一个审美特征是注重图像的形式美。在原始社会，图案是图腾和巫术的综合产物，它是远古时期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美好愿望的凝结。到了汉代，由于董仲舒新儒学的推崇，形成了儒学和巫术的统一。这时的图案既来源于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它运用简单的线条来再现想要表达的形象，然后经过抽象、夸张变形、借用、象征寓意、双关谐音等方法重新加强艺术的创造力，使之成为装饰化和理想化的图形。如“伏羲女娲”的形象采取了解析组合的构图方法，人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把许多动物和人的形象中具有的美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基于理想之上的现实创造。在形式的表达上，汉画像中的图像也存在着在对比中追求整个画面的统一完美的特征。还是以“伏羲女娲”为例，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从对比中寻求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另外，汉代画像中形式美的注重具有归纳简化的特点，并运用夸张变形、添加组合、分析重构的手法，使表现出的形象充满内涵和象征意义。

（2）寓意统一，具有象征意义

寓意是指借物托意。“象征是指以彼物比此物、引譬连类。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具体的事物的形态、色彩、生活习性等为依据，取其相似或相近之处加以类比，用以表达某种抽象的内涵意义。”^[78]因此，人们在图像的创作中善于把某些自然生活中的动物、植物、人物和景物转化成表达人们某种意念和情感的符号模式。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就是一个典型，太阳每天的朝升夕落犹如候鸟的春来秋去，太阳之所以会爬上天空成为人们自然崇拜的产物是因为它是被鸟驮着运行的，这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太阳和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太阳的光芒就是鸟的鸟羽，太阳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后来，中国远古对鸟崇拜的情结由起初对太阳的崇拜发展成人类对生殖的崇拜。殷商时期的“玄鸟生商”感生神话和卵生神话的传播，使人们对鸟和太阳又有了新的崇拜——图腾崇拜。太阳崇拜和鸟图腾、鸟部落首领的结合，说明了图腾文化在原始部落的广泛传播。这种图腾文化虽然后来被具体的宗教观念逐渐弱化，但在历史的洪流中仍不可忽略它存在的价值。

太阳和鸟的结合是光明和温暖的代表，是人们灵魂不灭永生愿望的寄托，是至今犹存的英雄主义的延续。通过对太阳鸟形象的文化意义上的探讨，可以总结出汉画像中形象的另一个审美特征——注重图像内涵的表达，这种内涵的表达不是简单的说教或图示，而是通过人类的丰富的想象力做基础，运用具体而生动的纹样形式和象征寓意的艺术手法，使形式美和内涵美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是原始初民对大自然变化规律的关注和领悟，是人类思想意识活动的反映。一幅图像的审美价值往往取决于它内涵意义的表达，图像创作的原动力不是来自图像的外在形式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铺张，而是来自图像创作者的情感追求。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启迪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应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简单摹写，而要将客观事物与人的精神需求相结合，使二者在物质和精神的构架中互相依存。内涵美借助形式美的表达，使图像呈现立象达意、以形传神的美学特征。

综上所述，太阳鸟形象反映出中国图像的双重特点——形式美和内涵美，即创作出来的图像既要注重图像的审美性，又要注重图像的表意性。太阳鸟形象是中华先民太阳崇拜以艺术形式表现的杰出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太阳鸟形象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它造型精练，线条流畅又极富美感，具有非凡而独特的徽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