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叙事与图像表征
叙事，正是文字和图像这两种不同的表意媒介在艺术形式上最根本的结合点，是两种叙事转换得以实现的主要基础。柯恩认为：“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坚固的中介，文字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对小说和电影来说，作为文学的和视觉的符号群，总是通过时间顺序地被理解的。”[36]换句话来说，文本记载与图像记载都是经过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表意符号，旨在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等符号要素，借助叙事手段来构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达到模仿、再现世界的目的，或者表达对未知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在这一文本建构过程中，转喻与隐喻成为文字与图像常见的共同叙事原则。
语言叙事是借助语言文字的意义，结合人的想象力去描绘形象、情境并组织事件和行动来实现。图画叙事是借助物理图像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张力，凭借人的视知觉、想象力以及知识背景形成图像，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图像表征的意义。媒介元素与理解方式不同，造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叙事各有优劣，但文本记载与汉画记载都创造了汉代西王母存在的虚幻世界。文本记载的西王母记录了汉代先民们精神发展的实体形态，其象征意义、宗教信仰、精神内容常常以语言叙事的形式存在，而视觉图像具有隐喻的特征，通过观看汉画像石来表达其所蕴含的内容，向后世人们展示汉代人所思考的和要表达的内容。语言叙事的模式结构隐喻了“生者”和“死者”互动的关系，而汉画像中西王母则进一步表达了世人希望在有生之年不能满足的成仙欲望能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满足。文本的语言记载是在时间中存在，图像则是在空间中存在，语言叙事与图像表征都是记录汉代西王母信仰、流传的方法，本文从语言叙事与图像表征的逻辑起点出发，着重探寻通过西王母汉画像所展示的语言叙事与图像表征的特点。文字与图像都可以表意和叙事，本文重点是探求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
（一）西王母神话故事的叙事特征
叙事就是叙述事件，即讲故事。也就是指叙述一系列事实或事件并确定安排它们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模仿的或表现的行为，故事本身的过去时态性质表明它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37]。叙事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叙述的欲望，而是为了把事件传达给他人，起到传播的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说，叙事不是故事的单向的、静态的呈现和反映过程，而是讲述者与故事的接受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的、双向的交流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可以延续故事的生命力。
作为语言样式之一的叙事，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和史诗等作品里。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学传统经历了从神话到史诗，再到戏剧乃至后代最典型的叙事文学样式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早期的叙事文学除了在寓言故事和志怪传奇的笔记杂谈中有一些雏形之外，较为典型的就是传记文学。童庆炳把叙事定义为“通过语言组织起人物的行动和事件，从而构成艺术世界的文学活动”[38]。本节着重探讨西王母神话故事的叙事特征。
西周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天”的观念，它将商代居无定所的上帝放到了“天”上，割裂了人神之间的直接联系。西王母神话传说经过春秋战国发展到两汉，其仙化模型基本上形成了极其浓厚的仙话色调，最终使西王母神话传说披上了“神仙”的外衣，《说文解字》云：“仙，长生迁去也。”[39]《初学记》卷二十三云：“《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40]可见，仙是与长生不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山海经》中有“不死之国”“不死药”“不死树”等记载，这说明“不死”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闻一多在《神仙考》中指出：神仙不死的思想是从西方羌族人举行火葬、祈求灵魂升天的仪式传来的。[41]它的仙话化演变受到羌戎部族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思想影响。先秦时期西王母神话传说继续沿着灵魂升天的轨迹，进入人神交接的发展框架。其中殷人的天命观、周人的礼乐观、战国时期的神仙思想都对西王母神话传说朝着仙话化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王母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的演变为两汉时期西王母神话传说的仙话化奠定了基础。
从《穆天子传》中走出来的西王母是最为美丽的女仙首领，《汉武帝内传》载西王母驾临汉宫，赠仙桃等物予汉武帝，汉武帝拜受西王母之教命，求长生久视之仙道，于是西王母掌握不死之药的传说开始广泛流传。《淮南子》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大人赋》中“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此时的西王母已经俨然是一位长寿不死之女仙，一位赐寿降福的吉神。这些传说，反映了西王母神话在西汉中晚期转变为民间信仰的历史过程。西汉末年，西王母信仰已经成为民间的一种风尚。哀帝建平四年，社会的苦难为民众的造神运动提供了契机，这种民间的祭祀狂热最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西王母信仰也因此成为汉代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到东汉时，有关西王母神性的传说越来越多，显示东汉时期地方官吏及民间士庶西王母信仰范围的扩大，其神性除了以民间信仰中的神仙形式表露外，亦在文献《焦氏易林》《尚书帝验期》中有所表现。
西王母的神话故事众多，叙事虽只言片语，却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原始思维密码，故本处的“叙事”指具有社会、文化、历史意义的表述方式。“应该将叙事理论置于叙事历史的实际状况当中。”[42]“叙事载负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43]新叙事学将叙事与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连，通过将西王母神话故事置于汉代独特的时代中去分析，来获悉西王母神话的叙事特质。
西王母神话叙事特质之一：怪异。大约动物对于铁器时代以前的初民具有生命威慑与生存食物的意义。在秦统一前，中原一直是各部族共同活动的场所，这样的观念有助于理解西王母“怪异”形象产生的可能性。强调地域差异可以使神的怪诞得到合理的解释。不同的氏族有自己不同的图腾，当它对外流传时，成了一个集体的象征，各种象征的融合赋予了图腾神性的意义。从横向看，西王母神话在各个发展阶段是原始先民们与大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思想怪异的隐喻。纵向看，它又是经过各个时代原始先民们的思想积累而来的，西王母神话不是一时的作品，有着演变的动态过程。神话观念的演化在西王母的身上得到了及时的印证，导致了西王母形象的变化。反之，神的“怪异”形象也隐含着复杂的精神性和原始初民们对世界认知结构的变化。“在原始民族的思维中，由于心与物那不分化的一体感和神秘混沌性，物象和观念往往合而为一。他们总是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44]先民们借助凶猛动物所具有的优势来刻画西王母。黑格尔曾把狮身人面兽看作埃及精神所特有的意义的象征，他说：“它（狮身人面兽）就是象征方式本身的象征。”黑格尔解释道：“这种对自觉精神的追求还不能用唯一符合精神性的现实去表达精神性，而是用略有关联的甚至是完全异质的东西去表达这精神，使它呈现于意识，这就是象征方式的一般特征，到了这个顶峰，象征就变成谜语了。”[45]“异质”一词概括了“怪异”形象的某些特质，它是象征的顶峰。从叙事学的角度理解，它模糊了故事与话语的界限，话语在这里创造了另外一个现实、另外一个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已经变成了“谜语”。
西王母神话叙事特质之二：隐喻。所有的神话都讲述着存在于临近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还支撑着它。信仰这个看不见的精神物质，在原始初民那儿有时也被称为神的世界。或者说，神话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一定的文化心理对应着的。“神话，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社会传递和信息交往的特定文化符号……是特定的精神文化和集体意识的外化形式，它们把一定社会集团和不同世代的人们联系在一起。”[46]先民们通过西王母这一形象或者这一形象代表的世界，来支撑着自己的信仰。卡西尔把神话的思维方式看作“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在笔者看来，这个隐喻是相对现代人而言的，对神话的当事人来说，神话不是隐喻，是约定俗成的集体文化、集体意识。在汉代，西王母隐喻了多种功能。
首先，西王母具有长生的隐喻功能。对长生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持有不死药、与长生信仰关系最密切的西王母由诸神中脱颖而出，得到汉代人的追捧。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生死循环，生死相辅相成，西王母作为死神，能够拥有死权，自然也可以拥有生权，因而西王母是与天地同寿、掌管不死之药的永生者。
其次，西王母具有救世的隐喻功能。在西汉末年以西王母信仰为基础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到京师，从正月到秋季，声势浩大，说明了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以及民众崇拜西王母的狂热程度。西王母既然是能使人死而复生的吉神，当然就能救民于灾难之中，因而便有赐福救灾的功能。
第三，西王母具有赐子的隐喻功能。在汉文化中，西王母是一个求子的偶像。一方面，她身边的玉兔代表了很强的繁殖能力；另一方面，西王母掌握生死大权，也就掌握了生命的轮回。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了西王母具有赐子功能。今山西阳城王屋山还有王母祠，北京房山也有王母祠，在这些祠堂中，来向西王母求子、求保婴的民众，仍时常可见。
“神话思维是以形象来表达意义的，某一意义要转化为形象才能被表达，这样一种形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象。处于神话思维阶段的原始人类，其对世界的认识便是积累在这种意象之中的。”[47]西王母从最初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半人半兽的、残厉的刑神转变为神话故事中美貌的“天帝之女”贵妇形象，正是原始人类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对自然外物的体验和解释。这种体验和解释所形成的意象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的提高而出现神话形象的变形、丰富、演变等情况。
综上所述，“神话中的意义和形象是融合的，先民们正是在对形象的直观中来体悟一种意义的，因此神话思维是沿着形象的走向来展开的：或者是增殖某一形象，从自然界的原型走向一种今人无法理解的糅合的形象；或者是沿着形象之间或明显或曲折的联系，走向一种意象图式”[48]。《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本为西方昆仑地域的一位显赫女神，尽管外貌还处于半人半兽状态，但是所居之地的“不死药”“不死树”已经为她的仙化提供了必备条件。上古神话传说中西王母作为残厉的刑神，对个体生命做摧残和剥夺是其神性特征，这一特征又直接演化为长生的功能；在汉代人遇到苦难的时候，西王母又转变为救世神；但是同时作为生命孕育之神，生命形式的延长或永存又是其神话传说的内在意蕴。
（二）西王母图像叙述的艺术特征
图画“乃是把一定的消息传达给他人的一种工具”，“图画一开始不单是艺术上满足审美需要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把一定的映象和思想物质化从而传达给他人的一种工具”。[49]图像叙述其实是一种“图说”[50]，选择整个事件或故事发展过程中一个瞬间图像来表现。从图像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里担当的社会角色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图像叙述作为一个意义表征系统背后存在着明显的潜意识内容。例如，中国先秦时期的彩陶，对于原始先民们，其神圣的意味要多于美感。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祖先创造的这些壁画或壁刻，主题或突出的内容基本上与当时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紧密相连，不管是狩猎的场景，还是生殖崇拜的画面，人们其实都是以虔诚的、巫术的、祈福的心态来对待他们所创造的图像。人类学学者陈兆复指出，“几乎所有的史前岩画都集中在三个基本的主题：性、食物与土地”[51]。在主题的选择上，原始先民总是优先考虑跟生命息息相关的内容。在人类对于未知的世界处于混沌的时期，图像的地位是神圣的，并且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汉代人选择西王母这一形象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两汉时期追求神仙方术，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向往神仙的长生不老，但是事实上，死亡还是在继续发生，“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信仰或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所有这些都不自觉地受到一个个性的限制，并且凝结在一件作品中”[52]。汉代先民们希望通过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这样的艺术品来庇佑死去的人能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延续生命，得到永生。
“‘图像’一词仅在文艺复兴的进程中开始使用，尤其是在18世纪以后，图像主要发挥着审美的功能，它的许多其他用途反倒退居其次……抛开图像的美学性质不谈，那么，任何图像都可以用作历史证据。”[53]当西王母图像叙述成为汉代宗教信仰的传达方式时，毋庸置疑，它所产生的力量也是巨大的。“通过宗教的象征，把杂七杂八的现实世界统而合一，原始人就是生活在一个被神圣化的宇宙之中。”[54]在基督教的世界里，有关上帝的画像、雕塑，圣母玛利亚的作品，都是膜拜的对象；在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信仰佛教的国家或地区的信徒心目中，佛的画像、造像都是神圣的，观音的形象也是圣洁的、不可怀疑的。这些信仰可以为信徒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图像叙述：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所谓“图像的叙事化”，是指图像在视觉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叙事的功能；而“叙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建构，这与传统图像的“展示”功能是不同的，“展示”是一种静态，而“建构”是一种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更立体、更丰富。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图像已经成为当前文化的一种基本语言与表述，图像叙述也成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有效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说，图像叙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思维模式与逻辑表述。图像叙述在当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图像叙述的大行其道对当代文化发展中单一的语言叙事媒介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凭借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力，图像叙述大可以全程跟进直播一场残酷的真实战争。另一方面，图像叙述与政治、大众娱乐等因素的进一步融合，以及文化艺术界的行为艺术、装饰装潢的广泛运用，一次又一次满足了受众的视觉性追求，由此，现代主义精心划定的高雅文化、精英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正在消弭。西王母图像叙述所展现的首先是汉代人的思维结构，汉代人依靠他们特有的文化环境展示他们的象征主义的模式，其次才是西王母具有的种种神圣的功能，这些功能是建构在汉代人的神仙观念、思维结构的基础之上的。
在《拉奥孔》一书中，莱辛把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称为空间艺术，而把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称为时间艺术。时间艺术在表现空间方面有着天然的缺陷，而空间艺术在表现时间方面也有着天然的缺陷。“严格说来，讲故事是时间里的事，图画是空间里的事。”[55]所以有些人认为图像不能用来叙述事件，其实图像不仅可以叙述，而且图像叙述还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图像叙述的力量来自图像本身所包含的因素，比如主题、内容、形式、线条、技法等等；如果图像能够表现为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并因此唤起我们内心的情感，激发我们的想象并改变世界或改变命运，那么，图像叙述的力量也就体现出来。从广义上说，所有的观看都是一种图像叙述的意象分享。观看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触动视觉的方式，来触动世界，甚至改变世界，改变汉代人对于死后未知世界的认知。这隐含了汉代先民们对于图像叙述的期待。“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建构出来的。”[56]西王母常常被汉代人刻画在画像石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往往隐藏在图像表征系统的表层形式之下，拥有神力的西王母这一女性形象对于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汉代人来说，无疑是具有神圣化的力量的。
图像叙述在表达方面，一方面表现出确定性，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图像形式方面的，也因此引起敏感的联想；但是，就图像的使用来说，语境和文本时间性的不确定，又使得意识形态的表达不确定，这也是引起图像解读过程中意识形态分歧的一个原因。图像叙述制造了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来表达内在的意识形态内容。可以这样说，西王母的图像叙述的种种形式，将墓葬行为变成了汉代人的视觉文化的“再生神话”。图像叙述具有一种隐喻的功能。在汉画像的图像叙述中，隐喻是普遍存在的。图像是用画面来传达信息的，充满了隐喻和未知，具有无限延伸的趣味。图像叙述是视觉文化的核心手段和表层呈现。“语言表达中的‘图像’，无论是形式的还是语义的，都不被有意地理解为图像或视觉景观，它们只是相像于真正的画或视觉景观。……被双重稀释的‘形象的形象’或是我在别处所说的‘超图像’。”[57]隐喻的内容和目的就隐含在这些特有的符号中。图像叙述可以创造一种梦幻般的境界。因为图像是在用画面说话，凡是出现在画像石上的图像，它们都有隐喻的功能，就像梦每时每刻都在隐喻一样。不论是图像的意识形态功能还是创作者的诸种愿望，都必须通过特定的中介环节转换为可视的物件，它必须要找到符合某种在个人欲望之上的叙事法则，才能把原有的意义曲折、间接地表现出来，这种转化过程与梦思的转移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将隐喻作为最基本的表现和转化形式，同时又都是视觉化的。文化研究学者玛莉塔·史肯特认为，“图像是意识形态产生的重要形式和重要的实施对象”，因此，“揭示图像的意义就是要识别制造这些图像的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动态过程。意识形态就是存在于所有文化内部的信仰体系”。[58]“各种视觉符号与形象，甚至在它们与其指称的事物有着严格相似性时，也仍然是符号：它们含有意义因而必须被解释。”[59]
由于雕塑、绘画、照片等在文艺理论中一直被视为空间艺术，图像叙述的某些一般性特点可以说明其具有空间性，所以对于图像的空间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西王母图像叙述最大的艺术特征就是空间性。我们在肯定西王母图像叙述具有空间化的艺术特征的同时，我们也永远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叙事是在时间中相继展开的，它必须占据一定的时间长度，遵循一定的时间进程。要让图像这样一种已经化为空间的时间切片达到叙事的目的，我们必须使它反映或暗示出事件的变化，必须把它重新纳入时间的进程之中，也就是说，图像叙述首先必须使空间时间化——而这，正是西王母图像叙述的本质。尽管图像的特征各不相同、表现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也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创作性图像还是复制性图像，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包含特定的时间。
神话传说发展到汉代，人们对个体生命长生永存的世俗欲望，形成了汉代人对西王母近似疯狂的崇拜。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也多见西王母仙化的画面。如在河南偃师辛村出土的西汉新莽壁画墓中，西王母上部有祥云，西王母戴胜端坐于云间，周围有玉兔、蟾蜍、九尾狐、瑞兽等等。这种关于西王母图像表征的西王母境都具有一定的基本内容的审美意象，此寓意系统大体表现为死者进入仙境的一种穿越极限的历程。“图画一开始不单是艺术上满足审美需要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把一定的映象和思想物质化从而传达给他人的一种工具。”[60]表现在西王母汉画像中，就是汉代人期待从现实世界到达彼岸世界的工具。西王母图像的叙事特征在创制者那里往往以格套式的美学构建来呈现。“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孕育性的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61]也就是说，图像展示出的那一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必须既让人看得出前因，也让人看得出后果。只有这样的图像，才能让人在看了之后产生时间流动的意识，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
（三）图与文的互文性阐释
从文本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本，相互的转换把阅读变成一种感性直观，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两者之间存在的异同为阅读带来了新的乐趣。文学和图像所建构的美学图式与符号系统创生于一定的时空框架里，与社会文化相互连成一个复杂的互文指涉的网络。文学与图像之构建，往往与社会脉络、文化传统紧密关联，西王母文本与图像作为特定的时空范畴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观念的再现，实际上承载了汉代人的集体生活态度、人生观等丰富内容，从而表述为一种象征性的美学观念，体现了汉代人共同的集体生活经验和特定的心灵样式。西王母汉画与西王母神话但凡放在一起，二者的指向必然相同，都是指向那个被模仿的对象。二者的关系是，图像是对文字的直接呼应，文字是对图像的直接阐释。需要指出的是：图文关系不仅是一个在理论层面值得讨论的逻辑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实践意义的操作话题。同时，“图像与文本的差异及其表意功能之间复杂的关系造成了某种张力”[62]。西王母汉画与西王母神话意涵的产生与传衍依存于文化生产与接受脉络和反馈机制中。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艺术的世界更是一个由符号组合和构建的世界，文字和图像无疑是符号帝国中的两大核心符号系统。西王母汉画与西王母神话作为符号有着共同的叙事功能和目的，即通过符号的表层能指而达至多重所指建构的“意境”来完成意义的传达，表达汉代的审美理念和意识形态。文本与图像在叙事和语言（广义上的）符号两个层面的相通，是文字叙事得以向图像叙述转换的基础。但作为独立的西王母神话和西王母汉画，它们之间的差别又使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与对立：从语言叙事到图像表征是从文字到图像、从抽象到直观的转变，西王母神话凭借文字的方便、自由、受限制最少的优势以及不受写作和阅读的时空限制，可以从容不迫、细致入微地深入汉代先民的内心世界和信仰崇拜中去，并可以摆脱表面字符的局限，表达深层或隐藏的东西，传达言外之意、意外之旨。作为图像叙述，汉画像西王母是通过物理图像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张力，以直观的“像”来抒情表意，不需要由符号到形象的转换。对“意”的把握是凭借人的视觉及想象力来实现。它通过使用具体可感的画面语言，画面的象征、隐喻、暗示等等来揭示汉代的宗教信仰与审美表达，并通过这些手段的运用，引导大众通过那看得见的画面，去寻找那看不见的未知世界。“受制于一种现象学美学，只能从外部描绘主观行为的客观效果的电影，则必须多少是直接或象征地尽力表现或暗示最隐秘的精神内容、最微妙的心理状态。”[63]与文学的“看”有所不同，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世界、内心活动不是直接可以从银幕语言中“看到”的，只能通过分析画面语言的各种元素，如玉兔、蟾蜍、东王公等等来加强对画面的象征、隐喻意义的探求而获得。
“图与文之间的紧张、差异和断裂则有可能损害到对文字的理解。”[64]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失去上下文中事件的联系，图像的意义很不明确。但是，现今我们可以根据图文互释关系来解读文本与图像从而达到分析西王母的目的。因为各种叙事艺术形式是可以互相渗透的，特别是图像绘画与语言文字的互渗性是非常明显的。文字帮助图像传达信息，在古代的绘本小说中，图像的出现使文字体现的情节更加生动形象。但是，以前的图像叙事功能被置于相当次要的层面，这是源于技术制作远远跟不上表意需求。
图像和文字除了体现出物质形式上的互相渗透，两者更存在着思维形式上的互文。“早期文明中制像不仅跟巫术和宗教有关，而且也是最初的文字构成。”[65]象形文字是最早的绘画叙事。由于记忆和想象，文字引发的首先是图像幻觉。当我们的眼睛观看图像作品的时候，其中的信息通过视觉传达到脑中；而当我们把获得的信息传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使用文字语言。因此，在图像和语言的信息编码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可以相互转换的联系。总之，正是图像与语言存在的同与异，才使它们在文化史上也相依相存。图像可以内化为思维语言，而语言可以在我们的脑海中描绘和建构出生动的图像。语言要素可以限制一个图像的解读，图像的说明性可以固定对于模糊的词语文本的理解。我们把图像与语言这种互相区别又互相依赖的性质称为语图互文性。
雕塑《拉奥孔》凝聚了最富有戏剧性和情节性的一瞬间，让你联想前因和后果，那个时期的图像要对公众传播，它传递出的文字意义是合乎文法、单一明确的。可见图像和文字的共同点是构图性和情节性。莱辛认为：绘画因为所用的符号或模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相互配合，因此就必然要抛开时间，所以连续的动作，恰因其连续，而不能成为绘画表现的题材。绘画只能满足于在空间中并列的动作或是单纯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以用姿态去暗示某个动作。诗却相反，诗所描绘的是持续的动作，而只用暗示的方式去描绘物体。绘画运用在空间中的形状和颜色，诗运用在时间中明确发出的声音，前者是自然的符号，后者是人为的符号，这就是诗和画各自特有的规律的两个源泉。[66]正是在这样分明的界限中，图像与文学共赢而相互发展，在各自的天地创造出各自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说，安于各自的领域不越界是两者保持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王母汉画给人以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包括人物造型、构图、意境。西王母神话由文字所携带的内涵可幻视到色彩和形体，幻听到对话与情节，可幻想到一切感觉和情绪。从这种意义上，它们可以完成图文互释的任务。图像与文字之间可以互相转换，但是它们的叙事起点是不一样的。绘画的叙事首先要使形体构成一个实物，即通过线条的刻画展示出“像”这个确定的所指，这时，才能以这个所指来充当能指指向意义，即引申意义，比如，长剑，就可能引申为“正义”或者是“战争”。文字的词汇已经是现实中事物的能指了，每一个词已经成为一个形象。文字有词汇就开始叙事，图像要有构图才能叙述，图像与文字的共同点是场景的运用，即构图性，只不过图像的构图在一定的物质形态上，而文字的构图在观者的脑海里，从而构成情节性。
在通过文本与汉画像中的西王母的分析与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两种记载中的西王母有着一定的本质共同点，但也有着部分的差异，西王母汉画像与文本构成的互文修辞空间中，图像多透过凝缩前置文本及分层并置的空间布局，改写了神话故事、文本记载等前置文本，尤其指涉出汉代人对死亡想象存在着格套式的美学结构，也对比显出西王母神话与汉画像转喻方式的特殊性。西王母汉画像与文本的互文空间，话语主体多以套语结构和分层结构的空间布局，演绎了宗法共同体对死亡的想象，也建构了汉代人关心的生死大事的理想图式，其中隐含了一套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机制。在西王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原始形象和初始神性功能按照两条路线分别丰富起来，其原始形象“豹尾虎齿”演变为美丽的贵妇形象，更有画像刻画为两鬓皆白的长生形象，不管是文本还是图像的符号体系的演进，都是由其文化传统、历史传承和美学成规所影响的。图像与文本共同体有其共同理念、理论原则与话语模式，这种共同性在汉代特定的时空范畴里，往往导致变异，而促成原范式的移位，产生新的范式。
西王母汉画像艺术再现的媒介是文本与图像，神仙的文化空间在西王母神话中被演绎出来，在图像符号的互文脉络中被再现，长生、庇佑的文化想象通过西王母信仰空间构建出西王母境，从而凝聚为强固的西王母信仰的汉代人集体意识。大体而言，西王母汉画像的组构方式与主题内涵是以丧葬祭祀为核心意义而展开的求仙的文化建制行为，因而文本与图像互文修辞空间所呈现为一系列套语结构，再现活人祈福西王母得到庇佑功能，实现现实世界理想家园与不死世界永恒家园的构建。将西王母刻画于墓室中的汉画像上反映了天人关系，或可视为汉代人对不死世界的追求。西王母汉画像将文本移置，按照当时人的宗教信仰，转喻为图像文本时，创制者通过人物的形象、功能及互文性网络与意象的隐喻内涵，构筑了对天人之际的无限文化想象，其中涵盖了人性与神性的思维模式，现实与幻想、今生与来世的生命哲学。图像与文本的这种互文性再现了一幅宇宙结构与生命的图式：既是宗教信仰的构念，也是汉人心灵审美的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