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神话形象的起源

一、太阳鸟神话形象的起源

（一）太阳鸟形象的由来

母系社会晚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春种秋收日益繁忙。人们对气候冷暖的变换更加关注，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决定春秋代序和寒来暑往的太阳。太阳的凌空运行和鸟类的凌空飞行十分相似，远古人类便认为太阳是一个飞行物，太阳或太阳神是鸟的化身。在他们看来，鸟或者作为太阳的使者，给人类带去光明和温暖；或者作为太阳的载体，每天背负着太阳飞行。在这种神话思维的影响下，太阳与鸟在古代先民的心中，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陕西华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乌鸦负日纹”彩陶残片（见图5-1），便是太阳与鸟形象的真实写照。该图四周的弧线表示天穹，鸟背上有一个大圆点代表太阳，太阳鸟呈负日飞翔状。“太阳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指具有日神信仰的民族关于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情况。

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太阳鸟形象的文字描述。《山海经·海外东经》云：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1]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2]

《淮南子·精神训》云：

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即三足乌。^[3]

以上资料表明，《山海经》中记载的“阳乌载日”和《淮南子》中记载的“日中有踆乌”在后来成为太阳鸟的最原始的形象。汉代王充《论衡·说日》（卷十一）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在《论衡》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太阳鸟形象常与月中的蟾蜍或者玉兔结合，成为太阳和月亮的象征。

《楚辞·天问》问道：“羿焉彃日？乌焉解羽？”^[4]在“后羿射日”的神话中，“乌”为日之精并居日中，这时的太阳神已用乌来代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道：“（西王母）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5]汉代画像砖上西王母旁边常伴有三足乌为其取食，三足乌多刻画在西王母的周围，作为西王母的陪衬，以此突显西王母的威严（见图5-2）。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太阳鸟形象的记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先秦时期至汉代，以太阳鸟为原型的神话广为流传，其崇拜的习俗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些古籍和文物中，为什么太阳与鸟总是密切联系呢？笔者将在下一节进行叙述。

1．太阳与鸟的神话结合

太阳与鸟在远古神话思维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太阳与鸟的结合分为两种体系：一种体系认为太阳本身就是鸟；另一种体系认为，日中有金乌（或者三足乌）。这是两种不同体系的神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不同的自然意象。从太阳本身就是鸟的意象来看，此形象合理地解释了太阳的运动，太阳是负载于鸟身上运行的。从“日中有金乌”的真实意象出发，它是天文历法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究竟代表着何种含义，本文将在后文进行深入探讨。从《山海经》中对“太阳鸟”形象的记载到汉画像中大量的“太阳鸟”图像的出现，我们发现“太阳鸟”的造型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而且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接下来笔者将从太阳鸟的形象特征和原始时期的神话思维出发，去探讨二者的共通点。

（1）原始互渗律

“‘原始互渗律’是原始初民的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也叫作‘以类相感说’，西方人称之为‘远古思维互渗律’。它是人类童年的一种思维规律，远古人类的思维与人类童年的思维很像，都充满了表象关联，表象之间的关联也不受逻辑思维的任何规律支配，它们是靠存在物与客体之间的神秘互渗来彼此关联的。”^[6]太阳朝升夕落，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天空世界是各种能够飞翔动物的王国，所以人们常常设想太阳是有翅膀的鸟类生物。神话思维往往是根据事物的某一个外在特征就按照类比的联想将其归入具有同类特征的类别中去，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于是古埃及人用神鹰的形象来标志太阳神，古赫梯人的太阳神也是生有一对翅膀和尾翼的形象。在中国，玄鸟、燕子、凤凰，这些都是能够飞翔的动物，并且和太阳一样有定时出没循环规律可寻，在神话思维中是可以和具有类似定时隐现规律的太阳类比的。从形象上看，鸟的羽毛和太阳的光环很像，使飞鸟及羽毛具有太阳和太阳光的属性，这就将鸟与太阳从本质到形式完全等同起来，形成了鸟和太阳的综合崇拜。通过对太阳鸟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初民探求宇宙奥秘的思想光辉以及幻想支配自然的美好愿望。

（2）图腾感生

“每种现象都必须被视为一个神显，因为它通过某种方式表达了神圣在历史上某个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模态，也就是说人类已有的诸多神圣经验中的某一种。每一个现象皆因其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而具有意义：其一，它是一个神显，所以它揭示了神圣的某种模态；其二，它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就揭示了当时人类对于神圣的态度。”^[7]这是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的存在》中所持的观点。“中国从母系氏族公社起，每个氏族都会用一种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或非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并认为它们与本族有血缘关系，称自己为它们的亲族，这就是图腾。图腾这一词原系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内的阿尔吉瓦方言，转译为‘他的亲族’即氏族标志。每个古老的氏族都有一个原生态的图腾，而且这个图腾的实体，必是此氏族生活的客观世界中确实存在物。”^[8]东夷族是地处黄河流域以农耕文化为主的部落，人们在农耕的过程中意识到太阳对植物生长起到促进的作用，于是形成了以“太阳”为其部落的原生态图腾。“普列汉诺夫指出：‘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的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血缘关系。’柯斯文氏也认为：‘一个氏族集团的一切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他的物体或现象，这种动物或植物或其他的现象就成为他们的图腾。’”^[9]从历史上追溯，远古时期东夷族是崇拜鸟的氏族，东夷视凤凰为本氏族的祖先并以凤凰作为其图腾崇拜的标识。东夷族全用鸟为名号，属风姓（风即凤凰的凤），历史上也称这一带的古代居民为鸟夷。它的族群分为：蚩尤氏、虞氏和殷商氏三个氏族，其中蚩尤氏和虞氏的原生态图腾为太阳，殷商氏的原生态图腾为鸟。东夷族的首领为太昊、少昊、帝俊、帝喾、帝舜，而东夷族亦是太阳神崇拜的部落。这能看出鸟和太阳有着间接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殷商族以鸟类为其图腾崇拜的对象，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见图5-3）的神话广见于《诗·商颂》诸古籍记载，《史记》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三闾大夫屈原的笔下也数次触及“玄鸟生商”的神话，如《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思美人》曰：“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

通过以上文字记载，我们不仅发现玄鸟是殷商族的图腾祖先，还发现鸟卵有繁衍人类的功能。在古人看来，人之所以可以生育子女，是因为图腾投胎入居妇女体内的结果，这就是图腾感生的原始由来。它是指男女不通过交媾繁衍子嗣，育龄妇女直接与氏族图腾相“感应”生儿育女。“玄鸟生商”的故事反映了中华图腾最精炼的“卵生文化”，鸟卵中因为含着胚胎，能孵出小生命，一直被认为是生命、生殖的象征。“人们对图腾怀着极大的尊敬，称它为‘祖父’‘父亲’，相信氏族起源于自己的图腾，人死后灵魂会转化为图腾动物。”^[10]实际上，玄鸟的卵能使女人怀孕生子这种现象只能看作是原始人关于图腾主义的梦呓罢了。至于“玄鸟生商”中的玄鸟是什么鸟，“杨公骥先生指出：‘玄鸟即日中之乙，系太阳神鸟。’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其鳦，即为日中之乙。’”^[11]由此推断可以得出，殷商人认为全族人的生命之源，来自日中飞鸟的遗传，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殷商太阳鸟族。

（3）文化的融合

“太阳鸟信仰，既不是单一的太阳崇敬，也不是单纯的鸟信仰，这是一种鸟信仰为原型构成的太阳与鸟复合体信仰。”^[12]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夷、越地区的原始居民几乎都自认为是太阳鸟的子孙，并以太阳鸟形象为他们氏族的族徽。这与单一的动物图腾信仰不同，太阳鸟是太阳与鸟的复合信仰，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形象。所以，同为太阳鸟族的子民，由于历史地理的变迁、部族的迁移，以及生态环境和人群心理气质的变化，在勾勒体现同一血统的太阳鸟图腾标识时，对太阳鸟的组合，也会有不同的形态。

纵观我国以太阳鸟为图腾的族群，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鸡与太阳或单纯的以公鸡为太阳鸟原型标志的太阳鸟族徽。这种类型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崧泽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类型中遗存的原始太阳鸟形象，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双鸟朝阳图”，是经后世艺术美化的“丹凤朝阳图”的最早版式，表明了以凤鸟为图腾范式的太阳鸟部落的存在是确凿无误的。二是以鸷鸟与太阳的复合形象为太阳鸟原型的太阳鸟形象，主要是以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它主要包括连云港云台山一带原始崖画、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的原始太阳鸟形象。三是中国西部以黄河上游、中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巴蜀文化类型中，遗存的原始太阳鸟形象所显示的同族徽识。它是以变异或解析的太阳鸟纹为特色，并都是以太阳和黑色鸟类相复合构成的鸟形日中鸟出现的。由于这种徽识在本族的时代转移摹写中，由写实逐步向写意转化，由具象到抽象，图形会发生一些变异。如图5-4是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出土的“金乌负日”太阳鸟纹族徽。它把鸟的各部分进行解析并与日纹进行重新组合，表达族源共识的一系列图形语素和字根，并由此组合出一系列有独立风采的异体太阳鸟形象。可见，中华大地远古文化太阳鸟早期的形象，异彩纷呈，远比同时期的龙形象具体、明确与丰富。这表明以太阳鸟为族标的部族，煊赫煌煌，占有主导的地位与优势。由此同一信仰旗帜凝聚的内在黏合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统一奠定了核心的基石。

太阳鸟形象中“鸟”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鸟崇拜的认识状况。中国远古的太阳鸟信仰主要发源地在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的时空范围内。这是一种以凤鸟形为原型，并经历了纯自然物的太阳与鸟到鸟与人的图腾转化的过程，最后形成了以鸟为姓的东方太阳鸟族。在《山海经》中，书中描述的帝俊有“五采之鸟”——凤鸟相随。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凤与俊、鸟与人合一的图腾实景。综上所述，帝俊是一位以凤鸟自居的、人化的太阳神鸟图腾的首领。后来的许多文献也陆续证明炎帝、蚩尤、太昊、少昊、伏羲、颛顼、祝融等部落首领均为太阳鸟部族的成员，拥有太阳鸟信仰，他们也是太阳鸟盟主帝俊的子孙。灿烂的楚文化中“拜日崇火尊凤”是它的主流。楚人奉祝融为始祖，汉《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凤，祝融是凤的化身。先秦时代，楚人好以凤喻人，在他们眼中，凤至善至美至真，人的灵魂只有在凤的引导下，才能飞登九天，周游八极。为此，屈原在《离骚》中写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除楚人崇凤鸟外，尚东与尚赤也是楚时期太阳鸟信仰文化的印证。日出东方，日中有火，火为赤色，故楚俗尚赤，相沿不衰。从信仰的渊源来看，楚人尚东尚赤的情感，与尊凤的情怀，两种信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归根到底，还是对远古先祖太阳鸟信仰的认同、继承和发展。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兵马俑重见天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兵马俑的整个方阵都面向东方。在保留完好的汉画像遗迹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西王母的形象，西王母是由东方迁徙过来的属于东夷太阳鸟族部落的一位头领，后来她移居西方。在西王母身边为其取食的三青鸟就是传说中的三足乌，这可以看出在汉代有三足乌的传说，西王母移居西土，贴身服侍为东方的太阳神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西王母同样从属于东方太阳神鸟族。通过对秦汉文化的解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太阳鸟族信仰的起源，这也使我们进一步览观了太阳鸟文化流遍神州大地的真实图景。

2．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分类

“一个民族，不仅有一个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有一个视觉图像叙述的历史。如汉代的历史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各种铭文、碑刻所记载的历史，同时还有一个视觉图像的历史。汉墓中的画像石以及各种器物上的装饰图案的抽象符号，都可以看作是该时代的反映。文字的记载相对于其他方式较准确、确切，代表着当时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它往往是逻辑的、理性的，是历史话语权的表现，表达的是道德和价值观。汉画像的图像方式，相对来讲直观、表象、隐秘、朦胧，往往代表的是当时世俗文化对现实的感觉和对理想的追求，它是直觉的、感性的，是边缘文化的产物。”^[13]汉画像中大量的太阳鸟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存在着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综合崇拜现象。

经过汉画像石专家的考察，山东、江苏、浙江、山西、陕西、四川、河南南阳是汉代画像的主要分布地区。笔者通过对《中国画像石全集》中的太阳鸟图像进行搜集整理后发现太阳鸟形象主要分布在山东和河南南阳一带，以下将从图像配置和图像内容方面进行分类：

（1）按图像配置分类

经过资料的梳理，太阳鸟形象分为两类：单一的太阳鸟形象和作为图像组成部分的太阳鸟形象。单一的太阳鸟形象可分为鸟在太阳中、鸟驮太阳两种。其中，鸟在太阳中的“鸟”的姿态有所不同，有三足的太阳鸟形象如“日中有踆乌”（见图5-5）和飞翔的太阳鸟形象（见图5-12）。鸟驮太阳的典型形象为河南南阳出土的“星象图”（见图5-8）。作为图像组成部分的太阳鸟图像通常与汉代神话相结合，可分为人擎太阳鸟形象和三足乌形象。典型图像为“伏羲女娲擎日月”（见图5-9）和“后羿射日”（见图5-10）图像。

（2）按图像表达内容分类

根据图像表达的内容，太阳鸟形象又可分为以下几类：有表现汉代天文宇宙观的“日中有踆乌”“日月画像”和“天象”图（见图5-8）。其中“日中有踆乌”图像一共有2幅，分别在山东和河南南阳；“日月画像”（见图5-7）共7幅，山东2幅，江苏、浙江各1幅，安徽的淮北1幅，陕西2幅；“天象”图共10幅，题材也呈多样化，河南南阳7幅，其中有“幻日”图、“星座”图、“日月合璧”图、“日月同辉”图和“日月星辰”图等。汉代崇尚阴阳五行说，于是汉画像中也有表达这一主题的图像。如“伏羲女娲擎日月”共15幅，山东3幅，河南南阳10幅，还有2幅在四川。“后羿射日”神话在先秦广为流传，后羿为太阳神。在此，太阳鸟形象多以三足乌代替，作为太阳的象征。“后羿射日”图像共4幅，河南2幅，山东2幅。太阳鸟形象与神话故事的结合，使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更加生动，寓意更加深远。

综上所述，汉画像中太阳鸟的形象的总和为38幅，山东出现的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内容丰富，样式繁多。河南南阳则多以天象图为主。“伏羲女娲擎日月”则多分布在四川一带。如此丰富的太阳鸟形象，其实都在传达汉代有太阳神崇拜信仰的存在。

（二）汉代的太阳神崇拜

1．汉画像中的太阳神

太阳神崇拜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在汉代更是到达了鼎盛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义》中说：“天者，百神之君也。”这里的“天”为百神之首，“天人合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期建立了以太一为中心的鬼神类型化的神学体系。”^[14]在汉代以前的文献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名为“太一”，或名“大一”。《九歌》曰“东皇太一”。《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这样看来，太一就与“易”“道”同义。《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可知，太一、太极、易、道是同一回事。何新说：“最早的‘太极’是太阳。东皇太一也是太阳。”^[15]从文化角度来看，“汉代学者大多数把太阳视为人君”^[16] ，如“云日者众阳之尊，人君之美，至尊之象”，“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其说甚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太阳在汉人心目中地位颇高，汉时期代表太阳神崇拜的图像在汉画像中频频出现，正是汉代人崇拜太阳的图像写照。那么，在这些表现太阳神崇拜的画像中，“日中有踆乌”中代表“踆乌”的帝俊，“伏羲女娲擎日月”中的伏羲和“后羿射日”中的后羿，又是否为太阳神呢？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7]《系辞》中表明伏羲为创始神。王逸《章句》解释：“言伏羲始画八卦，修行道德，万民登以为帝，谁开导而尊尚之也？”在此伏羲为太阳神的说法已被多数学者认同。图5-13为山东临沂出土的伏羲捧日图像，图像中的伏羲为人首龙躯，左手于腹部捧一日轮，右手持规。《世本》云：“羲和作占日，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18]这伏羲手中的规正是古籍中所说测日影用的。楚帛书记载伏羲女娲为日神月神，二者交配后有四子，为四神，四神掌管着四季。根据《尚书·尧典》中记载四神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其中羲仲为春分神，羲叔为夏至神，和仲、和叔则为秋分神和冬至神。于是，春分夏至为阳符号；秋分冬至为阴符号。伏羲女娲的结合达到阴阳和谐，这正是阴阳观在汉代的延续。

《淮南子·精神训》曰：“日中有踆乌。”“日中有踆乌”是汉画像中太阳鸟的典型形象。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十二月神帛书说“日月夋生”，“帝夋乃为日月之行”。《吕氏春秋·勿躬》说：“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19]尚仪即常羲。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是羲和，一个是常羲，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所以帝俊成了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的父亲。在先秦的许多文献中帝俊代表着天帝，帝俊是众神之中地位最高的至上神，他创造了日月并为其运行。所以帝俊无疑是日之父，当之无愧的太阳神。

《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20]这里的羿之“下地”，说明“羿”本属神籍，具有神的血统，住在永生的天神世界。^[21]《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这暗示后羿和帝俊有着特殊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帝俊是太阳神，闻一多说他是“殷人东夷的天帝”^[22]。徐旭生说他在《山海经》记载的诸神中是“第一烜赫”。正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父”宙斯那样，天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神都是帝俊的儿子。单从后羿与鸟部落有关，这位发明弓箭的后羿是不是也是帝俊的后代呢？由于上古神话的零散分布，所以很难找到直接的答案，对于这点只能进行一些猜测。帝俊是东夷人的天帝，根据史料可知，后羿为东夷之神，他的名字在《天问》《左传》《夏训》以及《吕氏春秋》这几部书中均出现，名为“夷羿”。再从后羿善射的特征入手，人类学家利普斯曾概括过太阳神话的特点：“太阳神可以是一个神、一个英雄、一根燃烧的柱子，太阳光芒是太阳神射向地球的箭……”可见善射是太阳神的普遍象征。所以“后羿”^[23]是太阳神的后代。

汉画像中还有大量的图像证明太阳神崇拜的存在，太阳神崇拜和太阳神形象的各种遗迹既反映了原始文化的内容也见证了太阳神崇拜的印记。

2．太阳神崇拜的原因和历史

（1）太阳神崇拜的原因

太阳神话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流传着关于太阳的传说。太阳神话可以作为一切神话的核心，之后出现的一切神话都是由这个神话派生出来的。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上可以看到一种常见的“十”字或类“十”字的符号（见图5-15）。这种“‘十’字图纹曾经也在商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经过证实这是太阳最早的象征。”^[24]由此可见，人类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对太阳的崇拜。太阳神崇拜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农耕文化的需要。苏联著名的宗教史专家克雷维列夫说过：“在原始时代，日常现象未必会引起原始人的特别注意。每天的日出使他们感到无所谓，因为这种现象并没有破坏他的生活秩序，而日食倒会引起他的兴趣、恐惧和惊奇……正是由于异乎寻常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是屡屡发生，也就没有铭刻在原始人的不稳定的意识中。”这句话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旧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人类不会去注意太阳，只有在农耕经济的普及和繁荣时期，人们才注意到太阳的重要性。太阳能使农作物长得好，果实丰满。它又可以把农作物晒死导致颗粒无收。如果没有太阳，将对农业和畜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自然的暴力总是带来巨大的灾害。于是，在农耕文化中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太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太阳能使万物复苏，是他们得以丰产的最重要的保证。

其次，对温暖的需求。“北京人”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发现了钻木取火，从这可知火神比太阳神出现得还要早，火神非常可怕，当野火突然燃烧起来的时候，大片的森林和草场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付之一炬。“原始初民在日落之后，不仅被黑暗、寒冷笼罩，而且极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袭击，但所有食肉动物都惧怕火，这迫使原始初民学会用火，从而驱走黑暗、寒冷和食肉动物。”^[25]太阳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而红色是生命的象征。在此，太阳与火有了一定的联系。火与太阳一样都能给人们带去无限的温暖和光明。所以人们认为太阳神是天上的火神，火神是地上的太阳神，他们都是代表光明、温暖、生命之神。最后，是帝王的保护神。这一观念的产生是建立在前两个原因之上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里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这就是亚洲和其他地方崇拜太阳、重视太阳的原因。”太阳除了能促使农作物生长也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发现太阳能满足人们最原始的自然欲望，每天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于是，很多民族都奉太阳为保护神。《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这说明匈奴人是崇拜太阳的民族。匈奴人常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里的“天之骄子”应该理解成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因为白天茫茫的天空中只有太阳，“人们便自然地认为太阳是‘天之骄子’”。^[26]张华在《博物志·异闻》中说：夏代末年天有二日，东日灿烂而西日沉沉，意谓东部的殷人将如朝日升起，西部的夏人将如落日西沉。^[27]《吕氏春秋·慎大》中也有“东日、西日相斗的梦境”的记载。以上的诸例证明，太阳在古代不只代表光明、温暖，也代表着一个帝国存亡的关系。

（2）太阳神崇拜的历史

上古时期太阳神崇拜的信仰在中国广为流行，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十干中的第一字“甲”就记为“十”。“十”字，在干支的纪日法中记作“日”，是太阳的象征。在上古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其他器物中，以及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中，大部分的“十”字、“亚”字以及类“十”字（戈麦丁）的图案都是以描写太阳神的图形为母题的。有太阳神崇拜留下的遗迹就有太阳神崇拜的部落和祖系。根据搜集的资料来看，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都曾把太阳作为自己的始祖神，并且其酋长多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习俗，这些部落大概分为两大系统：“北方的一系为颛顼族，它们的部落称太阳神为羲，这一族是以龙为太阳神的象征物。东方也有一族称为帝喾族，这一族称太阳神为‘夋’，以‘凤鸟’作为他们部落的象征物，这一系是商人的祖先，只是他们的后裔后来有一支南下进入了江汉平原成为楚王族的一族。”^[28]中华的上古文化有四大族群，分别为东夷、华夏、北狄、南蛮。上古四大文化通过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聚集、中介、传递，再经过长江流域江汉文化的融汇、改造、消化，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楚国国土上开花结果，形成了兼有中原文化和浓郁本土气息的楚文化。在楚文化和《楚辞》中最丰富的就是崇拜太阳和鸟图腾的东夷人集群的文化因子。“楚人敬祀的东皇太一和东君，正是楚人认为的‘太阳神’。秦时期，从秦文化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看，秦始皇的东游是为了迎接日出，迎接光明，就像殷墟卜辞‘日出’之祭一样，这些行为也表现出秦时期具有崇拜太阳的文化意识存在。”^[29]由于汉代人在建政后依然有强烈的东夷情结，“崇鸟崇日”的图像在汉画像中的出现，也印证了汉代人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追求以及实现道家升天求生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