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宗教信仰与审美接受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中两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宗教是信仰的形态，艺术是审美的形态。宗教崇拜超自然的力量，追求超越人间的世界，并且认为这个信仰中的宗教世界是可实现的、完美的。在我国宗教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汉代初期，经过春秋以来社会大震荡的冲击，汉初承接的是宗教文化逐步解体的现实情况；汉代末期，不仅我国土生大教——道教已经产生，而且也完成了对外来宗教——佛教的初步接受。所以，汉代的宗教发展内容，是其他时期的宗教发展难以获得的，也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汉画像石获得了丰富的宗教内容和宝贵的宗教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图像有各种用途，曾被当作膜拜的对象或宗教崇拜的手段，用来传递信息或赐予喜悦，从而使它们得以见证过去各种形式的宗教、知识、信仰、快乐等等。”[67]以西王母为主题的汉画像更成为表达汉代宗教、审美思想的代表。乌格里诺维奇在《艺术与宗教》一书中为宗教艺术下的定义是：“我们不妨把纳入宗教膜拜体系并在其中履行一定职能的那些艺术作品称为宗教艺术。”[68]作为宗教艺术，汉画像石在对宗教本质的宣扬上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它为汉代人描绘了另一个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在许多种宗教中，图像在创造宗教崇拜的经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9]。西王母汉画像就成为汉代人“膜拜”的对象。本章将详细讨论西王母对汉代人的宗教、审美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一）西王母信仰形成的宗教地位
宗教和艺术是一种共生现象，有宗教就有艺术，有艺术也必然有宗教，宗教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互相渗透。艺术中常常可发现宗教意义，宗教也往往具有美学价值，这是由二者的超越性决定的。西王母信仰形成的宗教意义构建在西王母汉画像基础之上，其宗教意义的展开与传承总是依赖于西王母汉画像这一具体的艺术形态。在汉代，人与自身、人与死亡的对抗成了超越的起点。宗教和艺术都寻求这种境界，以符合人的灵魂深处的深刻倾向，西王母艺术产生的内在原因决定了其具有艺术超越功能。“宗教和人类创造的其他许多社会存在一样，人类创造它出来，首先是为了解决某种社会问题。”[70]汉代人膜拜西王母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他们渴望得到生存方面的某种满足，随着西王母信仰的不断演变，西王母不仅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更要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
先秦以来，传统的生存哲学主要是从时间上考虑生存问题，人生最高价值判断就是生命的延续与停止，孔子尝曰：“未知生，焉知死？”生与死一贯是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尤其在汉代，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来讨论这个问题，不仅出于学术的兴趣，也出于人们对于生存的需要。生死是人生的大事，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命课题，在汉代那个仍处于人与自然混沌的情况下，生与死显得更加神秘与重要。那时人们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历程里，每一代人的生命虽然有断裂，但可以通过整个家族的生命繁衍而在纵向生命线上获得延伸的无限，这样从时间的延续性上来看生命是无限延伸的。在汉代，由于人们对生的普遍重视，最终会导致对个体生命的高度重视，引申出两个古老的观念：长寿和不朽，长寿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最普遍的世俗追求之一，而不朽指躯体不朽、不老。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长生不老，都想通过各种方式延长生命，东汉人在延长生命之外还想知道长生的尽头，即死后是不是还有生命的继续。这样的思考，引申出汉人对死后生命方式的关注，这就是宗教的终极关怀，西王母神仙世界就是这种终极关怀的具体呈现。在西王母信仰的世界里，得到西王母配制的不死药就可以成仙，这可以被看成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这种生命存在方式的认识过程，就是西王母信仰产生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汉代以前是西王母信仰的萌生期。到了汉代，西王母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神仙世界。东汉中期以后，西王母信仰的成熟形态随着至上神努力的付出而最后完全形成，至上神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信仰王国，有着重要的宗教地位。
在我们已经接触的西汉中期之前的文献材料中，西王母的活动几乎都是与帝王活动、宗族祭祀等上流社会的生活内容有关。《史记·赵世家》记载造父随周穆王西巡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另外，《管子》记载西王母信仰在我国东部流传的情况，所记的是宗族祭祀之事，当时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可见宗族祭祀也属于上流社会的活动。这些文献中记载的西王母形象与汉画西王母形象有着较大的差异，此处的西王母有着重要的身份与地位，其信仰表现出来的是上流社会宗教信仰的色彩。
但是，总体而言，西王母信仰并没有完全舍弃原有的信仰内容，特别是关于长生的信仰，在上流社会仍然广泛流传。文本记载有周穆王向西王母讨要长生药之事，也有嫦娥偷吃长生不老药的神话故事从侧面传达西王母拥有不死之药的典故。同时，西王母信仰在汉代的发展中并不只是停留在“贵族地主朝夕崇拜的偶像”阶段，这样的情况在西汉后期发生了变化，在西王母宗教信仰发展的过程中还增添了西王母救世的内容。当西王母做出至上神的努力后，西王母神仙世界就不仅仅是仙界，而且还包括在神灵关注下的人间，从而救世的面貌也就表现出来，从西王母汉画像来看，所反映的是贫苦大众对于女神西王母的信仰与崇拜。班固《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71]从记载来看，发生在西汉末年的这次民间活动是一个有组织、有强烈崇拜意识的宗教活动，人们信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给人赐予延长生命之药的西王母了，民众对她的膜拜早已越过这个最基本的信仰底线，而把她转化为一个宗教神的形象来对待。民众之间互相传递的信物和宣传的告书说明对西王母的崇拜是一次有组织、有规模，在时间上表现出持续性的宗教信仰事件。弗雷泽在解释宗教和巫术时指出：“宗教却假定在大自然的可见的屏幕后面有一种超人的有意识的具有人格的神存在。很明显，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要比那种关于类似或接触概念的简单认识要复杂得多，认定自然进程是决定于有意识的力量，这种理论比起那种认为事物的相继发生只是简单的由于它们互相接触或彼此相似之故的观点要深奥得多，理解它要求有一种更高的智力和思考……那么，宗教则是以非愚昧的心智所能企及的一些概念为基础的。”[72]宗教神标志着西王母在古代民众心目中的信仰角色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求仙、长生意义，扩展为一个具有微观性质的人格神。这个性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希望能有一位崇拜偶像给他们带来平安并且庇佑他们风调雨顺，享有幸福的生活，这是西王母具有的庇佑功能。或许，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实际的、生者的生活理想要比能够成为神仙或死后升仙要实际得多。例如前面所引述那次宗教活动，之所以会在民众中间造成极大影响，是与在西汉末年民众遭遇的一次大规模的旱灾分不开的，旱灾来临，民众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时候，升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而最为紧要的是解决当前最最实际的问题。他们祈求西王母神，对她礼拜，希望这位智慧、仁慈的女神能够救他们于苦难之中。因而，在宗教的情境意义中，人和超验的、有意识的神又建立了一种更为实在的“跪拜”和“赐福”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很多西王母汉画像分层格局中都可以看见汉人跪拜西王母的图式，这样跪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得到西王母的赐福。我们注意到，大量西王母画像艺术以形象视觉化手法，表现了西王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场民间运动的出现，使得西王母崇拜增加了宗教色彩，在汉画像石中表现为民众跪拜西王母，汉画像以图像方式确立了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地位和价值，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汉代宗教发展信息。
在西王母信仰中，多层的象征意义很容易识别，反映在汉画像石中往往以多层格局来展示。西王母被刻画成拥有宇宙循环和赐予生命力量的至上神。在东汉后期，汉墓里常常出现西王母和东王公这对神，不仅仅展示着汉代的对称美学、汉代思想建构的注重阴阳两种宇宙力量的和谐以及天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有着浓厚的男权思想意识。在我国宗教历史上，真正的宗教信仰代言人还始终是男性。从表层结构看，西王母信仰的材料在野史里多而正史里少，文字材料少而图像材料多，这都是西王母信仰民间性的突出特征。从深层结构看，西王母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从国家宗教的载体——国家祭祀中获得多少支持，帝王的意志促进了它长生内容的发展，但是至上神的内容却完全是在民间形成和发展的。如果不强调民间性质的作用，我们对西王母信仰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容就无法理解，而且其宗教形态的形成也无法找到支持的理由。从时间角度去看，西王母是秦汉时期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信仰，具有比较完整的宗教形态，为后世宗教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西王母信仰与汉代人的艺术接受
人类在异化出神灵观念的时候，不仅赋予其超自然的性质，更赋予其当时的社会属性。所有宗教崇奉的“神圣事物”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本身的神圣化，求仙的流行导致了神仙的世俗化。因此，仙人与仙境逐渐经历了世俗化的转变。在这场世俗化的转变过程中，西王母原先是个丑怪形象，“豹尾虎齿而善啸”，转变为风韵翩翩的女神形象；由一个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转变为拥有不死之药的且被赋予具有赐福意义的福神。到了西汉后期，西王母更变成了天上高贵的群仙之首，功能已经超出了人们关于长寿成仙的期盼，被归入了道教谱系，更具有抚慰人类心灵、寄托精神的社会意义。之后人们又创造出了一个东王公来和西王母相配。两者的成对出现标志着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仙界图像系统的形成。
中国的神，像西王母这样“嬗变”的，极其少见。从第一部分中可知，文本或汉画像中西王母的变化是异常有趣的，这反映了汉代先民们的意识形态的不断进步，也体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渴望，通过不断地了解世界、征服自然，从对自然的恐惧到膜拜，逐渐转变为对人类自身的崇拜。西王母由野兽化逐步人性化，最终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接受人类来自具体生活要求的膜拜，这个转变在本质上使“原始人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审美需要也得到满足”[73]，形象地反映出汉代人思想的变迁与艺术接受的转折。
根据汉代人“二元对立”的观点，人们相信死后也有一个世界，生界和死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列子·天瑞篇》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74]但死后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想象”，是人生存的现实世界的一个摹本。人们都是喜欢生而厌恶死，但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摆脱死亡的恐惧，人幻想出一种不死的信仰，这就是西王母的不死信仰。有关西王母升仙的内容大量存在于墓室画像、祠堂画像与椁棺画像中。中国古代没有创造出一个一神教，而是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创造了神仙信仰，在两汉的神仙信仰当中，西王母信仰最为突出，也最为普及。汉代人相信，人在死后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升入天上的仙界成为神仙的，天界必然有掌握生死大权的神仙西王母，羽化成仙是汉代人最真诚的信仰。这是因为在人的眼中，只有鸟儿才能在天空自由地飞翔，人要飞入仙境，当然要生出羽翼，这就是天仙。在中国神话传说体系当中，西王母的内涵具有特殊意义：第一，她没有创世的色彩，不同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等神话；第二，她不是自然崇拜所产生的神话，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神奇变幻；第三，她并非创造文明的典型英雄。在西王母神话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想要表达的是汉代先民们心灵深处对于生命、生活本身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并且这个理想世界提供了人类脱离生老病死而永生不死的保证。如此的西王母信仰，表示了汉代先民们也从混沌的原始信仰中逐渐开始认识宇宙秩序，想要在有限的世界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在现实世界里，随着人类的发展、认知的加强，人们不再如原始人那般对自然界的现象充满好奇，而是希望提升外在的生命，回归到一个现实、和谐、自足的乐园里，从而改变自身来自现实的困境。
1．西王母的宗教理想借助艺术来建构
汉代有关宗教的长生精神、理想和教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来建构、来表达的。因此，宗教从一开始就离不开艺术的表现方式，没有艺术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宗教信仰者无实在的感受，所以只能借助于主观想象力，创造一系列想象性的语言和模拟性符号来描述其想象中的神性物，宗教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各种宗教信仰的“神”，在不同的宗教中表现为不同的语言符号，汉代道教的西王母除了语言符号以外，还可以在墓室当中刻画西王母的图像符号来实现。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汉画共同呈现了汉代人的宗教理想。
2．艺术使得宗教信仰达到美与善的结合，纯化了宗教信仰
中国宗教特别是道教，对于文艺创作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的演进有着重要影响，在审美情境中主体与客体、情感与理性、真善与美感浑然而无差别，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在早期，这种天人一体的审美情趣主要靠道家和儒家的理论支撑。老子最先提出中国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即“道”“气”“象”等等，庄子提出“逍遥”“心斋”等所表达的审美最高境界，这些美学思想对于西王母宗教信仰有着推动作用。
西王母信仰的特征在于脱离现实社会的枷锁，追求生命的延长与苦闷的解脱，不管西王母神格如何提升，升天求仙、长生不死仍紧紧跟随着西王母传说，其涉及面非常广泛，上至最高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秦始皇与汉武帝的求仙活动，事实上是寻求不死之药幻想的移情作用，汉代人将对西王母的信仰移情于艺术接受当中，以寻求更普及的信仰。西王母信仰一方面开拓出道教的信仰理念，借由神仙方士修道成仙，展开超越无限的神秘体验；另一方面开拓出民间丰富的想象世界，借文人的妙笔，留下许多神仙信仰的故事，最终达到美与善结合的境界，纯化了宗教信仰，艺术与宗教走上了一条彼此相连的道路。
3．宗教信仰的奇思激发了艺术的想象力，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发展
中国宗教特别是佛教、道教对于“彼岸世界”的刻画，极大地激发了汉代人的想象力，推动艺术构思、创作方法向着浪漫主义前进。汉画像属于黑格尔所谓的象征型艺术，它表现了汉民族源于远古神话时代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领域，构成了民族的心理原型，给宇宙一个固定的模式，并按这一模式的演变来生存，是人类原始文化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化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性的模式，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人类对宇宙的兴趣与生俱来，而且经久不衰，千万年以来，人类对于宇宙的重视、想象、开拓一直是人类最激动人心的行为。在理解宇宙象征主义的时候，米尔恰·伊利亚德把宗教视为一种象征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存在物，一是世俗的，一是神性的。神性是与世俗相对立的，宗教崇拜就是与神性打交道，“当一棵树成为一种崇拜物时，它就不再是一棵受崇拜的树了，而是一个圣物，是神性的一种体现”[75]。汉画像西王母也展示了这种神圣性，每个图像、符号都具有超验的价值观念隐喻其中，所以每一种图像都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归根结底都有“象征”含义，西王母汉画像其隐喻的象征意义都潜藏于西王母境之中。伊利亚德描述了宗教象征文化的一般特点，他认为，宗教的象征就是一种宇宙的象征论，即象征符号发挥一种统一的功能，通过宗教象征“把杂七杂八的现实世界统而合一”[76]，世界就处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之中，这一体系就具有了宇宙象征的意义。汉代的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具有神性的宇宙之中，他们对世界有一种基本的态度，他们从现实世界中引申出另外一个基本的结构，并在生活的实践中再造一个类似的结构，将现实中的期待与愿望融入其中，这就是汉画像中所刻画的西王母境。汉代人将浪漫精神与写实意识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不仅把现实中应有之物都细致地呈现了出来，甚至将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幻想出来。
在西王母神话题材中，西王母已经不只是征服自然力的英雄神及令人畏惧的自然神，而是变成了天人合一秩序中的一员，成为人类的希望和守卫者，女神的形象也由原来的高不可攀，演变为时时地降临人间，染着人间的色彩。东汉西王母信仰一方面表现出神奇瑰丽、浪漫飞扬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在神界与人间表现位置的进退中，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东汉的艺术家们在塑造西王母形象时特别注重在创造过程中，营造一个以人为中心、生命色彩极浓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现实生活、生命本身被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这是西王母信仰与形象发生转折的契机。在东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中，阴阳平衡的观念也被形象化地凸显出来，人神或鬼怪的世界，都常以一种对偶的形式出现，在西王母信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此点，为西王母增添了一位配偶——东王公。她的权力由一人独担到与东王公分担，实际上也是仙界系统丰富与完善的标志，同时也明显反映了从西汉末年开始对于阴阳和谐的强烈愿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人们原来羽化登仙、寿与天齐的浪漫幻想。这些形象上的安排，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把自己信奉的阴阳平衡能够为人们带来幸福生活、国泰民安的观念，投射到了西王母信仰及汉代人的艺术接受当中，这也说明了信仰西王母不再仅仅是为了拜神，更多的是为了人本身。
（三）西王母形象演变的艺术美学意义
汉画像是汉代先民们集体无意识的图像呈现，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图式，西王母神话传说的演变可以说是经历了不同时空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所表达出的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捕捉与空间憧憬的宗教情怀。“正如洛谢夫所指出的，诸神在艺术上的象征化，是沿着从怪物形象和动物形象到拟人形象的方向发展的，因为怪物形象和动物形象同原始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相适应，反映人们对自然原质的恐惧，而拟人形象则表现原始社会发展的较晚阶段上人们之间的关系。”[77]从西王母的形象与信仰的多次变迁，可以探究出汉代人独特的宗教意识和文化素养。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具有很高的美学意义，其形象的演变代表了汉代人探究自然、认知世界的能力，对于世界的探索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
汉代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一个象征符号的世界，创造西王母的过程，再现了汉代人对于宇宙形态的最根本认识冲动与审美情趣。到东汉时期，西汉那浓重的神仙色彩已经有所淡化了，而表现人间的内容大量增加。东汉的西王母画像艺术以大量的现实生活作为绘画的中心题材，神灵、鬼魅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工匠艺术家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向外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生命空间，而在塑造人们想象中的神仙世界时，不是增添神秘色彩，而是融入更多的生命气息。从时间方面来看，生老病死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生命的终结是人类的遗憾，于是不断地寻求延长生命的方法便成为很多人追求的人生主题，他们希望通过宗教、巫术、拜神求仙等方式来探索生命的时间，去延续生命的轨迹，最终寻求不死；从空间方面来看，社会历史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生活的困苦等等众多因素的同时存在都使得人们憧憬一个没有忧愁、没有困苦的现实乐园。两汉时期特殊的时空交错，塑造出西王母特殊的神仙信仰，从西王母的形象与信仰的多次变迁中，可以探究出汉代人独特的宗教意识、审美情趣与文化素养。
在汉代人的眼中，人们对西王母的崇拜经历曲折，上升到一种类似宗教的地位，于是，在画像石上再造一个延续生命的图式，在图像中再造一个延续生命的宇宙模式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就成了汉代人精神的表现。“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78]汉王朝是继秦之后建立的又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制国家，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持续发展的经济状况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神仙道教和方士巫术之风大兴，帝王和平民百姓一样都想长生不老，于是原本在民间活动的方士走入宫廷，专为帝王研制长生不老的仙药，这股风气来势汹汹，弥漫了整个社会。神圣的信仰必须通过实际的事物表达出来，于是便有了视觉的图像。从西王母形象的改变，到信仰内涵的变迁，都反映了民众的思维中有一个神秘的幻想世界，这一世界与民众来自生活的确切需求相对应。
中国古代认为“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79]。天人合一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的一种协调、统一的关系。在汉代，又加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使之更加完善，达到天地万物与人的一气相通、互相融合、互相感应。天人合一是汉代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也体现在西王母形象的转变上。在西王母形象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力也得以充分展示，自然将视觉注意点由神的身上分散到人类自身，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神就成了人的代替物，对于神的颂扬就成了对人的颂扬，西王母人与神外貌的融合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说明神是人自身在自然界中的观照物，艺术家通过神来表达人的思想、人对世界的认识，艺术家通过神来表达人类的生存愿望和审美情感。这种人与神的合一，其本质是对人、对人生、对生命存在的充分肯定。在西王母形象演变过程中，汉代人更是发挥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伊瑟尔认为：“虚构化行为避开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局限，并公然漠视事物的本质化。如果人类本质的可塑性包含着人类自我本质的无限提升，文学就变成了一种呈现‘可能存在’或‘可能发生’的纷繁复杂的多种事物的百花园。因为，文学作为虚构和想象的产物，它超越了世间悠悠万事的困扰，摆脱了束缚人类天性的种种机构的框范。”[80]
西王母汉画像美学意义的根源是符号性的隐喻象征，西王母这一象征主义的图式，不仅表现为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活图景，而且表现为人在死后世界的理想建构，从神话、巫术、宗教的视角发散开去，走向一种审美的幻觉。宇宙象征主义发轫于人和宇宙的关系，是人对外在世界关系反思的结果，根子却在人的社会关系上，宇宙的秩序只是人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的表现。在汉画像中则表现为“天地相通”的巫术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尊天听命”的命运观、“不死升仙”的宗教观、“天遣祥瑞”的吉凶观、“天道自然”的审美观等等。[81]西王母图像的内在美学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指生命的构造及其延续形式在人心中的呈现。人的生命存在总依附于自然环境，时间空间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对世界的理解和形象的呈现就构成人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汉民族从古到今都注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二是指作为有灵性的生命体，外在世界必须转化为文化的存在才能被人所理解和掌握，因此建立在自然之道上的文化体系，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世界，它表现为人的语言、符号、图式。世界与心灵相遇，通过人的直觉、符号、意识和无意识达成一种隐喻的象征表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与审美的根基。
汉画像中的宇宙象征主义，除了可以在汉代独特的祠堂建筑的形制与图像中发现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西王母汉画像格局中看到这种特征。汉代人将西王母雕刻于汉画像上，是一种神圣信仰的建构过程，必然带有一种神圣性。对其象征内容的把握，要通过图像学的阐释才有可能，我们从汉代人对图像的理解和认识出发，从其形制和图像的排列中来分析其中西王母汉画像所表现的汉代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从西王母汉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将整个宇宙从上而下分为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从高向低排列：第一层是处于最高层的天上世界，这是日月运行、众星官居住的地点，在神仙信仰中是天帝和自然神居住的世界；第二层是由西王母所代表的昆仑山仙人居住的世界，西王母的住所就是天堂的雏形；第三层和第四层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死者灵魂居住的地下世界。在这里，图像就成了真实意图的一种幻象传达。通过汉画像上的图像表达，汉代人建立在西王母崇拜上的宇宙观则被图像叙述出来。按照汉代人的神话宇宙观，高山是与天最接近的，是人神沟通的场所，位于宇宙中心的便是昆仑山[82]，西王母就住在“高万仞”的昆仑山上。例如，在徐州白集祠堂的西壁最上方，刻有西王母，旁边有玉兔捣药、仙人灵兽；在东壁的最上方，刻有东王公，其旁有蟾蜍、玉兔、瑞鸟等随从。在徐州洪楼墓祠堂的三角隔梁石的侧面，刻有祠主升仙图，东王公端坐在华盖之下处于画面的中心，旁有羽人持嘉禾而立，并有仙禽异兽陪伴左右。在整幅画面的右侧，祠主坐在一辆由羽人驾御、三只仙鹿牵拉的云车上，正驶向东王公的仙界，车前有一条虬龙为之作先导，车后有羽人骑鹿护行。以死亡艺术为主题的西王母汉画像的整个画面充满升入仙界的欢乐气氛，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们的猜测与想象，我们对未知的事物总是心存敬畏。“死去世界的幻境只是人生前世界的一个模本，像所有的祭祀性艺术一样，汉画像的象征图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强的稳定性。”[83]人类的生命在这种形式中得到了延续。“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84]
西王母的故事是汉代人在漫长的生命活动中遗留下的一种痕迹，也是对生命意识的一种呈现。把凶神恶煞的西王母幻化为美丽妇人的形象，是人类欲望升华的象征。“汉代艺术的题材、图景尽管有些是如此荒诞不经，迷信至极，但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既不恐怖威吓，也不消沉颓废，毋宁是愉快、乐观、积极和开朗的。人间生活的兴趣不但没有因向往神仙世界而零落凋谢，相反，是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使天上也充满人间的乐趣，使这个神的世界也那么稚气天真。它不是神对人的征服，毋宁是人对神的征服。”[85]西王母演变象征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汉代正是从单纯的崇拜神，到视神如人、视人如神地从混沌走向文明的时期。尽管沧桑多变，西王母画像石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仍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和科研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