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蛇图像的产生及演变

二、操蛇图像的产生及演变

操蛇图像常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铜器、漆器、帛画上，在汉画中也时有发现。神人操蛇肖形印是先秦两汉操蛇图像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们同属一个图像系统。因此，将神人操蛇肖形印放到整个的操蛇图像系统中进行综合的研究，才能深刻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功能等问题。

（一）操蛇图像的产生

操蛇图像不是古人凭空臆想出来的，它的产生有着社会生活的根源。古代西方的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操蛇图像是在一定的现实生活基础上产生的。

蛇是一种外貌丑陋、行动迅捷、善于藏身、颇为神秘的动物。一旦被毒蛇所伤，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会毙命。因此，人们对于蛇有一种很强的惧怕心理。《说文》：“它，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这里，“它”就是蛇。“上古草居”向我们表明，在文明产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居住是离不开草的，草起到了保暖的作用。但是，草居又容易被蛇所侵扰。因此，防蛇便成了人们的大事，以至于人们打招呼都会问：“无它乎？”到了商代，蛇患依然是很严重的。甲骨卜辞中有“有它”“亡它”之词，也反映了商人对于防蛇的重视。

总之，蛇对于古人的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古人往往对蛇有着崇拜与渴望制服的双重心理。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书中说：“正如野蛮人在跟大自然斗争时的软弱无力会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16]古人对于恐怖的事物往往具有两重心理，一是惧怕从而希望能够制服控制它们，一是把它们作为神圣物加以崇拜。古人对蛇的态度便是如此。

由于人们对蛇的控制力不强，于是将蛇类的天敌加以神化、崇拜。在自然界中，有一种鸟名叫“秃鹙”，食蛇便是它的天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详细地介绍了这种鸟的习性：

秃鹙，状如鹤而大，青苍色；张翼广五六尺，举头高六七尺，长颈赤目，头项皆无毛，顶皮红色，如鹤顶；喙深黄色而扁直，长尺余，嗉下亦有胡袋如鹈鹕状；足爪如鸡，黑色；性极贪恶，好啖鱼蛇及鸟雏。^[17]

西晋崔豹《古今注》：“扶老，秃鹙也，状如鹤而大。大者头高八尺，善与人斗，好啖蛇。”^[18]《采兰杂志》亦云：“山中老人以秃鹙头刻杖上，谓之扶老，以此鸟辟蛇也。”^[19]这本是自然界生物链常见的一种现象，然而古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基于一种“灵感思维”^[20]的巫术心理认为将秃鹙（进而扩展到其他鸟类）衔蛇、践蛇的图像描绘出来能对蛇产生一种防御，体现了古人以巫术为目的的制像观。贡布里希认为原始人“制像”（image-making）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们免受自然力量的危害，是用来施行巫术的。^[21]鸟衔蛇、践蛇图像产生的初衷便是出于这样一种基于巫术的思维模式。

鸟衔蛇、践蛇的图像早在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那么，既然蛇害从上古就很严重，为什么到这一时期才出现这一图像呢？这是传统装饰纹样时代性的体现。据张光直先生的研究，殷商和西周时期青铜纹样中的人兽之间是一种和谐相处的“亲密伙伴”关系，而到了东周时期才出现了狩猎纹等人兽相斗的纹样。他说：

在早期的神话里，动物所扮演的角色有氏族始祖诞生之必要因素、神之使者、始祖的保护者、祖先沟通上帝的伴侣等。因此，早期神话中人对于动物的态度为密切、尊敬与畏惧。而在东周时代的神话里，动物则成了降祸于人世的恶魔，或为祖先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的敌人。如英雄后羿的斩除蛇兽和射死日中金乌。^[22]

因此，在东周以前，由于人们对蛇的无能为力而将蛇尊奉为图腾神。上古的许多神灵都与蛇有关，如蚩尤、大禹、伏羲、女娲、共工等。在夏商和西周时期，人们对蛇怀有一种恐惧而敬畏的态度。随着人类对自身力量认识的提高，对待动物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抗。反映到艺术上就是东周时期狩猎纹和鸟蛇相斗题材的出现。

鸟衔蛇、践蛇的图像并不多见。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它被应用于青铜器纹饰、漆画、帛画和肖形印等。河南辉县琉璃阁M59战国早期狩猎纹铜壶是一件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见图9-8）。画面分为七层，其中，第三、四、六层为狩猎纹，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挑战动物的神性。第一、二、七层均出现了鸟衔蛇、践蛇的图像。第一层为一对凤鸟衔蛇、践蛇的图像。两只戴冠凤鸟相对而立，喙部张开衔住一蛇的头部，双脚践一蛇，尾下各有一小鸟衔蛇、践蛇。第二层中间有一操蛇神，两手各操一蛇，头戴两蛇，脚践一蛇，两边为两只戴冠凤鸟各践一蛇。第七层为四只长颈长喙的鸟双脚踩在蛇背，低头欲啄蛇头。^[23]从图像上来看，这种鸟应该属于现实中食蛇的秃鹙或者鹤类。而图像中凤鸟衔蛇、践蛇的图像是在此基础上神化出来的。成都白果林小区出土晚周时期狩猎纹铜壶应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见图9-9），无论是在纹饰的内容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辉县位于河南北部，太行山南麓，而成都在古代属巴蜀地区，从此也可以看出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该铜壶残块的纹饰来看，画面分为两层，上层描写狩猎情景，下层为人面鸟身，戴蛇张翼的羽人，两侧是鸟践蛇而立，俯首啄蛇。^[24]这幅图上的鸟衔蛇、践蛇与河南辉县狩猎纹铜壶第七层的鸟衔蛇、践蛇图像基本相同。战国早期的很多狩猎纹铜壶上都有这种图像（见图9-10）。另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25]（见图9-1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漆棺画^[26]（见图9-12）等都发现了鸟衔蛇、践蛇的图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肖形印中也有鸟衔蛇、践蛇的图像。从图像的特征上来看，鸟衔蛇、践蛇肖形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凤鸟衔蛇纹肖形印，见《古图形玺印汇》。^[27]（见图9-13a）该印为圆形，画面为一只凤鸟衔住蛇头，蛇被控制，蛇尾上翘，做挣扎状。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枚鸟践蛇肖形印^[28]（见图9-13b），铜质，菱形鼻纽，边长1.6cm×1.4cm，画面为一戴冠鸟类脚践一蛇，蛇头上翘，鸟张口欲衔蛇头。康殷的《古图形玺印汇》一书收录一枚鸟衔蛇、践蛇肖形印^[29]（见图9-13c），铜质，方形，印面图像为一鸟双脚践蛇，喙啄蛇尾。此外，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另收录一枚鹅衔蛇的肖形印（见图9-13d）。^[30]

鸟衔蛇、践蛇图像的最初目的是对蛇的控制和防御，然而古人并不满足于此。蛇，不仅是人们防御的对象，同时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于是，人们创造了许多与蛇有关的神话人物。操蛇神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操蛇之神”一词见于《列子·汤问》：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31]

《列子》一书通常被认为是伪书，但它还是向我们传达了若干文化信息。这里的操蛇之神是太行、王屋二山的山神，然而作者并未告诉我们操蛇之神的外貌特征。好在历史总会为我们留下若干线索让我们去探求。几乎在鸟衔蛇、践蛇图像产生的同时，人们便将之神化为操蛇神。从这一时期的图像资料来看，操蛇主体无不与鸟有关，呈人鸟合体之状，这向我们表明操蛇图像与鸟衔蛇、践蛇图像一脉相承的关系。吴荣曾在《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一文中指出，“这种鸟衔蛇、践蛇是神怪践蛇、操蛇的原始形态。即先有神化的鸟衔蛇或践蛇的神话迷信，以后随着鸟的人形化，产生了人形神怪践蛇、操蛇的这类图像”^[32]。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操蛇神图像。从图像特征上来看，操蛇者无不与鸟相关，从而印证了上述论断。

在出现鸟衔蛇、践蛇图像的河南辉县琉璃阁M59战国早期狩猎纹铜壶和成都白果林小区晚周时期狩猎纹铜壶上，同时也出现了人面鸟身神操蛇的图像。河南辉县琉璃阁M59战国早期狩猎纹铜壶的第二层不同于其他各层。在该铜壶拓片中轴线的位置上描绘了一位操蛇之神（见图9-14），而其他各层中轴线均没有任何图像，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他的中心地位。他有一张人的面孔和鸟的身体，手臂上生出鸟羽，后部长着鸟尾。他两手各操一蛇，头戴两蛇，脚践一蛇。这与成都白果林小区晚周时期狩猎纹铜壶上的操蛇之神的外貌特征基本相同，应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见图9-15）。

由此可见，战国早期已经出现了操蛇神图像。这一时期的操蛇神表现为“人鸟合体”的形态。在随后的发展中，鸟的因素逐渐减弱，而人的成分逐渐增加。

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墓主内棺所绘图案是一个龙蛇的世界。《曾侯乙墓》一书写道：

经统计，曾侯乙墓内棺所绘各种动物纹饰，各种龙共有549件，各种蛇共204件，鸟110件，鸟兽形兽24件，鹿2件，凤2件，鱼2件，鼠状动物2件。可见，龙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考虑到古代龙蛇不分的情况的话，那么，龙、蛇加起来统计就占了总数的84.13%。因此可以说，完全是一个龙（蛇）的世界。^[33]

在曾侯乙墓的内棺上，艺术家描绘了很多图形结构复杂、抽象、富有几何趣味的操蛇神怪。操蛇神怪（见图9-16）呈人面鸟身状，或操两蛇，或珥两蛇，或啖两蛇，有的头上生角，且多与鸟衔蛇图像组合。^[34]淮阴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铜器纹饰也是以蛇（龙）和鸟为主，其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操蛇神怪。操蛇者制蛇方式多样，除操蛇、践蛇外，还有珥蛇、戴蛇等。操蛇者一部分完全演变为人形，另有一部分仍与鸟有关。在一个铜匜的纹饰中，有一鸟头人身状神怪，背生鸟羽，一手持斧，一手持蛇，做砍砸状（见图9-17）。^[35]在另一铜器的残片上也发现了相似的图像（见图9-18），在同一铜器的残片上有一人面鱼身的神怪，双手分别执一带翼神兽，脚践两蛇，珥两蛇，头上戴有两只小鸟（见图9-19）。^[36]随着图像的发展，“人鸟合体”的操蛇图像中鸟的因素逐渐减少，以至于退化为只剩下鸟爪。河南信阳楚墓出土了一件表面有漆绘的锦瑟。该锦瑟上描绘了一位朱衣神人操蛇的图像^[37]（见图9-20），朱衣神人头上戴冠，双手鸟爪，呈弯钩状，各持一蛇，张口咆哮。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楚帛书是一幅图文并茂的珍贵图画，学术界称之为“十二月神图”（见图9-21）。^[38]在该图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分别绘有一位啖蛇神和操蛇神，二神的共同特征便是人面鸟足。1960年湖北荆门出土了一件铜戚^[39]（见图9-22），上刻有“大武”铭文。铜戚援部正反面都铸有相同的图案，图像描绘一人面鸟足的神人左手操蛇，右手操蜺，腰部缠蛇，胯下有蛇，脚踏日月，两耳上还戴有两条盘蛇。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的一花砖残块上，描绘了一位珥蛇神^[40]（见图9-23），该神人面鸟爪，骑凤，头戴山形冠（从残片推测可知），左耳佩有一蛇，从残片推知右耳也应佩有一蛇。

上述图像资料证明，操蛇图像的产生与鸟之间有许多内在的联系。操蛇神在初期为何会是“人鸟合体”的形态呢？古人并不满足于鸟衔蛇、践蛇图像蛇的巫术防御功能。随着人对自身力量认识的提高，加之蛇在古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地位，操蛇主体便很快地注入人的因素，“人鸟合体”的操蛇神也就产生了。从文献资料来看，《列子》一书并未提及“操蛇”神的体貌特征。然而，《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向我们证实了“人鸟合体”珥蛇神的存在。《山海经》四海之神皆为人面鸟身之状。《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41]《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42]《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43]《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44]另有东方句芒，《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45]这里，“乘两龙”也就是前面说的“践两蛇”。《山海经》赋予了操蛇神以崇高的地位——海神，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在中国的神话中，与蛇有关的神灵都具有一定的地位。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文献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人鸟合体”的操蛇神图像何以产生。

尽管现在很难说清操蛇图像与《山海经》“操蛇神”之间的关系，然而两者之间不是孤立的各自存在。《山海经》是一部“图书”，所谓的“图书”就是有图有文。不少学者认为，《山海经》是有图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部分只是对图的一种解释。从陶渊明的诗句“流观山海图”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又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古图而作的。朱熹说：“《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依图画而述之。”^[46]毕沅认为：“《山海经》有古图……十三篇中，《海外经》《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阮元也说：“《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禹鼎不可见，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47]近人余嘉锡也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夏代九鼎图而作的。^[48]且不论《山海经》依九鼎而作的观点正确与否，它至少向我们表明《山海经》的文本与“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山海经》中“人鸟合体”操蛇神的文本很有可能是根据图像创造出来的，而反过来又影响到图像的形式构成。

（二）操蛇图像的演变

操蛇者经历了由“鸟”到“人鸟合体”神的变化，人的因素在不断增强。在战国中后期，最终形成了完全以“人”为主体的操蛇图像。这一时期是分裂与整合的时期，人的力量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在思想上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49]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不断地挑战着鬼神学说。总之，人充分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并使自身力量最大化。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操蛇图像的主体也由“神”蜕变为了“人”形。

从战国中期的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铜器纹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该墓所出的铜器纹饰中，操蛇者图像除前文所说的人鸟合体形态外，更多的是以人为主。据笔者的统计，淮阴高庄战国墓共发现各种操蛇图像约13幅，其中“人鸟合体”的操蛇图像只有3幅。这说明，从战国中期开始，操蛇者已经向人形转化。在一铜盘刻纹残片上，有两幅相同的操蛇图像格外醒目，似乎整个画面以此为主（见图9-24）。^[50]在两者的周围穿插着为数众多的异兽和小鸟。操蛇者双手各执一蛇，两耳饰蛇，头上有一柱状物，柱顶两旁有两蛇。从该图像来看，操蛇者已经基本上是人形，仅手臂下尚有羽毛。在一铜匜腹内壁的刻纹上，操蛇者已经完全呈现人的姿态。^[51]在一残片上部的位置有一位身穿窄袖襦裙者，双手各执两蛇的尾部，珥两蛇，头戴两蛇（见图9-25a）。另一腹内壁残片的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左右各有一人一手操蛇，一手执戈，做砍杀状。下层山下有一操蛇者，双手各操一蛇，左右各有一兽（见图9-25b）。图9-26的铜器刻纹残片上层有两位操蛇者。左部为一人手操两蛇，右部为一方头者，珥两蛇，双脚踩在两有翼神兽的背上，双手抓住兽角。

在距离曾侯乙墓约102米的地方，发现一战国中期墓葬，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该墓出土的青铜编钟纹饰上有一人操蛇的图像，操蛇者做正面蹲坐状，两手各操一蛇，脚践一蛇（见图9-27）。^[52]

由此可见，从战国中期始，人形的操蛇图像已经出现。到了汉代，情况变得有些复杂。操蛇图像的主题除了继承战国中期以来的人形以外，显著的特征则是“熊”操蛇图像的出现。

在汉代画像石中，操蛇图像并不多见。1959年发现的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是一座大型的汉画像石墓。该墓后室北壁画像的中央刻画了一位操蛇者，做正面蹲坐状，似舞姿，两手各操一蛇，张口咬住蛇头（见图9-28）。^[53]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有一幅操蛇图像（见图9-29）^[54]，图为一操蛇神人做正面蹲坐状，一大蛇缠绕其颈，他两手抓住蛇身，胯下有一壁虎状怪兽。这与汉代东方朔《神异经》里的神人尺郭相同。^[55]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有淮北地区蔡集出土的一块抱鼓石（见图9-30），石面上用阴线刻的技法描绘了一位体态雄健的操蛇神人，他头扎发髻、面孔肥硕、两袖飞扬。他双手共操一蛇，并咬住蛇身，蛇由于被控制而挣扎着。在淮北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相似的画像石。淮北市梧桐村汉墓出土一鼓形器画像石，石面上刻有一操蛇武士画像（见图9-31）。^[56]武士身着短袍，双手抓住一蛇，衔在口中。淮北市临涣文昌宫收藏有汉魏时期的两块石雕（见图9-32），它们原为南阁上建筑物的底座。两块石雕的内容相同，均为一大力士手操一蛇，脚踏蛇，蛇缠绕着力士。嘉祥县刘村洪福院早年曾出土一块东汉早期画像石，原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画面分三层，上层残石为伏羲、女娲画像，下层为泗水升鼎，操蛇图像见于中层。操蛇者圆脸大眼，双手操一长蛇，蛇头伸向右边一头戴高冠、身佩长剑的人物，该人左手执锤，身体似舞姿（见图9-33）。^[57]2010年4月，滕州市滨湖镇山头村村东的平山前山坡上出土了八块精美的汉画像石，在一块石椁侧板上刻画着双龙、人物、马、二凤衔风宿、厥张和大力士双手操蛇的形象。据初步的研究，出土的画像石为西汉晚期的作品。

在汉代，操蛇图像最显著的特征是“熊”操蛇图像的出现。熊操蛇图像主要体现在肖形印当中。在这里，“熊”并非为现实中的野兽，而是由人装扮的“熊”。为什么将“熊”操蛇肖形印定位为汉代之物呢？由于肖形印很多都是传世品，从考古学上对其进行科学地年代判断变得非常困难。从图像的时代特征上来看，战国时期发现的熊的图像并不多，而在汉画中则出现了大量的熊图像，河南汉画像石上常见熊的形象。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西汉金带扣上发现有熊的造型（见图9-34）。在罗森之前，带扣上的动物没有得到很好的辨认。罗森凭借自己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工作和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一眼便认出了该动物为熊。^[58]淮北市濉溪县文管所收藏有一块汉代空心画像砖^[59]（见图9-35），上面刻画了铺首衔环和熊、虎等神兽。关于熊的图像汉代并不难见，重要的是汉代出现了熊、蛇组合的图像，从而印证了“熊”操蛇肖形印的年代应为汉代。山东诸城出土的东汉光和画像砖上便有熊、蛇组合的画像（见图9-5）。^[60]

从汉人的信仰上来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与炎帝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神。黄帝号称“有熊氏”，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氏族。汉代画像中出现了许多的熊图像与汉人的黄帝信仰有关。汉代人信仰黄帝，有着强烈的黄帝崇拜。王振复认为从战国后期，黄帝开始被正式发现与塑造为中华民族（当时实际指中原地域的华夏）的“人文初祖”。而到了汉代，司马迁正式地把黄帝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指出，司马迁首次为黄帝立“本纪”，成为五帝之一。^[61]《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62]王振复利用五行说揭示了黄帝“人文初祖”地位的形成。《吕氏春秋》云：黄帝土德，禹木德，汤金德，周火德，秦水德。那么，从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说，汉代又轮回到黄帝时代的土德。王振复曾列表表示如下：^[63]

因此，汉代人对于黄帝有着强烈的崇拜。这种崇拜表现在汉画中是以黄帝的图腾物“熊”的形象出现的。汉人对于熊的崇拜也就是对于黄帝的崇拜。神话学家叶舒宪根据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提出，中华民族存在一种熊图腾，并论证熊可能是龙的原型，而“龙的传人”就很可能是“熊的传人”。^[64]从这方面来看，熊与黄帝具有了某种共同的特质。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是在汉代确立的，因此反映到汉画中就是熊形象出现较多。这为我们将“熊”操蛇肖形印的年代断定为汉代提供了旁证。

前文已论述了操蛇图像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大致线索。除此之外，另有一种战国至汉代的操蛇镇墓兽。文章之所以提到镇墓兽，不仅是因为它与操蛇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于研究操蛇图像（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内涵和功能等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的一种常见的随葬品，常为兽面、人面，头部装饰鹿角，是一种震慑鬼怪、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的随葬明器。战国至汉代的楚墓中常常发现这种器物，反映了楚人尚鬼神的风俗。镇墓兽中有一类操蛇者，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一木雕镇墓兽（图9-36a），^[65]高128厘米，宽45厘米，放在棺椁正后方。该镇墓兽的整体形状是人跪坐之形，头戴两只鹿角（已残），面部有鳞纹，张巨口衔住一木雕蛇，做啖食状。一爪握蛇，自口中穿过。舌特长，下垂至胸部，施朱彩，有刻纹。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也出土一件镇墓兽，该镇墓俑“头上簪花一朵，舌头伸出（已缺），右手执斧，左手握蛇”^[66]（图9-36b）。成都天回山东汉时期崖墓也出土一相似的操蛇镇墓兽，该镇墓兽“右手持斧，左手执一长蛇，形象阴森恐怖”^[67]。此外，四川乐山柿子湾一崖墓后室甬道口侧刻有一神人操蛇画像，通常被认为是镇墓神怪（图9-36c）。神怪呈兽首人身状，头上生角，牛耳，吐舌，左手执武器（斧），右手操蛇，与重庆化龙桥东汉砖墓出土镇墓兽形象相似。战国至汉代的操蛇镇墓兽极大地丰富了操蛇图像的形式构成。

掌握操蛇图像的产生及演变线索为我们研究神人操蛇肖形印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基础。操蛇图像缘起于一种巫术的心理，人们对于蛇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神化了吃蛇的鸟类，以对蛇加以控制。鸟衔蛇、践蛇图像的不断神化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便产生了“人鸟合体”神操蛇图像。之后，由于人对自身力量认识的不断提高，“人鸟合体”中鸟的因素不断减弱而人的因素不断增强。战国中后期至汉代，操蛇主体完全地演变成了人形。在汉代，肖形印中熊操蛇图像，是操蛇图像在肖形印中的独特表现。由此，操蛇者经历了由“鸟”到“人鸟合体神”到“人”再到“熊”的演变过程。此外，操蛇镇墓兽为战国至汉代特殊的操蛇形象，也属于操蛇图像的系统。因此，将神人操蛇肖形印放到整个的操蛇图像系统中加以研究，才能阐明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功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