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分类
肖形印的性质不是唯一的，不同内容的肖形印的性质与功能也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肖形印题材的分类显得非常重要。按照传统的分类，肖形印主要包括神话类、人物类、建筑类、兽类、鸟类、四灵类、龙鱼龟虫类、样式花纹类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巴蜀符号印章类。
神人操蛇肖形印的图像属于一种组合图像，操蛇者对于蛇的控制不仅限于手执，珥蛇、践蛇等方式都有表现。操蛇主体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对神人操蛇肖形印也不能等同地看待。
（一）珥蛇、践蛇
“珥”字，原意是指用以饰耳的玉，因此“珥蛇”指的是将蛇装饰在耳部。本文将有“珥蛇”的肖形印分为一类，因为珥蛇是较早出现的制蛇方式。“珥蛇”往往与“践蛇”一起形成一个图像组合。“践”是踩踏的意思，“践蛇”就是以足踩蛇。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方“珥蛇、践蛇肖形印”，学术界称其为“禺彊印”（见图9-1）。《中国肖形印大全》《古肖形印臆释》《古图形玺印汇》等书均有收录。该印为战国时代印，铜质，方形，印体较薄，印纽极小。印面图像为一人面鸟身神人，身有双翼，头生两角，两耳有蛇，足践两蛇。有学者认为该印图像与《山海经》中的禺彊吻合，因此将该印称为“禺彊印”[1]。《海外北经》：“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2]禺彊为北海水神，郭璞注曰：“字玄冥，水神也。”除肖形印外，其他器物上也常见禺彊纹饰。曾侯乙墓漆棺画是一个以龙蛇为主体的水世界，马昌仪在一文中说：“我们推测，曾侯乙墓内棺头档、足档、东侧与西侧壁板上的人面鸟身主神，可能都是水神禺彊及其变形。”[3]
图9-1 珥蛇、践蛇肖形印（[a]打本，[b]封泥拓片，摄于上海博物馆）
“珥蛇、操蛇肖形印”两枚（见图9-2），王伯敏认为是汉代之物。[4]第一枚肖形印为铜质，圆形，程训义个人收藏。图形见于《古肖形印臆释》《中国肖形印大全》等书。该印传为安徽寿县出土，图像特点为一人珥两蛇，手操两蛇，窄袖束腰，腰部左右各挂一篓状物[5]，脚践一蛇。第二枚基本上与第一枚相同，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珥蛇”“践蛇”的图像在先秦的器物中出现较多，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器纹饰中有大量的珥蛇、践蛇图像出现。[6]
图9-2 珥蛇、操蛇肖形印（[a]打本及原印印面，程训义收藏，[b]打本，选自《中国肖形印大全》）
（二）操蛇
《说文解字》曰：“操，把持也。从手喿声。”“操”意味着控制、占有和利用。那么，操蛇便是对蛇的一种控制、占有和利用。“执杖操蛇肖形印”两枚（见图9-3）。第一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见于《石钟山房印举》《中国肖形印大全》《古肖形印臆释》《古图形玺印汇》等书。印为铜质，圆形，带钩纽。[7]印面图像为一人作侧面形，右手执杖，左手操蛇，绾尖形发髻，身着束腰长裙。第二枚图像特征与第一枚基本相同，见于《石钟山房印举》《中国肖形印大全》《古图形玺印汇》等书。牛济普认为该印为汉代之物，印中人物在玩蛇、戏蛇，与现实生活较贴近。[8]徐畅认为该印人物头上发髻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发髻相同，认定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9]
图9-3 执杖操蛇肖形印（[a]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打本及原印，[b]打本，选自《古图形玺印汇》）
执杖操蛇图像仅见于这两枚肖形印中，然而一手操蛇一手执其他器物的图像在文物上时有发现。淮阴高庄战国墓的铜匜纹饰、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出土的镇墓兽、四川芦山的一座砖室墓出土的镇墓兽、四川乐山柿子湾一座崖墓中的石刻画像等都发现了一手执蛇而另一手执武器的形象，为我们研究执杖操蛇肖形印提供了可对比资料。
神人操蛇肖形印中有一类“熊”操蛇者。屈原在《天问》中说：“焉有虬龙，负熊以游？”[10]这表明，在当时的神话中存在熊与蛇（龙蛇一类）的组合。熊是陆地上形体较大较凶猛的食肉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如虎）在古人看来都可以用来辟邪。熊在古代驱傩打鬼仪式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打鬼的大头领方相氏就是“蒙熊皮”，装扮成熊的样子来打鬼。可见，在古人眼里熊的凶猛可以使任何鬼怪都感到害怕。
《中国肖形印大全》《古肖形印臆释》《古图形玺印汇》等书都收录了几枚“蒙熊皮”操蛇肖形印，计有四枚，三圆一方，汉代（见图9-4）。从图像特征上来看，印中的操蛇者都体态丰盈，四肢粗短，和熊的外形特征极为相似。“熊”操蛇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诗经·斯干》将梦熊与梦蛇联系在一起，认为梦熊是生男的象征，而梦蛇是生女的象征。[11]在《楚辞·天问》中，屈原发出了“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疑问，也将熊与蛇（按龙为蛇之说）联系到一起。山东诸城出土一东汉光和画像砖（见图9-5），图像内容为一鸟头、熊身神怪操蛇，手操蛇，脚践两蛇，王伯敏认为图像表现的是帝俊，与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帝俊印”类似。[12]（见图9-6）相传帝俊为“鸟首熊身”状。帝俊是神话中的角色，并非人类或其他的动物。“熊”操蛇肖形印中的“熊”不是真正的“熊”，而是由人装扮的“熊”。汉代有象人之戏，指的是人装扮成动物的样子进行表演。先秦和汉代的傩戏便属于这种象人之戏。打鬼的方相氏“蒙熊皮”，十二神兽“衣毛角”，在方相氏带领下，通过歌舞的方式进行打鬼驱疫。汉代“总会仙倡”的综合性表演也是象人戏的一种，其中包括了人兽（兽为人装扮之兽）共舞、共歌。张衡《西京赋》载：“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13]罴是熊的一种，在生物学上称为棕熊、人熊和马熊。显然，在总会仙倡中舞蹈的“熊”是乐舞艺人蒙上熊皮所扮。
图9-4 熊操蛇肖形印 [a]、[b]、[c]打本（选自《中国肖形印大全》，[d]打本，选自《古肖形印臆释》）
图9-5 东汉光和画像砖 山东诸城出土
图9-6 帝俊印 摄于上海博物馆
另外，“熊”操蛇肖形印中有一类似为“戴熊面具”操蛇者，计有两枚（见图9-7）。第一枚为上海博物馆收藏，面部似熊，左右手操两蛇，长裙束腰。第二枚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铜质，印面圆形，印体较薄，鼻纽。构图严格对称，面部似戴熊面具，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耳似熊耳，两手各操一蛇，脚下踏蛇，腰部挂两篓状物。叶其峰在《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文字说明及《汉代门神画与肖形印》一文中将图像中的蛇认为是绳索，从而将印纹解释为是汉代门神郁垒“持苇索以御凶鬼”的画像。[14]
图9-7 戴熊面具操蛇肖形印（[a]打本，《古肖形印臆释》，[b]打本及原印，故宫博物院藏）
古代的傩戏中有戴面具驱鬼的习俗，《周礼》记载的方相氏便身披熊皮，头戴“黄金四目”的熊面具。《周礼注疏》注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
头也。”[15]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史前社会就有面具的出现。史前的一些石面具、玉面具上都有穿孔，是用于佩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