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

二、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

从仰韶文化时期的“双鸟太阳图”，到殷商、楚文化中对太阳鸟形象的猜测，再到后来秦、楚文化中衍生出的拜日崇火和尊凤的习俗。太阳鸟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从一元到多元的形象变化，这种形象的演变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两种形象比较突出，一种是“日中有踆乌”，另一种是“阳乌载日”，这两种都属于单一的太阳鸟形象。《墨子》曰：“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有国。……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天赐武王黄鸟之旗。”^[30]这段话证明太阳鸟代表了上天传授的旨意。汉代人们崇尚阴阳学，相信五行说，在许多的墓室尤其是夫妻合葬墓中我们常看到“伏羲女娲擎日月”图像，这时的太阳鸟只作为整幅图像的一个部分，它被太阳神伏羲捧在手中，象征着太阳，和女娲手中的月中蟾蜍彼此呼应，成为汉代阴阳学的代表。通过“伏羲女娲擎日月”图像，我们发现太阳鸟图像逐渐成为一种形象表达的意象，它代表了汉代对太阳神的崇拜。“后羿射日”是从先秦就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它是汉代人英雄主义情结的写照，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总之，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体现出汉代人丰富的想象力，太阳鸟形象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后人对汉代政治、天文、文化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日中有踆乌”

1．“日中有踆乌”的形象

《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张衡的《灵宪》中记载：“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通过古籍的描述，可以总结出“日中有踆乌”中“乌”的形象为圆头，三足，有双翅，位于日中或呈正面飞翔状。图5-16是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西汉墓太阳鸟形象，从图像上看，太阳和三足乌的关系非常密切，用原始思维渗透律的观念理解，太阳和三足乌是同一的，这代表崇拜太阳的一族同样也崇拜着象征太阳的“乌”。那么“日中有踆乌”这个“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经过考证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乌”是朱雀，这和太阳鸟信仰的起源有关。据记载，远古时期南方炎热，土色朱红，故为太阳神炎帝精魂的踆乌也就随着炎帝族的一支南迁成为红色。新疆出土的一幅隋唐时期的星象帛画上的“踆乌”，形象很像是一只朱雀，可见朱雀和“踆乌”曾经是同一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乌”即是凤，《鹖冠子》说：“凤，火鸟，鹑火之禽，阳之精也。”这是对日中“乌”的形象猜测。从直观的形象和字意上看，日中的“踆乌”是一只半蹲着有三只脚的乌鸦。其中“踆”解释为半蹲的形态，“乌”即乌鸦。乌鸦在现代作为一种兆祸的恶鸟，它为什么会与太阳联系在一起？一般的飞禽类都只有两脚，这日中的“踆乌”又为什么会有三只脚呢？

首先，“日中踆乌”的“乌”是否为乌鸦？《礼斗威仪》记载：“江海不扬鸿波，则东海输之苍乌。”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则南海输以苍乌。”^[31]《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武王卒成大业，故乌瑞臻。”^[32]这些记载说明乌鸦是祥瑞的象征。由此可见，先秦至汉代，乌鸦被认为是五谷丰登、经济繁荣、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象征。《吴历》曰：“吴王为神王表，五庙苍龙门外，时有乌巢朱雀门上。”《说文》曰：“乌，孝鸟也。”《孙氏瑞应图》说：“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春秋元命苞》曰：“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汉时期乌鸦的形象开始从神鸟向孝鸟转变，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使“孝”成为儒家所宣扬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随即更上升为政治话语，出现了“孝廉”这一举荐类别。中国自古以来凡是大事都要有神异肇端，要宣扬“孝”当然也应该“以天昭孝”了。乌鸦作为“孝”的代表出现在太阳中有了以上的解释便更加的合理化。

我们也可以从“原始互渗律”的概念出发，就像前文叙述的太阳和鸟的结合观念一样，古代人总是喜欢把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物体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的意向。这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能力还不够造成的。“古人缺乏对颜色细微变化的分辨力，于是就容易把同类色，或者相邻的色混称为一种颜色。把黑、苍、青、蓝、灰、深绿、褐色等都统称为玄色。”^[33]玄色，据《周礼·考工记》载：“五入为，七入为缁。”汉代的郑玄注解：“凡玄色者，在缁之间，其六入者与？”可知玄为一种黑中带红的颜色，实为赤黑色，泛指黑色。根据“原始互渗律”，“乌”为黑色，它是玄色的一种。再从原始巫术角度探析，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张福三教授在其论文《太阳·乌鸦·巫师》中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乌者巫也，乌鸦就是巫师的化身，是他的象征物，或者是沟通神灵的使者。”^[34]这一说法显然更为合理。

其次，“日中踆乌”为何有三足？通过“日中踆乌”中“乌”为乌鸦的解释，我们明确了乌鸦与太阳结合的合理性。由图5-16看出，“日中的踆乌”形象有一突出的特点——三足。太阳鸟在上古的图纹中也经常被绘作三足乌（见图5-17）。《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

古文字中，“踆”与“蹲”相通。再从甲骨文的造型中得知，这些造型与普通的鸟形的不同之处，就是强调了鸟的足部。第三足所包含的意义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踆乌”的“三足”代表三足鼎立的稳定性。在文献中已经对“踆乌”的形象进行定义，“踆”犹如蹲的姿势，表示的是鸟不动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踆”具有稳定性的特质，这与飞翔的鸟的动态形象进行了区别。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有许多器具出现（见图5-18），这些陶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变化，只有三个支点做支撑。这可以看出初民对物造型的把握已经掌握了三个支点稳定性的道理。图5-18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其上高29.5厘米、下高21.6厘米、最宽16.9厘米。它的形象如一只引颈鸣啼的鸟儿，一共有三足，是一个可以盛美酒的容器。图5-19是陕西宝鸡茹家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鸟，其高23.7厘米，长32厘米，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从铜鸟的三足形象可以理解三足的意义。“三足之鸟为踆，它是表达此鸟不善于走而善于蹲，它与落日同在，因为三足具有稳定性，所以能够背负起偌大的太阳。”^[35]

其二，“第三足”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远古先民常以“鸟”象征男根，这“三足”则是男性两腿之间夹一男根，其数有三，所以他们在绘制象征男根的鸟纹时，为了强调其产卵的尾部，以局部对应的突出男性生殖器的特征，所以将鸟的足画成了“三足”。另外，男根由一阴茎二睾丸组成，其数也为三，为了与此相合，就将其两个睾丸变形为两条竖直线，这也可能是鸟出现“三足”的原因。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负日飞行的乌，由于增添了神话色彩，自然不应该是两足的凡乌，于是他们就进一步把象征男根的三足鸟和负日飞行之乌合二为一，演化出了日中有三足乌的“金乌”形象。日中三足乌是男性的象征，从俗文俚语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今天不少的地区将男子的性行为称为“日”，究其深层含义，中国古代神话中常常将太阳和扶桑联系到一起，认为扶桑是日出之处。这是因为演成神木的扶桑的桑林本是女阴的象征，后来发展为女性的象征；演成太阳神鸟的三足乌本是男根的象征，后来发展成为男性的象征，“日出扶桑解释为男出于女也”^[36]。在龚维英的《原始崇拜纲要》中提到“三足乌被认为是男根的人性化——帝俊”^[37]。因为从历史角度看，最早的太阳神为帝俊，帝俊被认为是玄鸟的化身，鸟又是生殖器官的象征，所以帝俊的原型不过是男性的性器官的变形。（见图5-20）

2．“日中有踆乌”的形象意义

首先，是远古人们对太阳黑子的天文观察。根据大量材料的证明，“日中有踆乌”的真实意象可能指的是太阳黑子。在很早以前古代人就发现太阳中有黑点。最早的日中有黑子的记载见于《周易·丰卦》中“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沫通昧，即晦）。按，“沫”“昧”同音相假。“日中见斗，可有两种解释：第一，白天中午天空中出现了斗，这意味着发生了日全食；第二，太阳中发现斗状的黑斑，即黑子。”^[38]这后一段解释毫无疑问地断定太阳中有黑子的存在。《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日出黄，有黑气大黄，居日中央。^[39]古人观测到太阳中的黑子，而乌鸦色黑，故比之为乌。甘肃临洮沙村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的太阳纹，圆圈中绘一黑点，这代表青铜时代已观察到太阳中有黑子的现象。

其次，是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整合。“日中有踆乌”形象把鸟和太阳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图腾的模式，它代表着图腾崇拜向自然崇拜的过渡，也是鸟崇拜向太阳神崇拜的过渡。太阳鸟形象从古人原始渗透思维出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崇拜体系。这种崇拜体系，因为地域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显示出不同的人文文化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将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渐融为一体，自然崇拜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生存土壤而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太阳鸟由于形象的不稳定性必将使其失去赖以长期生存的根基，最终导致图腾化逐渐的衰弱。所以，这种类似于太阳鸟的复合式图腾在历史上只能作为过渡的形式存在，它只能作为太阳神崇拜的一个动物形象符号。

最后，是祥瑞和光明的象征。在汉代，祥瑞是代表“上天垂象”的某些自然现象。汉代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准则都建立在天命观的基础之上。由于人们相信上天通过祥瑞与地上的人沟通，所以祥瑞的出现就构成了这一环节。“三足乌”即太阳鸟。在汉画像中它和玉兔常常作为侍应被雕刻在西王母身旁。《山海经·海内北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40]三足乌形象被安排在西王母旁边，加强了西王母神格的威严。三青鸟即“三足乌”，古人称“乌”为祥瑞的阳鸟。在这里，“‘三足乌’和玉兔是太阳和月亮的象征，‘三足乌’也就理所应当地象征着光明”^[41]。

（二）“阳乌载日”与日月崇拜

1．日月崇拜图像

（1）“阳乌载日”

在汉画像中，太阳和鸟之间的组合图像有两种，一种是鸟在日中呈蹲坐姿态，另一种则是鸟驮着太阳运动。上一节阐述了“日中有踆乌”的形象，那么，以下则是对“阳乌载日”图像的分析。“阳乌载日”的具体形象是一只在其腹部刻一圆轮的飞鸟，这里的圆轮代表着太阳。“阳乌载日”图像通常被刻画在汉墓的顶部，它是太阳运动的符号。图5-21是南阳出土东汉时期的名为“日·神灵”的画像，它被刻在前室东盖的顶端，阳乌身体为圆形，表示日轮，翅和尾伸张呈飞翔状，象征着鸟载着太阳运动。在古代，人们把太阳叫作乌鸦。《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在《广雅》这本书中提到太阳的别名叫朱明，一名耀灵，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何为阳乌，就是运载太阳的乌鸦。汉画像中“阳乌载日”图像不是古代人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是人类直观观察的结果。太阳每日自东向西反复运行，这种自然天象在原始先民的眼中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他们想象在天空能飞翔的只有鸟类，认为太阳是在鸟的驮负下运行的。这也是太阳鸟的神话故事产生的缘由。与此同时，“阳乌载日”的神话也揭示了远古人类对太阳运行动力来源的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

（2）日月图像

从古至今太阳和月亮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种物体，它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日月成为人类最早崇拜的天体星象。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发人深思，使人幻想，进而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日月神话。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日月神话，我国人民也凭着自己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日月神形象。有日月崇拜的传说就有日月崇拜的画像，汉画像中的日月图像作为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保留至今。

图5-22是安徽淮北出土的日月图像，它被刻在墓室的顶盖，上面的月轮中有一蟾蜍，下面的日轮中有一只金乌飞翔。金乌和蟾蜍象征着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图5-23为陕西米脂出土的金乌与蟾蜍图像，图中左边的日中乌代表太阳，右边的月中蟾蜍代表月亮，整幅图代表着日月崇拜。

南阳汉画像中有一幅被学者命名为“日月合璧”的天文图，即日月相重叠的日蚀天象图（见图5-24）。该图出于东汉时期，分为上下两组。“下组右为苍龙星座，左为毕宿，内刻一玉兔。上组右边刻阳乌，左为日月合璧，刻一金乌，背负内有蟾蜍之月轮。日月重叠，表示日蚀现象。”^[42]以上是《中国汉画像全集》对该图像的注解。我国是世界上古代天文学资料保存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商周甲骨文时期就已有关于日蚀、月蚀的记录。《诗经·小雅·十月》中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由此可见，汉代已经有日蚀方位、亏起方向、初亏复圆时刻的观测记录。明确了本图包含的内容，下面笔者将结合方位对整幅图进行分析。首先，我们发现这幅图被画成两个方向，即上方两个身体成圆盘形的鸟与下方的苍龙星宿和毕宿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暗示了日月的运行方向和星宿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经过专家的测量发现，“上方的两只鸟内部的圆盘直径基本上是一样大的，这表明两者的地位形似并且对等”^[43]。左边那只鸟的圆盘中有一只蟾蜍，这是月亮的标志，右方的阳乌代表太阳，二者结合正暗示了汉人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

“日月同辉”是汉画像中关于日月崇拜的又一个体现（见图5-25）。这类图像大部分都是刻在条形的石头上，石头的一端刻画“阳乌载日”，一端刻蟾蜍月宫，星斗在其间出没。“日月同辉”又叫作“日月相望”，现实生活中人们会把太阳从东方升起同时月亮还挂在西边的这段间隙叫作“日月同辉”。《释名》云：“朔，苏也。月死复苏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施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44]图5-25为“日月同辉图”，左方为日轮，日轮中有一飞鸟，右方月轮，月轮中有一蟾蜍，中间云雾缭绕，天空中群星密布，这幅图正是汉代人天象观的缩影。“日月合璧”图和“日月同辉”图将成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形象各异的“日月图像”出现在汉画像中，显示了古代日月神话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变异特征。“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产生，便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45]从“日中有踆乌”到“日月图像”，汉画像中的太阳鸟形象逐渐反射出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哲学观。在这种哲学观的影响下，日月神的崇拜也从刚开始的动物形象逐渐演变成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形象，这些形象证明了汉代民间仍悄然流传着日月崇拜的古老习俗。

2．日月崇拜图像的意义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哲学大师康德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敬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46]中国自远古开始就已产生独有的宇宙观，大自然的瞬息万变，气象万千，季节轮回交替。《易经》曰：“观乎天文，以查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些记载表明，古人观乎天文变化的目的是为了分辨吉凶。圣人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天和地在此并称，但在古人的心目中，“天”是至尊的，是决定一切的。汉代人在建造自己的墓室的时候已融入了自身对宇宙天象的理解，并且运用最简单的图画创造出了日、月、星宿以及各种的神灵异兽。图5-26是东汉时期河南南阳卧龙区丁凤店出土的“金乌·星座”图，画面的左端为背负日轮的金乌，金乌左边的一星为太白，乌尾三星连着为河鼓二。连成菱形的四星似为女宿，连成勺形的为北斗七星。北斗柄下星为相，柄上三星为天枪。

汉画像中的天象图是一种占星的符号，它既反映了汉代人对宇宙天文的观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人类对自然的一切发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使其为自身服务，趋利避害，如人们通过天象的观察知道人事的吉凶，人世间的制度按天象的格局来加以安排和制定等等。天象如此重要，所以在汉代的画像中，表现科学天文的内容异常丰富，不仅包括日月星辰和具体的星座，还有许多的人文内容如“伏羲女娲擎日月”。

（三）“伏羲女娲擎日月”

在远古时期，人们把天穹当作宇宙，而宇宙的概念有时又是等同于天地概念。古人通常用“天圆地方”描述天地的关系，所以“圆”和“方”作为宇宙模式上的象征常常出现在汉代墓室中，例如一座墓葬的顶部可以象征整个天空。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总是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总是落在人事上，所以带有人文特征的人的形象在宇宙中也会常常出现。例如在星宿云气散布的墓顶，“伏羲女娲擎日月”的画像数不胜数，它与其他的神祇并列于天界，这又蕴含着何种意义？

1．伏羲女娲形象解析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写道：“在世界神话观的早期阶段，尚无分离人与生物总体、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鲜明界线。”^[47]“于是人以其自身趋同于动植物的行为和特征，在动植物的生命形式中体会自身的存在。在人类早期，一些神话人物的形象往往被幻想成熟悉的动物形象，这种形象的动物化，是早期神话的一个显著特点。”^[48]“伏羲女娲”二神就是个很鲜明的例子。《天问》中说：“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伏羲、女娲形象不仅常在古籍中出现，也常作为神祇出现在汉画像中。其总体形象特征为：伏羲、女娲两者上半身皆为人形，下半躯为龙体和蛇体。男神伏羲戴冠，女神女娲头梳发髻。伏羲、女娲相对而立，或并肩交尾。“在形体上全国各地都有基本的共性特征，只是伏羲、女娲手中捧的附属物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性特征。具体可分成三大类：1.持规矩型；2.擎日月型；3.芝草型。”^[49]究其原因应该与各地的文化风俗的差异密切相关。以四川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例（见图5-27），二者多为左右分布，右边伏羲和左边的女娲交尾，两者手中都托着圆，右边圆中是一个飞乌，左边圆中是一蟾蜍。由于右边圆中的乌与太阳鸟的形象相符，所以它是日神的代表。四川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擎日月”形象，是因为它地处古代巴蜀的文化区，那里独立的自然环境、崇尚自然的原始宗教以及古朴与苍茫的地域特色，造就了巴蜀人崇拜日月的远古遗风。既然每个民族都有崇拜日月的习俗，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又代表着太阳神的崇拜，“伏羲女娲擎日月”图像的出现是不是也映射着从远古就流传的日神月神的神话呢？接下来，笔者将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

（1）日神月神

首先，《世本·作篇》说：“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50]王充《论衡》中说：“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月离于毕，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其类在地，螺与蚄也。月毁于天，螺蚄舀缺，同类明矣。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被螺蚄，为其得实。”^[51]“以上三个例子证明了伏羲为日神，日神伏羲有造历法之事。当雨多的时候人们便祭女娲，女娲又名女蛙，因为蛙知雨之将至而鸣。祭女娲实际就是祭月。”^[52]

其次，从历史的演变出发去探究“伏羲女娲”和日月神之间的关系。上古时期的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过太阳神崇拜，丰富的文字和文物资料证明了太阳崇拜在当时盛行的状况。就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太阳神崇拜属于自然神崇拜，它是较为朴素的原始信仰。太阳神是始祖神，是被人化了的创始者。叶舒宪的《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和萧兵《楚辞文化》等著作认为，上古以及秦楚时期，伏羲、羲和、帝俊、太昊、少昊、黄帝、炎帝、颛顼等帝王都是上古时代的太阳神。到了汉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泰一、太一、泰皇均是太阳神。黄帝、尧、舜、后羿、商汤、炎帝等许多帝王很可能都是由太阳神演化而来的。这些文献表明，远古时期特别是周代之前中国就存在着一元的太阳神崇拜，而黄帝、伏羲则为诸神中的最高神。自古就有羲和生十日的传说，羲和是太阳神的母亲，它的古音读作xie，缓读即“羲——娥”，或“羲——和”。这可以推断出，月亮神女娥是华夏民族的母神女娲，它是从太阳神“羲”的名号分化出来的，它象征着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女娲和伏羲在传说中是兄妹兼夫妻，所以在汉画像中会出现连体孪生的形象。

综上所述，到了汉代，阴阳五行观思想的盛行，“远古的原始崇拜已渐渐地从一元崇拜衍化成二元崇拜，从单一的太阳神崇拜变成对太阳和月亮的二元崇拜”^[53]。

（2）阴阳神

“伏羲女娲”形象代表着汉代对自然神的崇拜已由单性向两性相偶模式的演变和定型，是汉代自然神话受到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和制约而形成的必然结果。阴阳五行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汉代的阴阳五行说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引起自然神话的变化，自然神属性与阴阳五行的对应，是自然神与阴阳五行体系的同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阴阳是天道的常理、常规，因此阴阳便成为当时涵盖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恒常之理。根据这样的恒常之理，一切事物必然是由相反的事或物所组成，即‘凡物必有合’，而组成事物的相反的两方又必然属于不同的性质，即‘合必有阴阳’，阴阳性质不同，阳尊而阴卑，即‘同度而不同意’。阴阳五行思想作为汉代的指导思想，其阴阳天道的思维模式为汉代自然神话自然神形象的塑造设下了‘窠臼’。”^[54]伏羲、女娲一阳一阴，两者形象交尾为合。阴阳学说出自《周易》。“《周易》的根本精神是变化、运动和发展。汉人认为阴阳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各自性质的体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内在矛盾变化之中，阳极则阴生，阴至则阳萌，阴阳互化，导致事物性质的变化。”^[55]《淮南子·原道训》中的“泰古二皇”和《淮南子·精神训》中的“二神”都解释为伏羲、女娲。日神伏羲和月神女娲为阴阳二神。

2．伏羲、女娲形象的意义

据统计，伏羲、女娲多出现在墓室中的两个位置，一个是墓顶，还有一种是夫妻的合葬墓中。刻在墓顶的“伏羲女娲”图像，前面已经提过它们是日月的象征、宇宙的象征。被刻在夫妻合葬墓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则有其他的寓意。纵观“伏羲女娲”形象出现的地点，它们大多是刻在同一夫妻合葬墓中的对应位置上的，这种对应正响应了前文所提的阴阳对偶。除此之外，“伏羲女娲擎日月”图像在汉画像中的出现也代表着汉代婚姻制度的发展。图5-28是刻在四川石棺上的“伏羲女娲擎日月”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石棺上刻有伏羲、女娲阴阳二神，将日月神刻于墓中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江苏东海县发现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夫妻合葬画像石墓，东主室顶部刻绘伏羲举日像，西主室顶部刻绘女娲举月像。《礼记·礼器》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伏羲、女娲代表着阴阳两性，在墓中这阴阳的二元正好与男女墓主人的性别相对应。这是对太阳神的一元崇拜到对日月二元崇拜的发展，这种二元的观念又是参照着男女两性的交合模式而产生的，把这种两性交合的观念刻画在墓中作为神话意象就成了伏羲、女娲的交尾图像。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是中国古代哲学阴阳和谐的思想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体现。“它借由‘日月交合’之象来象征阴阳的和谐，男女墓主人夫妇和睦。”^[56]

（四）“后羿射日”

1．“后羿射日”的神话

《楚辞·天问》曰：“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佚文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易林·履之履》：“十乌俱飞，羿射九雌，雄得独全，虽惊不危。”这是“后羿射十日”神话在典籍中的最初记载，到了汉代，射十日的故事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演变成：“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射十日，结果射中九日。”西汉刘安撰《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57]《淮南子》又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其中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后羿射日，结果射中了九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原始的寓意：“小儿子羿射落了他的九个哥哥（或姐姐），独立继承了母亲羲和的太阳神籍。”^[58]这恰巧印证了后羿的身份是太阳神。如果我们认为“后羿射十日”的故事是合理的，那么后羿就完全丧失了作为太阳神的特性，成了十日的敌对者，这显然是与后羿的原始身份不相吻合的。

2．“后羿射日”的形象

“后羿射日”神话形成于先秦，后羿既是射日英雄又是太阳神话的主人公。“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在汉代古籍和汉画像中也有记载。图5-29和图5-30是河南郑州和南阳汉墓出土的“后羿射日”的图像，图像上一个人手持弓正准备射树上的几只鸟。“后羿射日”的传说是射日，在汉画像中我们发现日变成了鸟，这也说明着鸟和太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本章第一节已经从“日中有踆乌”这一图像论证“乌”是阳精的聚集，太阳与鸟以“阳”而整合。经过对汉画像中太阳鸟形象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日轮中通常都立着一乌，无论是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还是东汉流传下来的神话，乌在日中的实例不胜枚举。这种现象表明乌在日中是两汉时期具有的普遍性神学共识，它是汉代太阳神话的主要情节。太阳与乌相合，二者均为阳精的代表。“乌是太阳阳精凝炼、聚合的结果，乌立日中，表明乌既是太阳的‘生命’，又是太阳的‘化身’。因此，以乌作为太阳阳德属性的承载之体，将太阳‘物化’为神乌的形象，便成为汉代后羿射日传说在情节上演变的结果。”^[59]

3．“后羿射日”的形象意义

“后羿射日”形象包含的寓意，传统的观点不外两种，一种说法为农业上的抗旱需要，另一种说法为太阳家族的内部矛盾。

（1）农业抗旱的需要。所谓“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令人酷热难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意识——射杀害人的、多余的太阳。在农耕时期的生产生活领域，定居的农耕部落具有抗旱的需要，是为生存所迫；抗旱是最为直接的认识，是对自然现象最直接的反应。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十日并出’说大概也是从原始时代的生活经验发生的”^[60]。因而抗旱便由一种古代英雄般超凡的行为——射日来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射日神话还反映人类和大自然抗争的主题。“后羿是人类的化身，‘后羿射日’神话，表现的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萌醒，是对人类自我力量的肯定，是对自己创造工具的礼赞！”^[61]后羿的种种壮举，反映了人定胜天的精神，其中射日是这些壮举中的组成部分。

（2）太阳神家族的内部矛盾。根据《淮南子·本经训》对“后羿射日”的缘由、过程和结果的描述，从文字上看，“后羿射日”的目的是解除干旱和酷热之苦，但从人类学深究，它实际是代表母系社会的一种“末子相续”制度。“末子相续”制度是指由最年幼的儿子或女儿继承家庭遗产。“后羿”是伏羲和羲和之子，自古有“十个太阳”的传说，羲和为十个太阳之母。太阳十兄妹为了争权夺利，都想独占鳌头，于是原有的轮流值班制度遭到破坏，就出现了“十日并出”的局面。最后，“后羿”射掉了他九个哥哥（或姐姐），剩一个太阳在天上，冲突才得到了解决。神话中曾出现过“羿落九日，落为沃焦”的说法，那么天空中剩下的一个太阳神自然就是后羿本人了。“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隐隐约约透露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从母系社会中总结出来的所谓“‘末子相续’制（又称‘幼嗣继承制’）的遗迹”。^[62]除此之外，“‘后羿射日’神话的寓意还被视为政治统一的标志——十日灭其九，这意味着九个部落被兼并，于是统一的太阳神信仰观念最终被接受”^[63]。《帝王世纪》称：商朝人崇拜太阳，“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援引孔子的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实际上也反映了政权统一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