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除具有军事思想所共有的阶级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外，由于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吸吮着中国特有的文化营养，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战争实践，因而相对一般而言，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历史久远，著述浩繁，学术成就斐然
中国兵书始于何时这一问题，迄今历史研究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古人说兵法起源于黄帝，《汉书·艺文志》还辑录了黄帝及其臣下封胡等人的兵法数十篇。但据今考证，这些均为后人依托之作，不足为凭。我国有史可查的最早兵书大约始于西周，《周官》（《周礼》）中的《夏官司马》就具有军事著作的特征。其后，《左传》中称引的《军志》，《孙子兵法》中称引的《军政》等著作，应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其年代都可追溯到西周。这些兵书虽早已亡佚，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有关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举世公认的世界最辉煌的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在2500多年前就闪耀出夺目的光彩，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兵书”。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著述浩繁，蔚为壮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史籍所辑录的兵书达3380部，23503卷；目前尚存兵书仍然多达2308部，18567卷。正因为此，中国赢得了“兵法之国”的美称。
（二）把崇尚道义、追求和平作为研究军事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
早在先秦时期，兵家就把“止戈为武”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武”在古代兵法中是比“兵”“战”“争”“权”“谋”更高的战争范畴，蕴含着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深层次领悟。《司马法》中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第一》）明确把“安人”“爱其民”“止战”作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孙子兵法》中则把“道”作为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这些都是“崇尚道义，追求和平”价值取向的生动反映。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和升华，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观念，即“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太白阴经·贵和篇第十二》）。这种传统观念代代相因，发扬光大，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特色。
（三）注重奇谋方略，力求以智取胜
战争是智与力的较量，在血与火的决斗中，智与力相映生辉。中华民族是擅长和推崇谋略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中，丰富多彩的奇谋方略最引人注目。翻开中国的历史典籍，其中对战争的记述，在运筹帷幄的谋略上浓墨重彩、精雕细刻，而在战争经过的描写上则是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人们膜拜的不是持丈八长矛、一声怒吼吓退百万大军的张飞，也不是碧眼苍髯、持两把板斧有进无退的李逵，而是羽扇纶巾、布衣草履的诸葛亮、张良，因为前者被视为一介武夫，而后者才是智慧的化身。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古典军事学重道轻器，西方古典军事学重器轻道，这无疑有不尽全面之处，但它却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注重谋略，力争智胜”，是中国军事思想的传统特色之一。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产生和运用，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战争。黄帝、炎帝联盟与蚩尤逐鹿之战，炎帝与黄帝阪泉之战，已经孕育着军事谋略思想的萌芽。商朝著名的鸣条之战，就已运用了离间计。周朝著名的牧野之战中所采用的一系列翦商谋略，就是“军事谋略的奠基人”姜尚的杰作。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变诈之兵并作”，为军事家开辟了施计用谋的广阔舞台。《左传》《战国策》等史籍中所记载的掘突嫁女灭胡、曹刿蓄盈待竭破齐、墨子演阵破敌、孙膑围魏救赵等战争篇章，无一不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活剧。孙武及其他历代兵学家，对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战争经验和重视谋略运用的传统思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十二诡道”，《百战奇法》《三十六计》中所概括出的130多条战争法则，都是熔炼中国传统谋略思想形成的纯金属结晶。这些人们耳熟能详、出口能诵的奇法妙计，是中国传统战争智慧得以存在并不断深化的思想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