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数千年连续文明发展史的古老民族。与社会制度变革、统治王朝兴衰、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相伴随，我国古代战事频繁，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无数次大小战争，以及与这些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色彩缤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历史上不仅发生了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而且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军事统帅、军事理论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军事著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和珍贵的军事理论遗产。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孙子兵法》。
（一）《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6000字左右，一共13篇。作者为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
孙武，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和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后人尊称其孙子或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今山东博兴北）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出身将门。其父孙冯，为齐卿。因避齐国内乱，孙武投奔吴国，以所著兵法十三篇进献吴王阖闾，被任用为将。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协助阖闾率军伐楚，五战五捷，以三万人破楚二十万众，攻入楚都郢。《史记》上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共13篇，篇名依次为：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前的战争经验，论述了战争观、安危观、战略思想等有关战争全局的问题，揭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集中兵力作战、“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等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和指挥作战的普遍原则，考察了敌我、众寡、利害、强弱、虚实、勇怯、逸劳、攻守、进退、奇正、迂直、围阙、治乱、为不为等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在治军思想和将帅修养、将帅选拔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重要准则。
《孙子兵法》的问世，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初步认识到了战争的本质，冲破长期鬼神论、天命论的束缚，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它分析了战争的奇正、攻守、强弱、虚实、远近等对立的现象及其相互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和指导原则，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它的理论意义，不仅跨出了奴隶制和封建时代，至今还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孙子兵法》历来被推崇为“兵经”“武经”，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世界公认的居于鼻祖地位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
（二）《武经七书》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于元丰三年（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该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在这其中，前面已经介绍了，《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因此将《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列为全书之首，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基本内容则由三个部分组成：①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成分。②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内容。③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全书约近5000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应该承认，《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与深刻之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这其实是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的，因此，《武经七书》中有《吴子》的一席之地，绝非偶然。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势在当时的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首先，它具有军事学术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其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六韬》有广泛的渗透与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厚影响，以及法家、墨家学说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三，《六韬》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启迪意义。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运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构成的具体设想等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显而易见，《六韬》在《武经七书》中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
《三略》是秦汉时期所成书的，它则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诸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性，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之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三略》安治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和必有之义。第二，《三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花费大量笔墨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驭将统众的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入选《武经七书》也是丝毫不能质疑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在结合战例阐述兵学哲理，使之深化方面，比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具体地说，就是《问对》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新的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于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问对》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
由此可见，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的确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编纂的《武经七书》才是兵书中的翘楚，兵书中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最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