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防御战斗
防御战斗是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行动，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它通常是在保卫重要地区或目标，阻隔敌人或阻敌增援、突围，掩护主力集中、休整或机动，巩固占领地区或保障主力翼侧安全等情况下实施的。其目的是杀伤、消耗、迟滞敌人，扼守阵地，争取时间，为转入进攻或保障其他方向的进攻创造条件。
防御战斗是一种被动的作战形式。防御者通常在兵力兵器对比上处于劣势，其战斗行动受进攻一方的制约较大，不得不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要随时准备抗击敌人从任何方向实施的突击。因而，防御战斗容易陷入被动地位，大不如进攻战斗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权。但是，防御者却能同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作战，并往往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其主要原因是它具有进攻者所不具备或不能完全具备的以下6个方面的长处。
1.能够依托有利的地形和阵地条件进行战斗和防护
在通常情况下，防御者可以详细研究地形利弊，选择便于防守的地形，并预先构筑工事，设置障碍，为实施战斗创造有利的阵地条件，从而弥补自己兵力、火力的不足，使战斗效能大为提高。
2.可以建立严密的火力配系，增大火力杀伤的效果
现代战斗主要是火力战。防御者能够预先在一定地域和目标准备射击诸元，并进行试射，以保障高精度的射击。
3.可以实施有效的伪装
防御者可以利用阵地的自然条件和各种伪装器材，采用各种手段对防御配置情况隐真示假，迫使敌人对假目标和次要目标消耗弹药，造成敌人判断和行动上的错误。
4.便于利用有利地形，灵活地机动兵力兵器
通常防御者对战斗地域内的地形比较熟悉，在一定程度上比进攻一方更有条件灵活地机动兵力兵器，从机动中吸取力量，适时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杀伤、消耗敌人的优势兵力，或破坏敌人的进攻。
5.能够以逸待劳
防御者通常是先于敌人占领战斗地区，做好防御战斗准备，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等待敌人进攻。而进攻者通常要经过远距离的开进和逐次展开，精力和体力的消耗要比防御者大得多。在高技术条件下，虽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高，机动速度快，但防御者仍可以逸待劳。
6.能更多地得到民众的直接支援和配合
防御者如能巧妙地利用这些长处，并充分发挥阵地的优势和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就能弥补兵力兵器之不足，以较少的兵力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突击，达到守住阵地、重创敌人的目的。防御战斗的基本任务涉及保卫重要的地区或目标；迟滞、消耗、钳制、吸引敌人；创造歼敌的有利战机或掩护主力进攻；阻敌增援、突围或退却；巩固已占领的地区，抗击敌人反冲击或保障主力翼侧安全；掩护主力集中、机动或休整。
进行防御战斗的时机是由战役、战斗的目的和敌人的进攻行动决定的。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军队机动能力提高，战场情况变化急剧，攻防战斗样式转换频繁，兵团、部队和分队转入防御战斗的时机将会越来越多。在未来战争初期，除了为保卫重要地区和目标，制止敌人长驱直入，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之外，在战役战斗的过程中，为了制止敌人的迂回包围，可能要在既设阵地的空间地带组织防御，掩护和保障坚守部队的翼侧安全；为了保障机动作战部队运动歼敌，可能要在一定的地区组织防御，用以阻隔敌人、阻敌增援或断敌退路；为了在进攻战斗中抗击敌优势兵力的反冲击或巩固所占领的地区，要适时转入防御，以保障主力继续扩大战果，发展胜利；为了做好歼敌准备，创造有利的歼敌态势，也要以一定的兵力组织防御，钳制、吸引敌人，掩护主力集中、机动或休整。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场合，如遭遇战斗失利、阻止空降之敌与其地面部队会合、防止被围之敌突围等，也都要组织防御，为主力的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战斗，在地面（或水面）和空中、前沿和纵深同时展开；战斗突然性增大，组织准备的时间缩短；电子对抗激烈；提高生存能力更加重要；攻势行动更加广泛；情况变化急剧，指挥协同复杂。因此，防御战斗必须树立积极防御的思想和全局观念；有重点地部署兵力，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建立以反坦克、反空降为主的全纵深、全方位的阵地体系，快速构筑比较坚固完善的工事；严密组织火力配系，在全纵深内构成远中近和高中低相结合的、立体、密集的多层火网；设置多道、多种类的障碍物，构成防坦克、防步兵、防直升机的立体障碍物配系；周密组织协同动作；全面组织各种保障，特别是对高技术武器袭击的防护；广泛机动兵力、火力，把严密防护与积极打击结合起来；把顽强抗击与积极的攻势行动结合起来；把正面抗击与侧后袭击及阵地内伏击结合起来。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火力、障碍物和实施电子对抗，粉碎敌人的进攻。
总之，古今中外战争的基本战斗类型，只有进攻和防御两种，战争就是进攻与防御的交替应用。这两种战斗类型，是在相互斗争中共同发展起来的，二者是互相依存、互为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在战争实践中，攻者为了创造有利的进攻态势，常常要以防御的手段作为辅助；而防者为了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也常常要以攻为守，用以达到防御的目的。因而，它们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的本质上讲，由于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所以，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作为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但就执行战斗任务的兵团、部队和分队来讲，则有时以进攻为主，有时以防御为主，通常在连续战斗的过程中，攻防交替应用，而且攻中有防，防中也有攻。
拓展知识
战术学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战术学以战斗实践活动为基础，是战斗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着战斗实践活动的深化而逐渐丰富完善。
（一）战术学的萌芽
战术学是由战斗的实际需要产生的。自从产生了战斗，人们就开始探索战斗的规律。然而，战术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类早期，受到战斗实践较少和社会文化水平较低等条件的限制，人们难以对战斗这一客观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不可能产生系统的战术理论，也就不可能产生战术学。早期的军事文献只是单纯地记载以往战斗中的一些史实和事件，人们也只能从历史角度来认识武装斗争。之后，随着战争成为频繁的社会现象和作战经验的大量积累，以及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战争指导者开始重视经验研究，探讨作战的规律。中国古代战术理论研究发展很快，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早在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就有诸如“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反映作战规律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兵学兴盛，诸多兵书从不同角度对作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其中系统研究作战理论问题的《孙子兵法》最具代表性。书中揭示了以“知彼知己”为核心，包括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作战规律；概括了“攻其不备、出敌不意”“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奇正之变”“兵因敌而制胜”“我专敌分、以众击寡”“因粮于敌”等作战原则；阐述了进攻、防御等用兵方法，以及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实施作战的要领，蕴涵了初步的战术学理论。但这一时期，战争与战斗尚无明显的区分，战术学理论蕴含在战争理论之中。被视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既是对战争问题的系统论述，也可以看作是战术学萌芽的标志。
（二）战术学的形成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20世纪上半叶两千多年间，中国战术理论的发展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西汉时期将以往的兵书分成“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共4类，其中“兵形势”“兵阴阳”中的许多著作，主要是战术理论方面的内容。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5），正式建立“武学”，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作为武学必读之书，对战术理论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元代时期，战斗的样式有了重大发展，战术行动有很多创新，但在战术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很少。明代时期，火器在战斗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火器时代战斗的特点规律成为当时军事家们关注的重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既是抗倭中练兵实战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明代训练和作战的特点，尤其是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对战术理论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明代末期以后，中国在军事理论上未能保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不得不开始进入以引进为主的发展时期。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不仅引进了商品经济，而且还开办了各种讲武堂，并派出人员学习西方军事科学，先后翻译和编著了《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火器真诀》《兵学新书》等多种战术理论书籍，从各方面介绍西方的战术理论，使中国近代战术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出现能作为战术学形成标志的理论著作。(https://www.daowen.com)
战术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出现在欧洲。欧洲的早期战术理论主要反映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艾涅的《战术》等著作中，着重记述史实，也论述了一些战法。
4世纪末至5世纪初，古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所著的《论军事》，阐述了战斗制胜取决于运用武器的技巧，熟知兵法而大胆，精锐之师常胜、乌合之众必败，战斗成败依赖于精神因素，出奇可慑服敌人、因袭则无甚可取等作战规律。西方古代战术理论对以后战术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产业革命，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作战的规模扩大且日趋复杂，战术理论才迎来了革命性发展。18世纪法国拿破仑战争，已呈现出由多次战斗和会战才能达成战争目的的特征。1799年普鲁士军事家比洛在《最新战法要旨》一书中，最先把军事科学划分为战略理论和战术理论。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把战术定义为“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其《战术或战斗学讲授提纲》揭示了战斗的本质，分析了战斗的目的、原理、特点和分类；阐述了精神优势是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形成优势，进攻是积极的战斗类型等作战规律；概括了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机动、积极防御、协同等战斗的一般原则；论述了进攻、防御、指挥、利用地形，以及行军、宿营等组织与实施战斗的一般方法，对战术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若米尼在其《战争艺术概论》中，也定义了战斗的概念，揭示了一些作战原理，论证了一些作战样式，概括了战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多兵种联合作战规则等。但由于《战争艺术概论》于1837年出版，比1812年成书的《战术或战斗学讲授提纲》晚了整整25年，因此，在学术界通常将克劳塞维茨的《战术或战斗学讲授提纲》作为战术学形成的标志。
（三）战术学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 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武装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战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首次阐明了战术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战斗领域若干基本规律，创立了集中兵力、掌握主动、攻敌不备、充分准备等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术原则，提出了组织实施战斗的一般方法，对科学战术理论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进入20世纪，频繁的战争需求促使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装备大量用于战场，作战规模越来越大，呈现出新的特点，大大推动了战术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飞机、坦克、新式火炮等武器大量用于战场，新的兵种相继建立，产生了兵种战术。战斗中各兵种在统一计划下协调一致地行动成为战斗制胜的关键因素，合同战术应运而生，合同战术学及军种战术学、兵种战术学逐步形成。特别是战役学的建立，使战术学的研究领域更加明确。列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思想，论证了战术与技术、战略的关系，论述了集中兵力、预备队及军种、兵种运用等战术理论，丰富了战术学的理论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武器等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使合同战斗具有立体、纵深、高速机动的性质，战斗突然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大，合同性增强，揭示并反映这些特点和规律的战术学理论内容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苏军出版的《战术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一书，阐述了战术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理论内容、研究方法，战术学在军事学术中的地位，与其他军事学科的相互关系等。
20世纪80年代，美军对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严格区分，提出战术学的研究对象为战斗和小规模交战，主要研究领域范围包括军一级作战的内容，并概括出现代战斗的特点和原则。
近些年来，局部战争的实践对战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充分展示了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典型特征，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革新性，推动作战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一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时代，战术学理论取得了重大的创新与发展。
（四）我军战术学的形成和发展
我军战术学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建军伊始，我军就将研究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作为战术理论发展的基础，注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从理论上探索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并充分吸收外军特别是苏军的有益经验，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术学理论体系。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在总结游击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十六字诀”，反映了以灵活机动的游击行动能动地夺取战斗胜利的战斗指导规律，成为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和主要原则。以刘伯承为代表的许多将领，还翻译出版了大量苏军战斗条令和军事理论著作，为我军借鉴外军的经验提供了理论支撑。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战术学研究的对象、领域和任务等做出了明确界定，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并在一系列著作中系统论述了战斗的目的、本质、规律等理论问题，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学的基础，也为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将游击战作为基本作战形式，将袭击作为基本战术。1938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对袭击的目的、基本原则、方法手段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我军一些著名将领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袭击战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如许光达的《论袭击》一书，就对袭击的基本样式、组织实施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充实了我军战术学理论体系。
解放战争时期，作战规模扩大，作战手段增多，作战样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军的战术理论也随之有了快速发展。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指导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对战斗形式、战斗方法、战斗准备、战斗作风等问题都做了科学概括。各野战部队也注重总结经验、加强研究，用理论指导战争实践。东北野战军就根据自己的作战实践，总结提炼出“六个战术”，为我军实施运动战、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其他野战军也根据各自的作战实践总结提炼出大量行之有效的战术，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斗指导思想、战斗原则和战法体系。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和战斗规模的扩大，在以步炮为主的合同战斗实践中，形成了合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合同战术初步形成，战术学理论进一步扩展。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面对装备现代化的敌人和不同于国内战争的环境，在诸兵种合同战斗实践中，丰富了袭击与强攻相结合的进攻理论；在发展野战阵地防御战斗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坚固阵地防御战斗理论；总结了防空、防坦克、防空降、防化学等新的战斗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战术学理论内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军加快了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进程，建立了大量军事院校和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开始对我军的作战经验进行总结梳理，对军事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特别是在1958年根据毛泽东关于“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1]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建了战术研究部，专门从事战术理论研究，结合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的战斗实践，深入探索现代战斗的特点和规律，编写了合成军队及各军种、兵种的战斗条令，出版了多部优秀的战术学理论专著和教材，标志着我军战术学研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部队的合同战术训练不断发展，院校的战术学教学更加系统，战术学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壮大，战术理论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
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围绕揭示信息化条件下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全军上下以基地化训练和各种演习为平台，不断深化合同战术理论研究，展开了信息化条件下联合战斗的理论探索，加大了战法创新力度，在联合战斗、战法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优秀成果，战术学研究在新世纪新阶段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新气象。
（五）战术学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大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应用于作战，对战斗及其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作为军事科学支柱之一的战术学，在研究内容、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将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
1.注重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战斗的特点和规律
信息化条件下，由于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信息网络遍布整个战场，战场变得更加“透明”，战斗将在陆、海、空、天、电磁、网络等多维有形空间，以及心理、认知等无形空间展开，加之以信息化武器平台和精确制导弹药为代表的大量高新武器装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战场上，使实施战斗的物质基础有了质的提高，传统的火力、打击、防护、指挥等被注入新的内涵。因此，战术学研究的重点，一是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战斗的特点；二是揭示信息化条件下战斗规律与战斗指导规律。
2.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将有所发展
军队编制、装备特别是战斗实践的发展，决定了战术学学科体系是动态和开放性的。一方面，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军兵种的出现，军队的力量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战术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也要随之变化。另一方面，局部战争的高技术化和小型化，使得战争、战役、战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作战的形态由合同作战向联合作战转变，联合战斗随之应运而生，这必然会导致战术学学科体系有所扩展，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
3.研究方法将更加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随着战术学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战术学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程度越来越深，仅靠直观的概念和经验分析等研究方法已远不能适应研究需要，必须广泛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运用建模仿真、探索性分析、综合集成等定量分析方法，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为战术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供方法上的支持，为战术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突破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