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演变
（一）孕育阶段
从越南战争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可以看作新军事革命的孕育阶段。这一时期，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出现了以灵巧炸弹为代表的精确制导武器，同时美苏等军事强国指挥手段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精确制导武器与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发展，促使战争方式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也为新军事革命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技术前提。军事领域的这些发展变化引起了军事领导人和军事理论家的关注。早在1977年，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了“抵消战略”，可以看作新军事革命的先声，然而他们当时并没有从思想上清楚地认识到这场革命已经来临，只是迫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加大追逐军事优势的步伐。相比之下，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人认识得更加清楚。1979年当时的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撰文指出，新兴技术将使军事学说、作战概念、训练、兵力结构、国防工业和武器研制重点发生革命性变化，他把这种变化概括为“新军事技术革命”。在西方，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夫·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提出了三次浪潮战争革命的理论。但是，这时人们关注的重点还是武器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变化，对于军事领域的整体变革认识还比较肤浅。
（二）萌芽阶段
以海湾战争爆发为标志，新军事革命进入萌芽阶段。1991年1月17日，当停泊在地中海上的美军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击中千里之外的伊拉克军事目标时，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军事革命的巨大冲击。海湾战争仅仅持续42天，而空袭行动就占了38天。在多国部队大规模、高强度的空中打击之后，号称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的伊拉克军队几乎未做抵抗就迅速溃败。这场战争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人们在震惊之余开始对军事变革问题进行理性研究。各国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纷纷制订新的军队发展规划，推动军队转型建设，由此正式启动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进程。
（三）发展阶段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标志着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战争形态已基本形成。美军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全面信息优势、战场控制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一方面，刺激了国内加速军事革命、称霸全球的强烈欲望；另一方面，也对其他国家起到了警示和示范作用，使它们进一步增强了军事革命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因而，伊战结束后，各国纷纷加大军事投入，加快了军队转型的步伐。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主要标志为：各国纷纷提出军队建设新的发展目标。如美军提出了“二次转型”目标，要求建设更精干、更灵敏、更先进、战备程度更高的新型联合部队。俄军“新面貌”改革进入调整完善阶段，力求实现“精干高效、机动灵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建军方针。日本提出了“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力求建设快反、机动、灵活、持续的多能型自卫队。欧盟主要国家提出了“建立一支规模小、装备精、轻型化、机动灵活、快速反应能力较强的实战型军队”的建军方针等。各国一方面积极消化前期军事改革和转型所取得的成果，军队建设进入相对稳定期和调整适应期；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反思，调整纠偏，整合资源，准备推动新一轮军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