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在国外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省委党校的负责人，我的全部工作是与学习、研究、传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在国外向外国学者讲邓小平理论。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连马克思主义都不那么吃香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外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不然，记得1994年7月，我作为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出访俄罗斯，我们访问了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哲学所、莫斯科大学、莫斯科语言学院、俄罗斯国家公务科学院（原苏共中央党校）和圣彼得堡，每至一处我都给他们宣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讲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都给予尽可能详尽的解答。访问中，一直全程陪同我们的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哲学所的哲学博士、主导研究员布罗夫教授，同我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有过多次长谈，事后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还是你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好，你们有邓小平领导，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我们俄罗斯不行，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也没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去年11月，布罗夫教授偕夫人应邀到我们省委党校讲学，他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与苏联改革的失败加以对比，非常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理论的伟大。一个外国的理论家如此热情地宣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作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我感到自豪。

1996年5月，按照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学术交流的协议，我们代表湖北省行政学院应邀出访美国。事先美方曾征求我们演讲题目的意见，并希望我讲讲三峡工程，因为美国人对这一世界瞩目的工程很感兴趣。我想，三峡工程应该讲，应该向美国人宣传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工程，但我又想，更应该让美国人从全局上了解中国，应该向他们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我选了《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这个题目，其中也包含了三峡工程内容。在海沃德分校，当我演讲这个题目以后，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纷纷向我提问，其中不少是因为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也有的问题是带有挑衅性的，我一一作了回答和批驳，他们听了都不断点头称是。当我们访美结束，在旧金山登机回国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中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卡马斯教授亲自开车送我到机场。在车上，他深情地对我说：“周院长，你的演讲很好，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别是了解了邓小平的理论。”他说，“这几年，我到过印度、到过俄罗斯，在莫斯科工作过九个礼拜，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还是你们中国发展好，还是邓小平的理论好。”我听了很高兴，觉得我们的访问目的达到了。

这几年，我也与日本一些友好人士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来访，或者通过电话、传真、信函交流一些看法。有一次，原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金丸千寻先生来信说：“这几年中国发展快，中国经济在亚洲起了带头作用，应该感谢邓小平先生，感谢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金丸千寻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毛主席、周总理都有交往。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以后，外国一些传媒造了许多谣言，许多人不敢来中国了，他当时就到中国访问、了解情况，回国后到处讲演，放幻灯片介绍中国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批驳那些造谣中伤，大力宣传中国的巨大变化。他对邓小平非常敬重，对邓小平的理论兴趣很浓。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很好，学习理论就是要联系实际，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先生的理论非常正确。

说起邓小平理论，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1995年5月，俄罗斯国家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阿斯拉诺夫教授来访问湖北省行政学院，我陪他到学院各处参观，他到学院开办的求实书店，见到新出版的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爱不释手，我们马上送给他们访问团人手一册，他们非常高兴。回国后他马上组织人翻译，但出版经费不足，他们找一家银行赞助，银行听说是邓小平的传记，立刻表示愿意赞助，所以书很快出版了。发行时还请作者到莫斯科出席了首发式。1996年四五月间，阿斯拉诺夫又率团到湖北省行政学院访问，在交谈中他讲了这个故事，讲了俄罗斯人民对邓小平的尊敬与钦佩。末了，他非常郑重地送给我一本装潢印刷都非常精美的俄文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还说：“我们叶利钦总统最近到北京访问，送给江泽民总书记的礼物，其中就有这本俄文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我听了非常感动，也为自己在传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了一点工作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