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共产党人对党的一大的贡献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0年光辉历程。
回顾90年前，湖北人民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充分体现了湖北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惟楚有才。
1920年，在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共产主义小组的6 个省市中，有3 个省市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出生于湖北的先进分子参与创建的。他们是：北京小组的刘仁静，湖北应城人；上海小组的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武汉小组的董必武，湖北红安人；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包惠僧，湖北黄冈人。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人。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后来，陈独秀受孙中山之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书记就由湖北人李汉俊代理。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李达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在七八个中心地区开展活动，因此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李汉俊、李达又分别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留日的党组织，要求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大会，并给每个代表寄去200 元路费。但当时陈独秀在广州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事务繁忙，也可能当时对党的一大的认识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两人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一大会议的组织联系工作，委托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去做。1921年5月，湖北人包惠僧受李汉俊委托，到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因忙于办学未回上海。包惠僧还留在广州参加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7月，陈独秀委托包惠僧代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党的一大的13 个代表中，就有5 个湖北人：他们是：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上海代表陈独秀因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忙于公务，不能参加会议，委托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
当时的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之下，中共一大只能在秘密中进行。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开会的会场就选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家里——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现兴业路76 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庄重典雅。各地来的代表住什么地方呢？这也是会议的组织者李汉俊、李达犯愁的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代表住在附近的博文女校，说学校放暑假了，房子空着，又比较安全。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思想进步，也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与李达也很熟悉。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并对食宿作了很好的安排。7月22日，13 名代表聚集在博文女校，举行了中共一大的预备会议。
更有意义的是，党的一大的党章草案最初就是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湖北籍代表董必武、李汉俊还参与了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的起草。会议结束后，董必武、李汉俊向共产国际写了会议情况报告。由于党的一大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湖北籍代表刘仁静就担任了大会的翻译。
7月30日晚，党的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可是会议开始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了进来，东张西望，李汉俊当即迎上去问他：“你找谁？”那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说：“这儿哪有什么社联王主席？”那人点头哈腰匆匆退出。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是包打听，他叫大家赶快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警车，法国兵包围了李汉俊寓所。他们翻箱倒柜，严密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李汉俊沉着应答，毫无破绽。法国巡捕问不出什么，也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只好悻悻离去。李汉俊机智沉着，保卫了党的一大。
后来，为了安全，大会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书记。大会最后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上可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时可见湖北人的身影，湖北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一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湖北的革命传统、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
首先，湖北有悠久的革命传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第一枪就是在武昌打响的，从这里揭开了推翻中国封建王朝的序幕。湖北很多革命志士都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那些像董必武那样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先进分子上下求索，很自然地就找到了共产党。
第二，湖北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为先进分子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是由湖北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这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 多人，年产钢铁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现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他们要登上政治舞台，就要寻找其代表人物，这为先进分子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第三，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门洞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武汉江汉路一带到处是租界，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渗透到穷乡僻壤，横行乡里，这一切使湖北武汉深受其害。一些爱国青年就起来反抗。当时麻城宋埠发生了一起教案，外国传教士强奸中国妇女，鱼肉百姓，引起当地农民的愤慨，农民愤然起来烧毁了教堂，打死了作恶多端的传教士。事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赔款白银四万二千两，答应重修教堂，并把两位带头的农民判刑关押，许多参与者遭到责打。这件事曾激起少年董必武的愤慨，促进他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形成。
第四，西方进步思想的大量涌入，激起一些热血青年走出国门，留学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我国很多青年都到日本留学，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鲁迅、郭沫若、李达等都到日本留学。日本门户开放后，马克思的著作在日本很流行。湖北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也很多，多达数十人，李书诚、李汉俊、董必武等在日本留学后，带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湖北进行广泛传播。
第五，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开启了青年的思想，陈潭秋、包惠僧等走出家门，到北京、武汉求学，投入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当时的武汉新学校、新报刊到处都是，《武汉星期评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等风行武汉。1920年恽代英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应董必武之邀到武汉讲学，宣讲马克思的学说，武汉思想界非常活跃。
湖北共产党人为党的“一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征途中，湖北共产党人也都是走在前列的，湖北的党组织始终没有中断，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湖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的征程中，我们湖北300 多万共产党人一定要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创先争优，为湖北的跨越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湖北籍五位一大代表简历、照片和会址、南湖游船照片
一大会址外景
南湖游船
李汉俊（1890—1927）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初回国后在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译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代表上海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反对张国焘专权，次年脱离共产党回武汉，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汉口市督政办公署总工程师。1925年先后任北京国立中俄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并掩护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被桂系军阀胡宗泽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李汉俊被首批追认为烈士。
董必武（1886—1975）
董必武，湖北黄安人。革命家，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青年时代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从事律师工作。1920年与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主要著作编为《董必武选集》。
陈潭秋（1896—1943）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学校英语部。五四运动期间，曾参加领导武汉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参与创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与恽代英、董必武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1921年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武汉任区委书记。1926年7月北伐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部长。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30年9月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被捕。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3年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并留驻共产国际。1939年回国后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9月被捕入狱，次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
刘仁静（1902—1987）
刘二静，湖北应城人。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19 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学习。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在北大成立，刘仁静和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并在1920年10月底，联合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北大学生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刘仁静信奉“托派”，并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被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当场遇难，终年85 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1894—1979）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同年10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2年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等。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1926年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脱离共产党组织，1949年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逝世。终年85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