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邓小平理论，让我感到欣慰

《邓小平文选》首次出版是1983年7月，收集了邓小平同志1975 至1982年间的46 篇文章；1994年修订，再版时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当《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九八二）出版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得到这部书，我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几遍，对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由衷地拥护、敬仰与佩服。

1983年8月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受命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任的第二天，正赶上召开地市州委宣传部长会，主题是学习《邓小平文选》，于是我第一次给他们宣讲了我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从此，我就和邓小平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后，我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校长。从此，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名理论教员，我的全部工作就与学习、研究、传播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多年来，我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人听过我宣讲邓小平理论，我想不下数万人次吧！从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到年轻的战士，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乡镇的普通公务员，从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到大学生、研究生，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只要我讲邓小平理论，他们都听得那样认真、那样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句话。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明白，这不是我的本事，这全靠邓小平理论的魅力。

有一次，我给一些领导干部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一位文艺部门的领导，又是作家兼诗人，他听了之后，感到不解渴，又来采访，同我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小时，事后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为《播火者》，我钦佩这位作家思想的睿智与文笔的流畅，但我没有同意发表，理由是，我不是播火者，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太合格的邓小平理论的传播者、宣传者。仅此，也足以让我感到欣慰。

我们这辈人是很幸运的。我们亲身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亲身参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亲身感受到了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指导作用和精神力量；我们也是邓小平理论丰功伟绩的见证人。试想，如果没有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能够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从困难中奋起，开始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进程吗？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我们能够度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严峻政治风波的考验，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华大地高高飘扬吗？正是因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指导意义，党的十四大才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五大又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十五大后，党中央又及时举办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研讨班。江泽民总书记在这个班的结业式上号召，全党要形成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并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要求和未来的发展都告诉我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的高级干部，第一位的是要加强理论学习，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我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希望能在这正在兴起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有鉴于此，我将近几年来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权作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奉献给时代，奉献给读者，奉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在出版过程中，首先要感谢《求是》杂志社的社长戴舟同志，他以极大的热情，在万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本书写了序，给书增添了光彩；要感谢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傅国瑞同志及他的同事们，他们为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也要感谢湖北省委党校的同事们，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才使书得以顺利出版。

（199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