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年，为了破“四旧”，叶庆生狠心把几本集邮册连同两个五彩丝线圈都烧掉了，差点把母亲抱着自己的小照片丢进火里，一转念，他又从地上捡回照片收藏起来。虽然环境给予的“身份感”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长期困扰着叶庆生的心，但他“心无愧怍”，安心做了个逍遥派。
有一天，婶婶来了。叶庆生喜出望外。婶婶穿一身蓝便装，人显得苍老多了。叶庆生一见面就问她，叔叔可好？小弟可好？婶婶显得很难受，又不好说。叶庆生知道，学校教室和宿舍都不是说话的地方，就陪着婶婶到淮河大堤上走走。
婶婶不断地抱怨着说：“你可知道，婶婶这一辈子苦啊，遇到你叔叔，算倒了八辈子霉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抹着眼泪说，“我跟你叔叔没有享过一天的福。这不，生活刚好过一点，他又被批斗，工资也停发了。他吃亏就吃亏在他那个个性上，还不知道哪天能出头哇？”婶婶声泪俱下，叶庆生也非常同情，可有什么法子呢。
叶庆生看着东去的淮河，相信这种无序的状况终究会过去的。就劝婶婶说：“叔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历史问题早就说清楚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好在你叔叔人缘好，没吃大亏。”婶婶说。
叶庆生说：“这就好、这就好。弟弟呢？”
“中学停课了，一个人跑去串联了。
“庆生，你想想，这一家就靠我这点薪水，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啊？”叶庆生知道婶婶的难处，不难，她就不来了。
“要不，您就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叶庆生说。
“不行，时间长了，单位里有人会怀疑我又干什么去了。”婶婶说。
面对着叔叔家遇到的困难，叶庆生能说什么呢？自进大学，叔叔就每月寄十五元生活费，从未间断过。
叶庆生说：“婶婶。”她应声望着叶庆生，好像有什么希望似的。叶庆生想，就婶婶目前情况，一家在北京生活是够艰难的，哪里还有能力支持我？连忙说：“小弟小，叔叔一时又不能回来，够难为你了。”顿了一下，叶庆生望着婶婶郑重地说，“婶婶，下个月的生活费你就不要寄了。”婶婶没有作声。叶庆生怕婶婶为难，诚恳地说，“你们就不要管我了，我有助学金，请叔叔婶婶放心。”
叶庆生知道，叔叔每月的补助一断，除了吃饭，连洗个澡两分钱，买块肥皂、牙膏四角钱都困难了，别说招待同学吃一碗九分钱的阳春面了。每个星期一次热水澡全改成冷水澡，没肥皂买点碱，没牙膏用点盐，寄信改成寄两分钱的印刷品，能省则省了。人嘛，什么事，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婶婶走了，叶庆生一下子感觉到自己轻松了不少。
转眼到了九月底，叶庆生串联来到北京。叶庆生就住在表哥吕天洋的宿舍里，那时北大很多同学串联还没有回校。
深秋的京城已十分寒冷。床上垫了厚厚的草垫，表哥借了一床四斤重的军被给叶庆生盖，庆生晚上还是冻得睡不着觉。表哥说：“干脆我俩倒腿睡。”两人挤在一起，这下暖和多了。叶庆生说：“叔叔约我们国庆中午到他家吃饭。”
“放出来了？”
“我一到京就去看他，没多大问题，每天扫扫厕所，可以回家，人还自在。”
叔叔家就住在西单口一个小胡同里。国庆下午，叶庆生催着表哥说：“快走，叔叔还等着我们回家吃饭呢。”
叶庆生赶到叔叔家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叔叔早把饭菜做好，专等着他们回来吃呢。叶庆生不好意思地说：“让叔叔久等了。”
“没关系，饿了吧？快吃饭吧。”叔叔说。
叶庆生和表哥洗了手，坐上桌。哇，大白菜烧肉、卤猪肝、卤心肺，还有芝麻炸酱面。
叶庆生问叔叔：“婶婶呢？”
叔叔好像没听见，转过身来说：“吃吧，吃吧，菜都凉了。”
吕天洋忙说：“等等吧。”
“还是等婶婶和小弟回来再吃吧。”叶庆生说。
“别等了，小弟跟同学们串联还没回来呢，你婶婶学校离家远，中午不回来。”叔叔一边招呼大家吃饭，一边说。
正说着，婶婶回来了。
“婶婶，回来了？”叶庆生站起来，表哥也赶快欠欠身。
不知怎的，她没有理会问候，一带门就进里屋去了。
叔叔喊：“青云，你也过来吃一点吧。”
“我不吃！”婶婶摔出一句话，接着就听见里间“哐”的一声，是摔东西的声音。
叶庆生感觉今天气氛不对，担心婶婶是不是在单位受了气，忙喊：“婶婶，我们没吃，都等着您呢。”
叔叔来气了，大声说：“你今天怎么啦？庆生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餐饭，你就这个样子？”
“怎么样子啦？你做的好事，当我不知道？”婶婶推门而出，右手直指叔叔的鼻子。叔叔顺手就是一巴掌。
“好哇，你敢打我？”
“哗啦啦——”
婶婶气得把一桌子饭菜都掀翻在地，哭叫着：“我让你打，我让你们吃！”
叶庆生他们拉了婶婶，拉不了叔叔，拉了叔叔，拉不住婶婶，眼看越吵越凶，叶庆生和表哥只好拉着叔叔往外走，边拉边劝道：“算了，叔叔别这样，我们走！”叶庆生和表哥硬是把犟牛一般的叔叔拽离了家门。
叶庆生和表哥俩陪着叔叔沿西长安街往北走着。叔叔一时心气难消，也顾不了尊卑，一辈子的委屈都倾倒出来了。叔叔从随国民党军来到北京，到逃离国民党军队后，借居在婶婶家，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讲起，讲到上大学，结婚生子，什么事都让着婶婶。他说：“你婶婶从小娇生惯养，骄横惯了，家务事都是我一个人做，儿子跟她姓不说，动不动，就骂我是‘穷鬼，养不活妻子儿女，还要娶老婆’，我都忍着……”他越说越生气。叶庆生突然明白了小时候，听叔叔跟爷爷奶奶说“不想回去”的话。在家，奶奶嘴边也常露出“你爸爸和叔叔，都没遇到好老婆”的抱怨。叔叔最终与婶婶结婚，撇开感情不说，不就是因为婶婶家有房子，有经济来源，叔叔在北京有个落脚之地吗？叶庆生感到，夫妻之间委曲求全既能伤害自己，也能伤害感情。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叔叔接着说，“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从小没有父母，她总觉得是个累赘。
“这不，昨天为了让你们能回家吃顿饭，我都没跟她拿钱，偷偷向同事借了二十元钱。不想，晚上让你婶婶翻口袋翻到了。她非要我说出这二十元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借的，她就是不信，一晚上都跟我过不去。”
叶庆生劝说道：“您跟婶婶讲明了，不就行了。”
“庆生，你不知道你婶婶的怪脾气，凡事沾上一个钱字，她是从不让人的。我工作后，每月工资都如数交到她手上，我要用什么钱，都得向她拿，用后还得报账。庆生，好在我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花销。如果沾染上什么嗜好，那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叔叔一改平时的寡言，不断地跟两个侄子数落着。一路上默默听着表叔诉说的吕天洋这时也劝道：“表叔，你消消气、消消气，这些别往心里去。”
人受了委屈，何况是一辈子的委屈，也顾不了颜面，而是一吐为快。叔叔接着说：“为了这餐饭，我借了二十元钱，就是怕找你婶婶要钱讨气。”叔叔说到“这餐饭”似乎有点惋惜，请侄子们吃一餐饭，饭没吃成，还糟蹋了粮食。“你们当时看到的，我怎么解释都不行。”可能是说急了，呛了一口冷空气，他“咳！咳！”连咳了几声说，“谁能想到，这‘文革’一开始，我就倒了霉，她父母也被遣送回原籍……”他喘息了一下，说，“这下好了，她有得哭有得嚷了，‘穷鬼’长，‘穷鬼’短的，整天挂在嘴上。有什么办法？庆生，你讲，我只好忍着。”他停下来，面对着叶庆生他们说，“昨天晚上，为今天这餐饭已跟我吵了一夜。她说自己一个月才七十几块钱，还要养这个家，‘你借钱都不跟我事先商量，我拿什么钱去还？’”
叶庆生知道叔叔的苦处，奶奶不是说过“站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的话，连忙说：“婶婶说的也是，叔叔，您现在这么困难，还借钱请我们吃饭，弄得你们吵架，真是不好意思。”想想叔叔婶婶的日子也的确不好过，叶庆生和表哥一再劝慰叔叔，要理解婶婶，回去不要再怄气了。
那一晚，叶庆生哥俩陪叔叔走了许多路，从西单走到中关村，又从中关村走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折回到西单，直走到东方出现鱼肚的白色。一路上，只听叔叔一个人不断地倾诉着心中的憋屈，大家也不知道冷，也不知道饿，叶庆生只知道，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约定：从此不再给叔叔婶婶增添任何麻烦和负担。
话说如意一次因年轻任性，因爱上当受骗，不但毁了婚姻家庭，结果还遗弃了两个儿子。至今，一个儿子不能找，一个儿子不要娘。现实中的爱情婚姻与文学作品中相距甚远，人生的缺憾，让她再也不相信感情与婚姻。好在经历了感情波折之后，她遇到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季侯道。季侯道虽没有前两任的青春和激情，少了点情趣，但也不乏幽默和诙谐。加上季侯道稳重厚道，性格又好，凡事多能包容，家中一切都是如意做主，不用淘气，也没有压力，如意总算有了一个安定平和完整的家。
中年夫妻，平淡充实，相互守望，也有重返的爱情，让如意倍感珍惜。自有了小儿子后，如意随夫调到中学当了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除了安心在学校里教好书，回到家里就相夫教子，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季桑。她每天清早上菜场“提篮小买”，常常亲自下厨房为儿子做他爱吃的红烧肉，周日一次不落地陪着儿子到北京音乐学院学钢琴，甚至晚上冒雪上街为儿子买《红灯记》唱碟。在京城，季侯道每月400元的工资是高的，加上自己100多元，在全国“瓜菜代”的年代，生活虽然不能讲究，但还不至于拮据。
一晃季桑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如意从一日三餐平淡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她还有什么想法呢？她只希望儿子季桑健康成长，自己的作品能更上一层楼。
搞“四清”那年，她报了名。如意利用到生产队蹲点的机会，写了好几篇反映农民艰苦奋斗的小说。连县里都知道北京来了一位知名作家，特地请她去写该县抗日斗争史。
“文革”中，作为一校之长的季侯道受到了冲击和批判，如意也受到牵连，下放到京郊。好在如意一个教书匠，又有病，不久就回到家，儿子也得到照应。粉碎“四人帮”后，季侯道回来了，官复原职，但人老了，革命的本色让他想到的是如何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恢复正常教学谈何容易？他整天窝在学校里，除组织教职员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拨乱反正，就是找各教研室的骨干谈心，振奋大家的精神，团结全校员工，搞好各自工作。而回到家里，也是看呀，写呀，计划着学校的恢复工作，有那么一点拼命的样子，似乎想把“文革”中给耽误的时间由自己补回来。
他曾钟情的初恋情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在剧专时，他发现了吕思麟，长得和他初恋情人一模一样，哪怕一颦一笑都能勾起他对初恋情人的难忘回忆，可是沙正清捷足先登。他只要有机会，就去沙正清家，看沙正清是假，看吕思麟是真。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成眷属。“文革”最困难时期，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但他从不绝望，就是腿摔伤了，也坚持着每天出工。可是一场大水差点送了他的命，当他抓住救命的木头时，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担心着远在京城里的如意和儿子能不能熬得过去。
平反回到家后，看到妻子又得了心脏病，他只好一个人瘸着腿在医院和家中来回跑，求医生尽早治好她的病。等如意病情稳定以后，妻子回家的第一天，他就征求如意意见说：“你提前病退算了，你和儿子在家也安稳些。”
二年时光都是在空虚无聊中度过的，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叶庆生心想，作为医学生，不能再这样“鬼混”下去了。
同学们和叶庆生一样，串联回到学校，大家仿佛一觉睡醒，赶快复课。因为他们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再不学习就真的成了毛主席批评的那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了。何况学医之人，没有真本事，今后怎么能承担得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同学们自己找老师补课，三五成群到附属几家医院联系见习。那时科主任靠边了，医院当家的都是“出身好”的年轻骨干，他们还是很欢迎这些听话的医学生到医院来帮忙的。叶庆生高兴得如鱼得水，可以潜游其中，钻研医学了。可是一接触到临床，叶庆生就有“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感觉，大学五年，白白地浪费了两年，而这两年正是临床课最关键的两年。没办法，只有在实践中学，捡一点是一点吧。
内科，最多见的是感冒，发热、流涕、全身酸痛、打喷嚏，可不少病早期都有这些症状，鉴别诊断尤其重要。外科腹痛是不能轻易给镇痛药的，因为它能掩盖急腹症症状造成诊断困难延误治疗。有一次，叶庆生在内科见习，跟随值班医生值夜班。突然来了一位上吐下泻的女病人，二十岁不到，初步检查怀疑急性胃肠炎，全身体检也没有发现阳性体征。可是第二天早上，这位姑娘就没醒来。科室组织全院会诊，外科认为可能是急性肠穿孔，妇产科不排除宫外孕……叶庆生眼见着昨晚还鲜活的大姑娘，天没亮就死了。死了连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叶庆生好几个晚上，只要一躺到床上，眼前就浮现出那张苍白的面孔和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医学不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知识和精湛的技术，要有老校长那样有能力把《实用内科学》倒背如流水的本事。见习期，让叶庆生掌握了临床学习方法，即不是系统从头学到尾，而是见到什么病，就学什么，印象深刻，也增强了他当医生的信心。一天，叶庆生在产房见习，因是患风湿性心脏病的产妇，科室的医生和护士都严阵以待，还请了内科医生监护观察，准备充分。当宫口开全破膜时，医生叫叶庆生说：“快把沙袋准备好，压腹部！”一时，助产的助产，压沙袋的压沙袋，听心脏的听心脏。“哇——”婴儿平安降生了，孕妇则昏厥过去了。内科医生叫道：“快，上洋地黄！”最终母子平安。叶庆生从中体会到，医生面对的不是单纯的一个病，而是母子两个人的生与死，决不能有丝毫的差池。
很快到了1968年毕业季，工宣队来了。对应届毕业生，工宣队允许同学们分配前先回家准备准备。叶庆生一身轻松，又可以见到爷爷奶奶了。
回到家，奶奶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学校要我们毕业前回家准备准备。”
“平安回来就好。平安回来就好。”爷爷说，“庆生，这几天乱，不要出门，就在家陪陪奶奶。”
奶奶眼睛高度近视，整天愁着在外的儿孙，就是这个时候还惦念着在台湾的大儿子，眼看着世面这么乱，眼睛都快愁瞎了，视力下降得厉害，已不能出门活动，只能在家扶墙摸壁做点小事情。叶庆生见奶奶日显苍老，在家尽量陪奶奶说说话，当然只能说些好听的，只字不提自己和叔叔的情况。
奶奶说：“小庆生，奶奶老了。”
“不老，奶奶精神好着呢。”
“哈，你看，这头上全白了，剩下的几缕头发梳头都拢不起来。”奶奶捋了捋头发说，又指着自己没几个牙的嘴对叶庆生说，“现在只能吃点软的，稍硬点的菜边子都吃不动了。”叶庆生生活在老人身边，最能感受到衰老的困苦。“小庆生，你不知道，现在是想吃不能吃，想动动不了。”
叶庆生转个话题说：“奶奶，今年内我就要分配了，还不知道分到哪里去。”
“一切听国家安排，不要考虑我们。”奶奶和爷爷一样都是识大体的人。
1968届毕业分配一直拖到年底十二月份才进行。工宣队在大教室主持召开了整个年级一百多人的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人人表态。表态后，公布今年分配方案：一竿子到底，分到公社卫生院，还有两个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名额，那位曾批斗打伤学校党委书记的同学，被宣布不予分配。
不论怎么分配，好像与叶庆生都没多大关系，“身份感”在他脑子里已长了根。他最先站起来表态：“我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表了态后，一切舍己让人。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心底很坦然，跑到最后一排坐着，听大家议论着分配结果。可是“身份感”如影随形，甩都甩不掉。入团不够格，搞“四清”不够格，插队落户？也不够格。本来叶庆生就是一个敏感的人，只要提到出身，就焦躁不安，就像烧红的烙铁一下子烫到了胸口，痛不欲生。
教室里乱哄哄的，同学们讨论最多的是分配地点，当然所谓好一点的地点，优先由“出身好”的同学选择，“出身不好”的同学和恋情公开的同学只有服从分配。叶庆生想，这有什么可挑可捡的，南方、北方，不都是到公社卫生院，大不了插队落户，到哪儿不都是当医生？结果公布出人意料，叶庆生被分配到皖南阳陵县十里公社卫生院。
虽然在校同学间难免有些恩恩怨怨，一旦要离开学习生活了五年的校园，同学们大都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叶庆生惆怅的是：自己虽然幸运地拿到了红彤彤的大学文凭，可这“半油篓子”，将来到基层独当一面行医问诊，能否胜任？他心中没底。他真想再回到医院实习一年，可是人生到了这一站，不下车怎么行呢？前路在何方，只有靠自己将来去摸索了。
分配定下来后，叶庆生写信给裴文静，告诉她，希望能把两个人的事定下来。从裴文静的来信中，叶庆生感到她家的阻力很大。这也是叶庆生早就预料到的结果，虽然五年间从未断过书信往来，但从来就没有捅破情爱这张窗户纸，何况自己和裴文静已有四年多没见过面，裴文静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得而知。裴文静父母对女儿要嫁给一个台属，还是有忌惮的。叶庆生本来就有自卑感，凡事太尽，缘分必定早尽。他当然不愿意勉强自己所喜欢的人。叶庆生收拾着行囊，也在收拾着自己的心情：我曾爱过、执着过，对已逝美好事物的无谓追求只会让自己失魂落魄，人生总是要面对前程，到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去迎接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