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跨文化传播
了解文化之后，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跨文化传播。陈国明和威廉·斯塔罗斯塔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传播为跨文化传播。”他们二人的观点着重强调了不同文化间“文化人”的重要作用，即认为“文化人” 是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和枢纽。而古迪康斯特则认为，跨文化传播是“一种群际传播，即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很显然，古迪康斯特更加重视跨文化传播中的群际传播，他认为跨文化传播最终是需要通过人，或是群体来实现的，他们是跨文化传播的载体。
卡里·多德认为：“跨文化传播在文化变异和差异影响到人际传播的结果时就发生了。”只有不同的文化间存在差异，才可能发生跨文化传播的现象。文化是一种符号系统，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符号系统和谐“协商”的基础上建构共享的意义。同时，拉里·A.萨墨瓦也认为，“当一种文化的成员发出的信息（Message）为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所接受（Consumption）跨文化交流便产生了。更准确地说，跨文化交流包括那些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不同足以导致整个沟通活动发生改变”。[1]金荣渊提出：“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直接、面对面的交际。”不同的学者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跨文化传播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因此，跨文化传播学应该是文化的可能性（包括“不可能性”）因素在不同文化之间“跨”的时候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形态和过程的研究。这种形态分为固态的（静态的、单向的）、液态的（动态的、互动的）和气态的（虚无的、飘忽不定的）。
但更多情况下，我们只进行固态形式的研究，目的在于化解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研究学者们从“我们”的角度来定义别人，用以区别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往往是一些简单标签。这种做法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导致文化之间缺乏交流，甚至会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在这种局面下，研究学者们希望利用一些套路，将复杂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变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种融合的状态，容易使自我迷失，丧失身份感和归属感，因此，它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
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有不同文化（包括自我文化和异文化以及文化内部的主流和亚文化）和不同文化人群的共同参与。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曾指出“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2]这种文化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融合的渗透关系，使得文化之间呈现出了异与同的性质。批判现代性线性思维有助于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共性与差异性。“如果说‘同一’构成了启蒙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原则，那么差异则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原则。”[3]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早期，学者们提出的重要理论都集中于“同一”因素，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跨文化对比研究（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事实上，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对于“同一”的强调，可以更好地执行殖民政策。因此，在“同一”的背景下，“身份”和“差异”值得考虑。文化全球化是跨文化传播时空观的最终结果，在文化传播的时空内，不同国家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在保持和谐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融合与交流。但是在这种传播时空中，所有文化之间都是被迫产生关系的，虽然每种文化不再孤立存在，但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群体来说，“心理”上依然“孤独”。一个人如何积极地融入跨文化交流的时间和空间，并审视当前的文化症状？如何利用本土的经验和意识来抵御全面西化的潜在威胁？文化全球化是不同文化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播现象，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最终形成了世界文化的结果，相反，只有打破它，才能促进文化的多样性。
这一节主要通过不同的跨文化理论，阐述其差异性、趋同性和调适性，将主要论述以下理论：①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论；②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③朱迪·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④威廉姆·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⑤马克·奥布的共文化理论；⑥丁允珠的面子一协商理论；⑦科利尔和托马斯的文化身份理论；⑧威廉库帕奇和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⑨金荣渊的跨文化传播适应理论。
（一）高低语境文化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1976年他出版了《超越文化》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基于文化差异和语境理论的文化语境的高低语境文化论这一重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研究中，他主要借鉴了德国语言学家韦格纳（Wegener）的语境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高低语境文化定义为“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弥补语境中丢失的部分”。卢斯蒂格（M.W.Lustig）和凯斯特（J.Koester）曾对比了高、低语境文化的特点（见表1-1-1）。
表1-1-1 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传播特点
高低语境文化的区分，是通过文化中的人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进行划分的。例如，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更多地基于文化语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信息的传播更多的是依靠规定的“规则”，以实现顺畅的交流。
例如在电影《老炮儿》中，冯小刚饰演的北京老炮儿四爷和他的伙伴之间遵守的江湖规矩，这些人生活在特定的语境中，在“圈”里关系紧密，这就是属于老北京的“高语境文化”。在这个语境中的人彼此之间交流顺畅，一旦脱离了这个圈子，他们所使用的的语言就失效了。影片中四爷与小飞之间的互动，就是一个文化语境与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的碰撞，四爷面对年轻一代的小飞时，他过去所依赖的那些“规矩”“仁义”都失效了。
然而，爱德华·霍尔的理论只能提供一种简单的分类，不足以解释复杂的跨文化交流现象，还需要其他的理论作为补充。文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跨文化交流的“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文化不仅与地域有关，也与时间有关。随着时间的变化，语境也会发生变化，即便在相同的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对语境的理解也不同。“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跳跃也应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关注点。霍尔认为，低语境文化的传播效果更强。而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不是相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尽管高语境文化具有“内隐”的特征，但实际上“内隐”的部分也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忽略了这些“沉默”部分是可以通过语言表达的。“诚然，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片面化，霍尔的高低语境论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其文化决定论倾向上。”[4]文化高低的语境是动态的、发展的，就像东西方文化之间既有对立，也有融合与交流。
（二）文化维度理论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其面临的最大阻碍。霍夫斯泰德曾对IBM公司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且还用20多种语言在72个国家发放了十余万调查问卷，之后又通过大量的研究，终于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1980年，他出版了《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该书重点分析了霍夫斯泰德调查问卷所收集到的数据，总结出了衡量价值观的五个维度：①权力距离；②不确定性的规避；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④男性化与女性化；⑤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这种划分有利于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不确定性”。
但是，该理论错误地将文化边界理解为国籍，这种观点比较倾向于西方价值观。霍夫斯泰德衡量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分离是以中国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但依然难以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霍夫斯泰德的问卷调查反映出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性”，因此数据有时也无法对时代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国家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在中国，“个人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一个无法提起的禁忌词，但如今，我们也很难说中国就已成为集体主义。在时代的发展中，文化的复杂性和文化之间的融合交流很难打破这种矛盾结构，因此我们要对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便发展出跨文化的视角并观察文化的变化。
（三）预期违背理论
1978年，朱迪·伯贡（Judy Bogun）和杰洛特·黑尔（Jarot Hale）出版了《个人违背传播模型：一种阐释和测试》（Communication Model of Personal Violation：Explication and an Initial Test）一书，他们在这本书中提出了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简称为EVT）。
文化传播是一种具有预先目的性的活动，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预期驱使的影响。虽然有时文化传播是无意识、自发的行为，但传播者确实有着预先的目的。在跨文化传播中，当传播者预先的目的和行为没有实现时，传播者会感到忧虑，并影响之后的传播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也会提高传播者的积极性和相互学习、欣赏的能力。
表1-1-2 不同文化维度其预期的内容和策略
该理论是少数直接检验非语言交流行为的跨文化交流理论之一。这对威廉姆·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当人的期望没有达到，就会陷入恐慌焦虑中，并对彼此传播的文化环境感到困惑和不安全。
（四）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威廉姆·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是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经典理论之一，而且该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经过了多次的精简过程。古迪康斯特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深入研究，在1957年Berger和Calabrese提出的不确定性管理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用来解决如何与陌生人“共处”这一问题的。为了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传播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古迪康斯特在西美尔“陌生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优化，他认为，人就像鱼一样，鱼在河流中自由游动却不受水流的阻碍，当自身水域侵入了别的鱼种，鱼才会感到水的存在，并试图保卫自己的水域。文化如同水流。因此该理论强调要主动感受文化的存在，并探索文化边界。人们熟悉自己的水域，因此不会感到陌生和焦虑，但当有陌生人闯入时，就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遇到很多麻烦，比如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的，向人们解释了在与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克服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个人或群体融入异质文化时，出于对未知的恐惧，会产生很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但同时人们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而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会使文化传播失效，这种情况下的文化交流是有限的。当自我调节管理中出现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超过或低于极限时，有效而单方面地传达跨文化交流相对困难，这是失衡的。但现实却是相反的，文化越是不安全，跨文化交流的可行性就越大。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主观心理学研究，没有不同文化的有效反馈。
表1-1-3 当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成员与陌生人相互传播时态度和策略
续表
如今，人类社会正在由“隐性焦虑时代”向“显性焦虑时代”转变，在文化传播中产生的内在生存焦虑，必须引起每个人的重视，同时也不能忽视陌生文化的逆向传播和强势文化对陌生文化形成的影响。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执导的电影《蒙古精神》便直观地展现了当现代西方文明与传统游牧文明产生冲突时，其文化内部产生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
《蒙古精神》主要讲述了俄罗斯人谢尔盖和草原牧民贡巴一家相识的经历。在电影中，焦虑和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谢尔盖对草原游牧文化的不理解以及贡巴接触到现代文明后的不适应上。二人面对陌生的文化，都感到本能的焦虑。贡巴想进城买避孕套却难以启齿，最后不但没买到，还带回了一堆无关的东西；在半路休息时，贡巴梦到了先祖成吉思汗带领蒙古勇士们砸坏了他刚买的自行车和电视，并准备惩罚他。这个梦反映了牧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产生的冲击时，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罪恶感。现实也是如此，游牧文明在现代文明中先进文化的一次次冲击之下，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但落后文明的文化群体传播理念和世界观不一定也是落后的。更多的是因为先进文明以强大、傲慢的态度无情地打击边缘文明，他们通过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并借此美化自己不平等的文化理念，或者仅强调边缘文明中有利于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使边缘文明内部产生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产生对自身的怀疑和否定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被迫认同。如果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差异和迷茫面前，很可能迷失自己，丢掉自己文明的传统文化。贡巴梦境中出现的成吉思汗就是现代蒙古人的精神信仰，也是他们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以及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保持自我的最后一道壁垒。
影片最后的镜头意味深长，在当年贡巴与妻子插上套马杆（象征爱的领地的划分）野合的地方如今建了油泵场。绿油油的草原上建起工厂，现代化的“车轮”留给草原一道道疤痕，烟囱冒出的黑烟污染这片处女地时，草原原住民内心深处的焦虑多么沉重。这不仅仅是贡巴一家人，同时也是整个游牧文明的焦虑，草原逐渐变成了经济利益的领地，这种巨大的变化和产生的焦虑会成为草原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的记忆。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并没有关于文化内部焦虑的讨论，这是其理论的主要缺陷。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理论主要产生于文化内部，那之后是怎样进行传播的？这便引出了马克·奥布的共文化理论。
（五）共文化理论
199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马克·奥布（Mark Orb）在其著作《建构共文化理论：文化、权力和权力的诠释》（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Power，And Communication）中提出了共文化理论。他主要采用了现象学研究方法以及缄默群体理论和视角理论，在对非裔美国人跨种族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边缘人与优势群体之间群集传播研究的共文化理论。共文化理论是一种优势文化群体与边缘文化群体的共存跨文化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应该从以西方为主的优势群体进一步扩展到人们过去常常忽视的黑人、女性、残疾人以及同性恋等边缘群体，以此来解决因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传播不对等而造成的边缘文化逐渐被忽视、遗忘的问题。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终身致力于创作反映美国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共文化生存的作品。她在1970年出版的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讲述了美国黑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遭遇的一系列悲惨命运。小说题目“最蓝的眼睛” 是美国白人的象征，一方面，黑人崇拜白人蓝色的眼睛，以及他们高高在上的身份和地位，但这种崇拜不是单纯的，其中带有黑人病态的、自我憎恨式的危险特征。小说主人公黑人小女孩皮拉克幼年在黑人群体中的经历使她丧失了对黑人传统文化的信心，她渴望像白人一样拥有蓝色的眼睛，想与过去划清界限来接近白人文化。但在不断地尝试中，她逐渐迷失了自我，不仅没能接近白人文化，反而与过去越走越远，最后在极度的自卑中踏上自毁的歪路。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黑人一直作为边缘群体而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想通过现代化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处境，但主流文化的排他性和边缘文化的迷茫、不自信以及对自我的否定，使跨文化传播很难实现“文化共存”的现象。
共文化理论恰好注意到了边缘文化群体面临的这种情况。每种文化无论其发展水平高低，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边缘文化群体应该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坚守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问题。我们不应该遵守惯例或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现代性，要积极地开辟另一种可能性，要具备表达自身的勇气，可以在共同文化环境中实现跨文化交流，以增强文化意识和文化自我意识，超越不平等的交流和文化，实现全球文化大繁荣的局面。
表1-1-4 共文化理论
跨文化传播学应该对边缘化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传播给予更多的关注。文化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应该正确、合理地看待文化冲突。很多学者都从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出发，认为文化必须传播出去，打破文化之间的壁垒和阻碍，化解文化冲突。然而他们忽视了文化冲突其实对其他文化中的免疫力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尊重每一种文化，不能过分强调传播效果。“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关差异的理论侧重探究了交际的困境所在，有关趋同的理论主要解释了交际过程与结果，把两种理论知识也整合到一起的是有关身份与认同的理论。”[5]人是社会性个体，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因而人才能得以生存。社会是人类互动的产物，因此传播也具有互动性。随着文化传播的逐渐频繁，如何处理好文化、传播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文化传播中认清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怎样共处等问题。为了解释这些问题，研究学者们纷纷提出了面子一协商理论、文化身份理论、身份管理理论等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不仅要跨越“面子”，也要跨越“里子”，才能实现最终的传播目的。面子和里子存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面子是里子的外延，里子是面子的内涵。明代哲学家彭汝让的名言“芝兰之在谷，不闻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闻而自臭”便很好解释了面子和里子的关系。面子的问题最早是由人类学家胡先缙提出的，之后由高夫曼不断进行完善。
（六）面子一协商理论
人离不开社会支持和社交网络。人类的交流与传播关系构成了社会，人必须在社会网络中才能存在。因此，传播是一种互动的行为。交流的这种互动性质构成了动态身份。在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关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必须着重于处理文化、交往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回答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如何相处等问题。这些问题引出了有关文化身份的问题。
1988年，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提出了结合文化和个人层面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FNT）。面子是一个人外在的形象，但更深层次还折射出一个人文化、修养和意识的关系。因此，面子冲突同样也象征着文化与形象的冲突。当一个人的面子受到了别人的质疑、威胁时，就会从内心感到焦虑，这就是面子协商的过程。通过面子协商，人们可以有效维护自己的形象，得到他人的认可。表1-1-4解释了不同文化价值维度的文化群体对待面子冲突时的面子协商策略。
表1-1-4 不同文化价值维度的面子协商策略
面子协商理论更侧重于研究文化身份的外延，而文化认同理论则更加注重研究文化身份的内涵。
（七）文化身份理论
科利尔（Collier）和托马斯（Thomas）认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是传播者的认同，如果两个传播者认同各自的文化，并且以各自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进行传播，他们之间的传播就可以被定义为跨文化传播”。他们理想地认为跨文化传播活动是双方身份的选择和管理过程。1988年，他们提出了文化认同理论，主要是用来解决跨文化传播中人们面对文化身份时遇到的一系列处理问题。该理论主要包括六个假设、五条规律和一个命题。六个假设为：（1）根据语境协商认同不同的、多元身份认同；（2）靠做出推论的假设和承认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来实现跨文化传播；（3）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在传播活动中保持意义连贯、遵守规则（即进行适当的传播）并得到正面的结果（即进行有效的传播）；（4）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协商“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规则体系并且得到正面的结果”；（5）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对文化身份的确认，即让与传播者有着共同符号意义系统和行为准则/规范的群体认可并接受他的身份；（6）文化身份会随着广度（如文化身份的概貌）、显著度（如文化身份的重要程度）以及强度（如文化身份传播给对方的强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跨文化重播中，传播者首先要承认对方身份的合法性，同时要考虑文化身份的度量等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结果。
科利尔和托马斯在六个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五条规律：（1）语境中的规范与意义差异越明显，传播的跨文化程度就越高；（2）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越容易发展与保持跨文化关系；（3）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差异越大，传播的跨文化程度越高；（4）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一方给对方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对方自认定的文化身份越契合，跨文化传播能力越强；（5）与文化身份相关的语言指称会系统地与社会情境的各种要素，如参与者、情节模式和话题发生变化。文化身份是传播双方进行身份协商的过程，社会历史语境的规范性、传播的意义以及文化身份的构建等都会对这个协商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科利尔和托马斯又总结说：“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与其他身份的位置就越重要。”
科利尔和托马斯认为，人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可以随时进行多重身份的选择，文化身份是液态的、动态的。但这种文化身份会受到权力的制约，而我们需要的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文化认同。那我们应该怎样实现跨文化认同呢？如今，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了相互的融合或冲突，这主要是由文化身份的焦虑造成的。处于边缘、被人们忽视的文化群体如何抵抗住全球文化浪潮的冲击，缓解文化身份认同焦虑，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法。
（八）身份管理理论
1993年威廉·库帕奇（William Cupachi）在关于自我展现问题和面子问题的研究和文化身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他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开放、多元、丰富的身份，身份管理的核心是面子身份和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的文化身份可以有效区分跨文化传播和文化内部传播。“保全面子是人类交往过程中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条件”。在跨文化传播中，面子和文化身份的管理是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文化传播适应理论
韩国学者金荣渊（Young Yun Kim）曾对美国芝加哥地区的韩国移民进行了关于文化适应的问卷调查，之后他又从开放系统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适应理论。他认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双方存在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该理论弥补了早期文化适应理论的缺陷，在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的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式和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的驱使下，试图通过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改造落后文化群体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
跨文化传播适应理论重点研究了一个人到某个陌生地区后，心理上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压力大到逐渐习惯并成长的过程。金荣渊认为跨文化传播适应理论主要包括6个层面的内容：人际传播、社会传播、社交传播、当地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传播者个人倾向以及跨文化转向。根据这一理论，传播者在陌生环境下会逐渐调整自己，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从而与陌生环境相融，这就是所谓的跨文化转向。而在实现了跨文化转向之后，传播者就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适应能力，成为打破种族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的“跨文化人”。金荣渊这一理论主要是从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去“提炼”跨文化认同，排除文化差异的限制。然而，跨文化传播中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窄化，会导致这种基于文明视角的思维即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理论的根本缺陷，也离不开近期普遍关注的“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那种将人们之间的友好相处仅仅看作是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并予以追求的高尚和令人兴奋的努力，很快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一个单一的维度，从而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互动。这些联系和活动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跨疆域的交流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背景。如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挚努力只是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类实际的完全虚幻的认识之上，那么它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这种后果在文化适应调适中也同样存在。因为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我们需要对跨文化传播进行不断地调整，以求最终达成共识。但实际上，这一共识真的就利大于弊吗？真的就可以造福于全人类吗？或者真的有必要达成共识吗？
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语言、美学风格、唱腔、表演程式，都是基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长久的积累与提炼，对戏曲艺术的欣赏必然需要具备足够的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在戏曲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如何做到达成共识？如何有效传播中国戏曲，把戏曲艺术推广到全世界的同时，不损害戏曲艺术的本质和价值？这是当前戏曲艺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