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戏曲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华人社区上演的主要是粤剧，这和广东籍华侨群体的规模有关。粤剧很早就传播到了美国，除了深受华人喜爱外，也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许多剧作家和评论家都对作品的内容、场景和表现方式进行了评论和描述。1903年，亨利·蒂瑞尔为《戏剧杂志》所写的剧评中有这样的描写：“舞台是小型的，没有脚灯、前台、幕布、侧门，除了可由道具员在演出过程中搬上搬下的道具外，没有任何布景。……害羞的新娘要回房时，会有两个道具员抬上一个帐篷状带有丝绸门帘的道具。观众们目睹女演员穿过这道帘子，若无其事地退场，随后道具也被抬下场。”
中国戏曲一直活跃在美国舞台上，直到20世纪初，美国电影进入华人视线并迅速改变华人的娱乐方式时才渐渐衰落。尽管这样，华人戏曲团体的演出却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有时会受到邀请为外国观众演出。据《纽约时报》杂志记载，1925年9月，纽约最古老的萨莱亚剧院还在上演由中国演员表演的中国戏曲。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剧院，能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演员都是一流的美国演员。中国演员在萨莱亚剧院上演中国戏曲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美国戏剧界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戏曲的敬意与兴趣。
另外，说到戏曲在美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到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
过去，西方人对中国戏曲没有概念，没有人会去看戏。在晚清时期，西洋人差不多都以进中国戏院为耻，直到1915年，梅兰芳在北京为美籍教职员举办的联欢会上演出《嫦娥奔月》才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戏曲的注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了梅兰芳的戏后便喜欢上了京剧，他在离任前的饯别宴会上说：“若欲使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请梅兰芳到美国表演他的艺术给美国人看，必得良好结果。”（齐如山，2005）这句话坚定了梅兰芳去美国演出的决心。
之后，漫长的准备工作耗费了八年时间。在这八年中，梅兰芳在所有的剧目中反复挑选，试图找到相对来说最适合在美国演出的剧目。他听闻外国观众对于长戏的兴趣不大，于是对剧目进行调整，以不改变剧目原本的观赏效果为调整原则，将剧目进行精心编排。为了配合外国剧场的条件，提高舞台的视觉效果，他要求重新设计服装、道具和舞美。桌椅的尺寸放大并且设计成折叠的款式，他亲自参与设计了戏服，选用来自中国传统的制作技巧，真正的中国绸缎、平金绣花，花样的选择上也是采用中国旧有的样式，他想用古老的中国风格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展现出中国艺术的原始味道。
1930年，梅兰芳乘坐加拿大“皇后”号抵达美国。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为梅兰芳举行了招待会。招待会那天美国总统胡佛因有事外出，除此以外，政府阁员几乎全员到齐。1930年2月16日，中国京剧首次登上了美国的戏剧舞台。百老汇的第49街剧场布置得富丽堂皇，犹如中国宫殿一般，招待者全部着中式长衫，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
当晚，梅兰芳演出的是《汾河湾》。为了让美国观众方便理解。这出戏的名字被改成了《可疑的鞋》。演出结束后，观众疯狂地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梅兰芳谢幕多达十几次。卸妆后又上台谢幕，观众这才惊奇地发现，那个楚楚动人的东方女子竟是由一个男人扮演的。
首演收到了令人欣喜的效果。几天后剧院就将两个星期的戏票全部预售一空，可见美国观众也为梅兰芳出神入化的表演深深折服。
1930年2月，纽约各大媒体掀起了一股中国京剧热，来自新闻界的赞誉铺天盖地。1930年5月1日的《洛杉矶审查报》发表了以《中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听见“旁白”》为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尤金·奥奈儿在《奇妙的插曲》里运用了‘旁白’这一新颖手法，在当代戏剧中掀起一阵争先仿效时髦的狂热。中国伟大的演员梅兰芳解释道，这种阐明情节的手法，作为京剧的主要组成要素之一，早已存在几百年的历史了……”（周云龙，2008）
之后，梅兰芳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和檀香山等城市，上演了《打渔杀家》《汾河湾》《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刺虎》《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以及《上元夫人》的拂舞和舞袖、《西施》的羽舞、《嫦娥奔月》的镰舞、《麻姑献寿》的杯盘舞和《红线盗盒》的剑舞等具有代表性的、丰富多彩的剧目。
梅兰芳的表演不仅得到了媒体的认可，还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梅兰芳在旧金山演出时，曾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旧金山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并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摩拿学院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面对京剧这一中国传统戏剧样式和梅兰芳的精湛技艺，不少学者、剧评家毫不吝于赞美之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斯达克·杨（Stark Young）在他一篇题为《梅兰芳和他的剧团的节目》的文章中说：“在一个属于古老民族的传统艺术和一个被他们的人民承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面前，我们大多数观众必定会感到谦卑——梅兰芳的表演使我足以见到这是本季度戏剧的最高峰，也是自杜丝（爱丽奥诺丝·杜丝，著名意大利演员，14岁开始演戏。曾主演莎士比亚、易卜生和萧伯纳等作家的剧本。她以演技简练而不矫揉造作著称，受到萧伯纳高度的赞扬。）的访问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契诃夫戏剧以后任何一个戏剧季节里的最高峰。” （梅绍武，1984）斯达克·杨认为，梅兰芳作为一个演员，拥有超高的艺术修养，他的嗓音柔和、通透、极具戏剧性，在肌肉控制方面也展示了超于常人的能力，面部表情的控制和拿捏非常到位，精准而又严谨，不掺杂一丝演出意外的神采，他的眼神总是饱含深情，双手的表现力也很强，身材适中、鹅蛋脸、腰部柔软而结实，这些方面在演员与观众互动时显得尤为突出。他对梅兰芳改革创新中国戏曲这一做法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评价。他认为正是因为梅兰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不断探索与研究才推动了戏剧、音乐和舞蹈中许多古老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复兴，并且通过他的机智和天赋，把这些艺术形式同中国的现代戏剧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最著名的中国演员梅兰芳，他向美国的观众介绍了京剧，这是我在剧院中度过的最美妙和最感动的夜晚。尽管我可能只能够了解到其中的5%，但这些足够让我对我们在舞台和一般西方舞台上的表演感到害怕和谦卑。因为京剧是一种传统的、正式的艺术，以令人迷惑而撩人的方式达到了中国人对于戏剧艺术的完美的追求，相比之下我们的表演似乎既不传统，也没有古老的基础。
另一位剧评家也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梅兰芳美国之行收到的效果是令人振奋的，然而这次美国之行的幕后，梅兰芳承受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和风险。梅绍武先生对此有过详尽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就在一切工作就绪准备动身前往美国的时候，梅兰芳收到了两封来自美国的电报，电报中大致说明了，美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美金的价值日益攀升，整个市场十分不景气，最好还是先不要过来，如果一定去美国，一定要带上足够多的钱。（梅绍武，1984）这样的变故意味着，如果梅兰芳的演出不上座，他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面对不可预知的前景，梅兰芳将这两封电报扔进壁炉，照原计划登上了开往美国的海船。
如果说美国人对京剧一直抱有热情和期待，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在梅兰芳演出前的一两天，“关于梅兰芳的评论还不掩饰轻视中国戏剧的心态，甚至预言纽约观众难以接受中国戏剧”（马明，1988）然而，后来梅剧团演出收到的效果与这些评论家的预计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虽然梅兰芳的演出受到了美国媒体和学术界的褒扬，但梅兰芳为适应美国观众对剧目进行修改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议。斯达克·杨曾经就此对梅兰芳说：“梅君在中国演戏，一定比在美国好。在这里演出，我看出有迁就美国人眼光的心理迹象，我奉劝不要这样，致损及中国戏的价值。”（许姬传、许源来，1986）当年为梅兰芳提出修改剧目意见的人是时任南开中学校长的张彭春。张彭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现代戏剧。梅兰芳访美期间，张彭春除了运用中西戏剧的专业知识协助梅兰芳改编剧目外，还以梅剧团总导演、总顾问和发言人的身份，在各种重要的社交场合向媒体、艺术界、学术界介绍中国京剧，为梅剧团的演出大力宣传、造势。当中国戏曲的传播处于跨文化交流语境中时，张彭春认为，中国戏曲“要想得到世界的地位，绝非闭户自诩可成的，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要”。因此，为了京剧能够走向世界，张彭春提出了综合艺术和二度创作的观念，对一些有影响的京剧剧目重新进行整理，在压缩纯交代性场次、使之精练集中的基础上，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并提出废除检场饮场等陈规。这些观点、建议和方法一一被梅兰芳欣然接受。
我们应该肯定梅兰芳和张彭春的做法。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是商业性的，也就是说，他面对的是以观众为主体的市场。在这个传播系统中，梅兰芳的演出成为传播媒介，受众是美国观众，要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京剧。如果传播媒介不能满足受众的需要，那么就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而美国观众对中国戏曲已经有了先验的排斥，因此要想有效地传达京剧艺术信息，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进行一些调适，其实也是顺应了传播的规律。
梅兰芳美国之行的成功固然是因为中国戏曲超越国界的艺术魅力，另外一个原因，从文化的深层分析，可以用斯达克·杨的评论加以概括：“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希腊古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同京剧颇为相似……京剧对希腊古剧作了一种深刻的诠释，因为那些使人联想到希腊的特征，以自然的思考方式，一种深刻的内在精神，体现在中国戏剧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和京剧也十分相似，外表或多或少相像。”（周云龙，2008）正是这种“相像”引起了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亲切感，从而得到了他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