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在欧洲的传播
1954年5月，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记者收到了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请您欣赏一部彩色的中国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时特意准备的。这部电影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地方戏曲影片 ——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影片放映完毕后得到了各国观众的交口称赞，世界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和夫人看了之后非常感慨，高度赞扬了中国民族戏曲。电影《梁祝》让各国代表了解了中国优秀的戏曲艺术和新中国的发展面貌，成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之间了解和友谊的一部成功之作。中国越剧从此被世界认识，开始走向世界舞台。
周恩来总理对《梁祝》的介绍——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跨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据说，关于《梁祝》的介绍原本是一段长长的剧情简介，周总理过目后认为这样介绍外国观众未必能明白，于是剧情简介最终采用周总理的创意，将中国的《梁祝》比喻成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事实证明，这个说法非常易于外国观众理解剧情。一件小事，体现出周总理过人的智慧和成熟的外交手腕，这件事，可以说是为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在宣传与推介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1955年6月，中国艺术团应邀参加巴黎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在巴黎举行首次演出。张春华、张云溪、叶盛兰、杜近芳为巴黎市民演出了京剧《三岔口》《断桥》《闹天宫》《秋江》《雁荡山》等剧目，受到了巴黎市民的热烈欢迎。戏剧节结束后，应欧洲观众请求，艺术团一行接连访问了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等国，访问的国家由原定的两三个增加到八九个，时间也延长至七个多月。此次中国艺术团的访欧之行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传播了戏曲的艺术魅力，还对新中国的外交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5年7月，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越剧代表团应邀赴民主德国和苏联访问演出。
在柏林人民剧院的舞台上，《西厢记》《梁祝》演员摇曳的身段和美妙的唱腔深深打动了剧场里的观众和媒体。尤其是《梁祝》最后一场演出完毕时，观众们都不愿离去，掌声经久不息。
在苏联，《西厢记》《梁祝》登上了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舞台，无法亲临现场的数十万莫斯科市民通过广播或电视收听收看了《西厢记》《梁祝》。苏联《真理报》上刊登的评论文章《高尚爱情的诗篇》：“《西厢记》的真正的音乐性、美感、导演的才能和演员技巧的精练，特别是那种把台上表演与故事的全部发展统一起来的内在旋律，令人入迷。”（马向东，2008）
1955年8月21日，曾经跟随周总理在日内瓦大放异彩的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参加在英国举办的第九届国际爱丁堡电影节，获得映出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和苏联的联系不断密切，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交流成为沟通两国政府和人民感情、加深两国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桥梁。
1955年至1957年间，中国戏曲艺术家四次访问苏联，带去的剧种除了京剧，还包括粤剧、越剧、民族歌舞等带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并深深受到苏联人民的喜爱。在1957年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艺术家的节目共获得金奖1项、金质奖4项、银质奖5项，可谓大长志气。
1959年，中国川剧团赴东欧的波、捷、德、保四国演出，分别上演12场、14场、31场、12场，皆受到观众和媒体的热烈欢迎。
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戏剧是现今世界上最有趣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现象之一。”称川剧团的表演充满诗情画意，精巧细腻而优美。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记者都桑·哈佛里切克撰文说：“我们看了几出短戏：《挡马》《秋江》《柜中缘》和《水漫金山寺》，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可就在这极其简单的过程中，艺术家们卓越的演技把每一个动作都艺术化和美化了。看了《柜中缘》，犹如参加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表现艺术的音乐会。这个戏很富有生活气息，通俗易懂。”“通俗易懂”，的确是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观众不仅看了，而且看懂了。在布拉格上演《谭记儿》，演至《拆书》节休息时，观众在休息厅内纷纷猜测剧情的发展，担心着谭记儿和白士中的命运。待到《望江亭》折，当由谭记儿装扮的张二嫂偷了杨衙内的圣旨和尚方宝剑时，台下骤然响起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在捷克斯洛伐克戏剧家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家剧院的著名演员玛丽亚一开始就说：“我喜爱《谭记儿》，我也喜爱杨淑英、袁玉方两位同志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