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文化人才培养的思考
根据王国维的研究理论，纯中国戏曲起源于元代的杂剧，而元代的杂剧又起源于汉魏时期的百戏。它经历了以故事为主的歌舞剧和宋代闹剧。经过几代人一千多年的跨越，中国戏曲已经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从元代关汉卿的戏曲制度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艺术体系。清末，中国戏曲发展到鼎盛时期，大约有300种戏曲风靡全国。清末民初，越剧、评剧、黄梅戏等民间戏曲积极挖掘自身的潜在因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得到了新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陇剧、黔剧等新剧种。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的发展背景与当代人的生活、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此外，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交际受到了诸多限制，因此，对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该更多地去认识世界，世界也应该对中国有深入的认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普罗瑟所说的，“文化包括语言模式、价值观、态度、习俗和思维模式的继承”。它的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存在着冲突，即“冲突是一种固有的存在”。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和中外交往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面临着深化交流、缓和矛盾的历史使命。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表演艺术于一体，它有着独特的艺术模式，被誉为世界三大古代戏剧文化之一；它凝聚了中国各时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孕育了中华文明；它能够而且应该成为相互了解和沟通中外冲突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此外，戏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传播，因为文化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不可或缺的活动。没有跨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正是通过跨文化交流，才能保持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促进社会的融合、协调和发展。杨慕芝先生在《红楼梦》中英文版总序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中国戏曲跨文化交流的最好注解：“西学仍在东方传播，中学也将向西方传播。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东西方也都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播赋予了新的使命。
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根本在于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中国戏曲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强调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戏曲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它既是道德的延伸，又是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的综合体现；它是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的真正载体。因此，传统戏曲跨文化交际人才应具有与祖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前途命运的认知基础，具有勇于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职业意识，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贡献的事业意识。很难想象一个对祖国和祖国文化漠不关心的人，会用真挚的情感来歌颂、赞美她。中国古代寒士谦卑、不敢忘国的爱国情怀，应该是新一代文化传播者的历史参照。
中国戏曲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根本创造。它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和精神观念的整体形态。传统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它。至于种类繁多的中国戏曲，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为核心的五大剧种，演出集“唱、做、读、玩”于一体。它的主要特点是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戏曲服装、道具的风格、规格基本固定，用“套路”推进；另一方面，戏曲的上述理论和观念通过舞台表演得以体现，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同时在过程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中国戏曲模式具有艺术性、技术性、关联性、独立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因此，中国戏曲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必须是一个以专业基础知识为基础，以第二语言为媒介，以第二语言文化为工作目标的长期、系统、多维的过程。比如，舞台效果的设计要为剧情的发展创造时间和空间，衬托人物情感，夸张戏剧氛围，突出戏剧矛盾，强化舞台节奏，丰富艺术感染力。这就要求舞蹈设计师不仅要有正确的文学理解、想象力和潜在的艺术再创造、相应的历史知识和艺术基础，还要能够掌握各种技术和应用，具体针对各种灯具的特点，电路原理和技术设备的使用和调节。所有这些基本技能都需要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作为保证。演艺界的演员们提高嗓门走上舞台，他们都是在“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中经过艰苦训练和反复练习而形成的真功夫。因此，我们可以说，要培养合格的跨文化戏曲传播人才，必须着眼长远，从现在开始。义务教育客观上成为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起点。一般来说，义务教育覆盖6岁至14岁的人口，他们处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理发育阶段，是身体发育、情感发育和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传统文化教育在构建和引领人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众多，需要长期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跨文化人才肩负着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需要扎实的母语文化作为积累。今后，当他们接触到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时，他们可以有一个更敏感、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能够充分感知不同文化的内涵，其实质是缩小差异、增进共识、充分有效地传播文化。
在完成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基础上，依托高考，科学合理地选拔具有专业潜质的优秀人才，是培养中国戏曲跨文化交际高级人才的起点。高考是我国相对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形式。国家根据高考成绩，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分配，让他们进入与自己学习能力相对应的高校深造。它是中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也是国家教育考试之一。因此，高考成绩对跨文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戏剧类专业应根据专业特点，重点考核不同的基础文化课程，因为这些课程是进入大学后专业学习的重要支撑，在达到高考总分的基础上适当合理倾斜。同时，戏曲所依赖的音乐、舞蹈、美术等专业能力也不容忽视。这可以通过艺考来考虑，并根据具体的专业培养目标，科学有效地选拔出具有专业培养价值、立志投身中国戏曲传播的优秀人才，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跨文化传播离不开文化，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把文化一代代传下去。语言是保持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手段。具备了母语基本专业知识，跨文化传播人才还要以第二语言文化为目标，潜心学习。而外语则是跨文化领域的必经之地、必由之路，因为人们是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自身文明成果的。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它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技乃至文化本身产生影响。语言与文化是内在联系的、无法割舍的。要了解一种文化，只能从语言开始。由此，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是无须赘言的了。
文化实践是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重要辅助方法，它需要艺术院校的教学环节应加强实践教学，包括组织学生观看不同目的的各种戏曲和演出，为学生创造机会让学生上台实践，从而促进和深化理论学习。莫里哀可以看作是艺术成就得益于艺术实践的证明。莫里哀是集表演、管理、编剧于一体，致力于戏剧事业的“剧作家”的最高典范。他不仅是一位喜剧作家和演员，而且是法国两位最好的古典剧作家（科尼和拉辛）之间的纽带。莫里哀后来被法国国王命名为法国喜剧之家。剧院的另一个名字是“莫里哀之家”，它仍然保留着莫里哀创作的传统。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在一定的领域有经验，并有扎实的写作基础，同时也能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相关的戏剧知识的系统传播，则沟通的强度应该更加可信和有效，即，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双赢。
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应是符合国际教育文化。彼得·阿德勒将跨文化交际定义为多文化人。他们的眼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情感上，他们都相信人的本质同一性。同时，他们对待不同文化人之间的基本差异的态度是：承认、接受和欣赏。为了培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多元文化人才，课程设计与建设必须体现这一培养目标。也就是说，深厚的本土文化素养，包括对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及相关艺术领域的认知理解和运用，以及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第二语言的熟练运用。第二语言不仅丰富了学习者的知识，还能使学习者掌握其他语言的结构、语法、语音等语言要素。在今后的文化传播实践工作中，它可以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严复是晚清启蒙思想家，致力于翻译，但他不光是做翻译的工作，他们经常用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戏曲文化的传播表达了传播者的思想感情。为了真实、形象地传达中国文化，传播者对于第二语言所在文化的认知将直接对文化交流的效果产生影响。严复在英国的两年生活为他的翻译工作提供了知识、语言和经验，他的《天演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的教学要多渠道“走出去”，与被传播的国家紧密合作，创造多种合作模式，使学生的视野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让学生学习和欣赏文化、风俗、历史的方方面面，全面、真实地沉浸在国家文化中。只有这样，他们未来的交流才能准确，才能完成文化与文化的无缝对接。在当今高度一体化的世界，我们的教学也应该更加国际化，这是解决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手段之一。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模仿拜占庭帝国。学生国际交流的时间、内容、形式和范围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英语国家当然是首选，而希腊、意大利作为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戏剧文化源远流长；埃及、日本等地区大国也应充分考虑其独特的文化。艺术院校作为中国戏曲跨文化交流高度合作的领域之一，在人才培养上要勇于担当、善于担当。
在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交流中，也应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对于世界各地热爱中国戏曲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要根据不同年龄层次选择优秀的中国学校，分层次地普及和教育中国戏曲文化。同时，对热爱中国戏曲的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政策和经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利用母语优势，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文化逆向传播，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传播的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影响观众的心理过程，对传播主体形成良好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广泛的良好评价和行为倾向可以有效加深双方的沟通，减少不必要的沟通障碍，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爱好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愿望。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逆向传播，可以吸引热爱中国戏曲的各界人士，满足他们热爱中华文化、学习中华文化的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从而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最终目的，促进中外交流，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在《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一书中，普罗瑟引用了巴伦德的论点：“在任何一个传播系统中，传播者的地位与他能够发送、组织、利用和回应信息的程度有很大关系。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一个传播者地位高、性情好、口碑好，那就意味着地位低下的传播者对自己的信息会更加重视，传播者的权力和威望越大，信息向上流动的压力就越大。”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实力越强，其文化传播的渗透力就越强；从微观上看，一个机构的学术水平越高，其传播的学术力量就越大。基于中国戏曲独特的历史、民族、艺术特点，以及受众文化的地域性、多元性、复杂性等因素，依靠某一个人进行交流是不现实的。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应明确它是一种国家行为。某一行政部门要贯彻国家意志，各有关具体组织要具体运作，做到统一认识、集中资源、人才合作、成果共享、协同推进。民族文化传播行为是通过具体的个体劳动来实现的。因此，跨文化交际的巨大文化链条将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相关点联系在一起，而个体是决定戏曲对外传播效果的构成因素。在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国家与个人的辩证统一是高度一致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