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御前会议
会议，乃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的一个议事程序。我们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御前会议的召开，一般由君主召集并提出议题。究竟是大事才能开这样的会议还是事无巨细都要如此讨论一番，各朝有各朝的规矩。不过能由君主过目的事情，基本没有小事。
列席的人员呢？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讲，在隆重的场合有中央的高官、地方的大员、在朝的学者以及部分的皇亲国戚等。到西汉的时候就有比较完备的记载和健全的制度了。
列席人员虽多，说得上话的主角其实只有那么几个。皇帝一般而言是不参与讨论的，只是作为主持和旁听，像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两造具备，会议开始。
争论的过程可以很温和，也可以异常激烈甚至指鼻子骂娘，当然更多情况是暗流汹涌。议题也可以五花八门，有商定国策，有应对突发事件，有继承大统的接班人问题，甚至天象异常、地理变迁、百姓生计无所不包。东汉白虎观会议还专门讨论过关于性教育的问题。
皇帝控制着会议进行的节奏，看看差不多了，就喊停，然后钦定了结论，再由有关臣僚下去制定实施的细则。
在这样的过程中，皇帝固然可以诱导性地进行主持，臣僚也往往会揣测上意，但毕竟交锋双方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所以还算是一个比较民主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金克木先生根据《尚书》的记载写过的一篇小文《上古御前会议》，讲的就是尧帝时选舜做接班人的过程。
那么今天御前会议的地点是在被诸侯集体鄙视的战国视野的最边缘——西陲秦国。“秦人”这个字眼在当时的东方六国看来几乎和野蛮人是一回事。
会议主持人：秦孝公
议题：秦国是否应该进行变法
对阵双方：公孙鞅VS.甘龙、杜挚
这次论战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去翻《商君书·更法》。聊公作为唯一活到今天的旁听者，很乐意把论战的要点重新整理归纳如下：
《关于秦国变法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1.变法犯民意，怎么办？
这是孝公首先提出的问题。公孙鞅斩钉截铁地引俗语“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显然地，把自己捧为“高人之行，独知之虑”。并且，公孙鞅从理论上论证了如果顺民意反而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他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出时势的变化。而在民智未开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反而囿于自身利益反对变法。这是大多数人的短视。
结论：老百姓只可以与之共享改革的成果，而不可以与之商量改革的事业。
2.变法的路径应该走渐进因循式，还是激进建构式？
这是甘龙发起的讨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最合理的民俗充分成熟化以后的制度追认。甘龙的这项论点，显然建立在“民俗可以很优秀很先进”的前提之下，而这个前提又来自他对“人民教育”的信心上。只要对人民进行足够的音乐、文学、政治、史学修养的教育，就可以使民间自然养成善良而优秀的风俗。这是民间的“活法”，是一切制度的母亲。可见，甘龙是位儒者。
公孙鞅对此予以反驳。他首先对甘龙进行了人身攻击，说这是世俗之见。然后他指出了（他自以为的）甘龙理论的致命弱点：你既然认为“知者不变法而治”，那么知者所因循的那个法又是哪里来的呢？显然是造出来的。他又指出（仍然是他自以为的）甘龙理论的第二个弱点：你所谓的“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其实公孙鞅的这个反驳建立在他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甘龙理论前提的基础之上。所谓“知者不变法而治”是指不必由政府从制度上进行先导性的变革，而只需要对既有民俗进行追认式的立法。(https://www.daowen.com)
但是由于孝公之前与公孙鞅的对晤已经表明了自己行“强道”的政治倾向，所以孝公肯认了公孙鞅的观点。
结论：智者立法，愚者制于法；立法的问题要与立法的智者商量，而不应与制于法的愚者讨论。
3.变法的风险和收益问题。
杜挚提出的问题，乃是变法的风险和收益问题。他提出：没有百倍的收益，就不进行变法。因为变法的成本太大，对老百姓折腾太大，如果没有百倍的收益那么等于变法是失败的。从而他提出自己的结论：法古无过。因循旧法是最保险的。
针对这个问题，公孙鞅继续用史实进行了反驳。他说：你既然认为法古无过，那么请问最古的那个法是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人立出来的？那么立最古那个法的人，为什么不遵循“法古无过”的格言呢？可见这是个伪格言。
公孙鞅指出，事实上古代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乃至商汤文武，都是变法而治的，与此相反，桀纣倒是“法古”，结果灭亡了。
这段论说试图回避“变法风险与收益”的问题，但其实也略有涉及。公孙鞅其实暗示了：如果不变法，从绝对量上讲，国力还在上升；但是从相对量上讲，战国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变法则生死未卜。死路一条和生死未卜哪个更好一点呢？
由于杜挚也并没有给出变法的风险究竟有多大的定量分析，所以公孙鞅的论说相对合理，得到了孝公的支持。
结论：反对古法未必就应该谴责，遵循旧礼未必就值得赞赏。
孝公最后进行了总结。他依旧斤斤于自己最开始提出的会不会被老百姓反对的问题。他说：“愚民们所反对的事情，正是智者们应该去做的。变法究竟是生是死，公孙鞅啊，用你的行动去回答吧！”
记录人：聊公
我们来看甘、杜与公孙鞅的路线之争。是不是很像当年周公与太公的齐鲁斗法？所不同的是，当年周公、太公一人一块试验田，而今天甘、杜只能跟公孙鞅在偏僻的秦国进行争论以定国策。
另一个区别，当年太公因民成俗，却颇有法家的风范；伯禽改革制度，大有儒家之面目。如今反过来了，主张因民成俗的甘杜，乃是偏于儒家一派的；而主张大动干戈的公孙鞅，乃是当时最大的法家。怎么回事？
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
我们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改革制度，首先有目标之区分，其次有路径之区分。就目标而言，我们画上标签，有所谓道家型理想社会，儒家型理想社会，法家型理想社会等，或者用公孙鞅的术语，就是帝道王道霸道强道。就路径而言，有激进、渐进之别，有建构、因循之分，还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因循的、渐进的办法来达到法家的目标，也完全可以用一个建构的、激进的办法来实现儒家的鹄的。所以当年周公对太公之佩服，不过是对其路径选择之佩服，对于其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类型，未必是服膺的。
而今天，公孙鞅基于实际的考虑，首先与孝公达成默契——以法家理想社会类型——“强道”为第一阶段的目标，选择的路径乃是激进建构式的。这些选择在当时而言都是最合适的，时势使然。
公孙鞅开始运用“法—术—势”的魔力了。在秦国这样一个积贫却未必积弱的国家，在西陲这样一片文化上落后东方国家近一百年的土地，公孙鞅变了一个名为“变法”的大型魔术。
公元前356年，见证奇迹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