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泰始律》，读尽法律也枉然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月二十日，新年伊始，一派万象更新的气象。聊公早早地来到朝堂之上，只见今日仪式格外隆重，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端坐在上，文武百僚整肃于下。聊公左顾右盼，煞是无聊，挤了挤旁边一位官僚：“嘿，哥们，今天啥日子？”
那位官僚头也不抬，传音入密：“今日圣上要颁布新律啊！”
聊公眉毛一皱：“我穿越错时代了？新律不是在曹魏颁布过了吗？”
官僚扭过头瞪了一眼聊公：“任何一个朝代颁布的法律，当然都自称新律。这部新律是在泰始年间颁布的，可称晋《泰始律》。”
聊公恍然大悟“哦”了一声，分贝过高，惹得好几个官员回过头来采取怒目主义。聊公面红耳赤，只好屏息低头。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站起身来，隆重宣布：“《泰始律》历时四年，经十五人之手，终于于去年大功告成。去年曾令立法者之一的裴楷朗读全文，朕亲自讲解。今日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为了使往年触犯旧法而犯罪者得以改过自新，朕宣布：大赦天下。”臣民山呼万岁。
聊公正举着拳头高喊“皇上英明”，忽见身边那位官僚激动不已，虎目含泪，口中喃喃道：“终于完成了！”聊公不禁好奇，问道：“你是晋律立法小组的组长贾充么？”那官僚摇摇头。聊公又问：“那你是晋律立法小组的首席专家杜预？上次见你不是长这样啊，刚从韩国旅游回来？”官僚继续摇头。聊公三问：“你是立法小组里的谁？”官僚三摇头。
聊公鄙视道：“那你哭啥！”说罢拂袖要走。那位官僚再次传音入密：“区区小可乃是廷尉府明法掾张斐，虽官小职卑，但愿与聊先生就晋律对晤一番，陋舍恭候。”
聊公听到这话，不禁虎躯一震。廷尉府明法掾，那相当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至于张斐，这个名字倒很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聊公头也不回，哈哈大笑：“我要采访贾充、杜预他们这些立法明星去，没空跟你这小官儿白话。”
当晚，张斐府第，聊公与张斐二人相对而坐。聊公恨恨道：“官儿大了就是牛气，居然闭门谢客不见我！我回去要在书里玩命糟蹋他们俩。”
张斐哈哈一笑：“贾大人门墙很高，寻常之人难睹尊颜；至于杜大人，上次受您采访后回来很愤愤，说是先生您辱及他的多位先人？”
聊公脸红扭捏玩弄衣角：“哪有了啦。”
张斐道：“其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您要想了解晋律，在下身为明法掾兼魏晋南北朝第一法律狂热爱好者，实在是最好的对象。”
聊公说：“哦？那请您为我介绍一下晋律牛在何处。”
张斐一口应承：“没问题。要知道一部法律的牛处，先得知道它是从哪里起步的。您看——”
张斐话音未落，地板开始吱吱作响，突然到处爆裂，各种文书简牍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拔地而起，见缝就钻、见风就长，很快整个屋子都被各种简牍文书给挤爆了。聊公大吃一惊：“这是啥？”
张斐：“这是有汉一代的法律文件。”
聊公：“这么多？！”
张斐：“不错。法律文件众多，是汉朝法治滋生弊病的一个关键原因。”
聊公：“嗯，对。法律文件多到这个地步，也就跟没有法律没什么两样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些法律全部读完，更没有任何人能搞得清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从法律上找到合法的依据与违法的依据。这也就给酷吏提供了出入人罪的机会。法律文件这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了，麻烦你让这些法律文件消失好不好？我被挤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张斐：“哦，好。真正解决这个大问题的，乃是曹魏的《新律》。曹魏《新律》做到了律典之外没有单行律。”
聊公：“啥意思？”
张斐：“你看——”
汉武帝翻看着《九章律》，皱眉头说：“宫殿警卫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没有法律规制？张汤啊，你去制定一部《越宫律》吧！”很快，一部《越宫律》出台了。汉武帝又翻看《九章律》，皱眉头说：“诸侯国的官员，地位太高了啊。某某啊，你去制定一部《左官律》吧！”很快，一部《左官律》又出台了……
张斐解释：“《九章律》是汉朝正律，《越宫律》《左官律》《某某律》之类的都是不属于‘九章’的单行律。《汉书·刑法志》说，汉武帝时代的律令已经从九章发展到三百五十九章了。这种单行律的大量出台，有几个恶果：首先，立法过于随意，律典丧失其严肃性；其次，立法程序越发简单，法律文件就由简变繁，使人不知所适。走到末流，索性大家抛弃法律，以皇帝的旨意、儒家的经典甚至社会的舆论之类的东西替代法律，来进行司法判决了。”
聊公猛点头。
张斐继续：“所以曹魏立法者把汉律进行了归类整理，厘定了十八篇的基本规模。虽然这一规模比《九章律》篇数多了一倍，但比那些杂七杂八的单行律则大大删削，做到了要而不烦。”
聊公茅塞顿开：“原来如此啊！这就是陈群所说的《新律》第三个创新之处吧！”
张斐点头：“这个优点也被晋律所吸收。晋律一共二十篇，首之以《刑名》《法例》，所以定罪制也；终之以《诸侯律》，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象天；诸侯奉于下，象地；礼乐抚于中，象人——故有天地人三才之义，相须而成，若一体焉。这是晋律的大体格局，而其中尤以《刑名律》超拔前代。”
聊公已经开始走神，心不在焉：“愿闻其详。”
张斐：“比如，《刑名律》总结历代立法技术与法律解释之大成，规定了二十个法律术语。有：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这样讲有些枯燥，还是请您的御用金牌男主角某甲、张三出场作个示范吧？”
聊公顿时精神抖擞：“好啊好啊。”
第一对法律术语：故、失
张三找某甲寻仇，一刀扎在心窝，当即捅死，“知而犯之谓之故”；张三射鹿，正好某甲在旁边逗鹿玩儿，张三心想老子百步穿杨肯定不会射到人，于是一箭射去，正中某甲心窝，当场毙命，“意以为然谓之失”。
第二对法律术语：谩、诈
张三递交年度报告，做假账欺骗上司某甲，“违忠欺上谓之谩”；张三与某甲都是老百姓，张三费尽心机设计了一个合同让某甲签，利用法律知识把某甲的钱全给骗走了，“背信藏巧谓之诈”。
第三对法律术语：盗、赃
张三偷了某甲的钱，“取非其物谓之盗”，这个行为叫作“盗”，影响定罪；偷了多少钱，“货财之利谓之赃”，具体数额叫作“赃”，影响量刑。
……
聊公击节叫好：“晋律居然作出如此细致而精确的规定，大有实现法律科学之希望啊！”(https://www.daowen.com)
张斐挠头：“法律科学？这恐怕是玄学的产物。”
聊公大跌眼镜：“玄学？上次杜预也提到玄学，说这是影响魏晋法制的第二个因子，您能不能具体说说？”
张斐：“好啊，我正有此意。且看——”
聊公心疼地捡起刚才跌破的眼镜，戴上，透过支离破碎的镜片，看到了支离破碎的历史场景：
汉末扶风郡马府，经学家马融身居深室绛纱帐中，前有弟子，后设女乐。马融雍容华贵，扶几而坐，手持律简，向弟子逐条讲解律令术语的释义。这几位弟子，入师门较早、地位较高，所以有资格当面聆训。他们埋头记录，清抄誊写，理解之后，再走出房间，向外间等候的众普通弟子讲解。这些普通弟子中，有一位名叫郑玄，对这些律令注释格外感兴趣，笔记记得也最勤。出师之后，郑玄以师门所学，加上自己的理解与研究心得，重新为汉律作注释。
张斐解说道：“马融、郑玄都是东汉的经学大师。在汉代，经学乃是一切学术之中心，其他学术多为经学之附庸，律学也是如此。汉代经学，在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讲究通经致用，把经义直接运用于审判之中，‘《春秋》决狱’就是典型代表。东汉则以古文经学为主，讲究音义训诂，所以影响到法律典型表现就是马融、郑玄写的律令注释，时称‘律章句’。律章句，就是对律令进行分章断句，逐字注释。”
聊公说：“那和西方的注释法学派很像啊。”
张斐接着说：“但是古文经学发展到了极致，弊端就是极其烦琐。当时有一个经学家，注释《尚书》第一篇的篇目‘尧典’两个字，就用了十几万字。这种弊端也影响及于律学，当时写律章句的律家非常多，仅仅对司法直接产生影响的就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几家，每一家的注释都有几十万字，加起来总共有七百多万字。”
聊公咋舌：“汉代律学这么发达！谁再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学，我就逼他把这七百多万字都背下来！”
张斐轻哂：“以我这样的西晋律学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根本谈不上学术，只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体力活而已。你要知道，汉晋之间，人的观念有一次重大变革。简单来讲，就是由具象而变为抽象，抽象的思辨能力大大提升。举例来讲，汉代人对于经典的难解词语，只会逐个注释，这叫章句学；而魏晋人则会归纳抽象出经典的若干通例和原理，再用这些通例和原理去解释具体的疑难，这叫条例学。比如你之前拜会的杜预，他在注释《左传》的时候，不再满足于逐字注释，而是先归纳出《左传》的五十条通例，称之为‘五十凡’。”
聊公恍然大悟：“难怪历史学者余英时先生说汉晋之际思想发展之大趋势是‘离具体之事象而求抽象之原理’！”
余英时：“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张斐：“这一思想动向的来历，还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东汉经学过于烦琐具体，物极必反而归于简约抽象；也可能与此时佛教思想的传入有关，你知道，佛学的抽象思辨能力很强；同时，《老子》《庄子》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开始形成。道家、道教学说，也有很多形而上的思辨。这样一来，融会儒释道三家、注重抽象思辨、擅长谈玄论道的玄学就开始形成。请看——”
西晋名士阮瞻去拜见竹林七贤之一的司徒王戎。王戎问他：“儒家看重名教，老庄看重自然。儒道两家的核心观点有哪些异同？你能不能给我说说？”
“停！”张斐走出来解说，“王戎这个问题问得就很有魏晋的时代特色。首先，汉代武帝以后经学一统天下，不关注道家理论，不会将老庄与儒家等量齐观，而魏晋时期道家地位显著提升，王戎才会有此一问；其次，东汉时代的学者，大多青灯黄卷、埋头雕虫，根本不关心也无力思考‘儒道异同’这样宏大抽象的命题，而王戎居然在谈话之间就想让阮瞻给出答案，这也是典型的魏晋特色。继续。”
阮瞻不假思索，懒懒回答：“将无同？”王戎大吃一惊，如遭电击，当场任命阮瞻为司徒掾，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阮瞻凭借三个字而轻取官职如拾草芥，时人誉为“三语掾”，也就是“三个字的官儿”的意思。
聊公：“‘将无同’是啥意思？王戎是被雷到了吗？”
张斐哈哈大笑：“将无同，乃是魏晋俗语，换成你那个时代的大白话，大概是‘恐怕一样’的意思。语气倾向于‘儒家与道家一样，没什么区别’，但又有点拿不准的感觉。你语感好的话，可以仔细体味一下这种似有若无、隐约缥缈的意境。”
聊公嘟囔：“我还是觉得王戎是被雷到了。”
张斐耐心解释：“阮瞻这三个字的了不起之处，一是极简，符合魏晋人厌恶烦琐、崇尚极简主义的审美风格；二是取精遗粗，认为儒道之大旨相同，小节有异，所以说‘将无同’；三是融会贯通，以三个字将过去互相水火的儒道两家糅合为一。”
聊公方才叹服：“经你这么一解释，我再细一咂摸，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张斐轻嗤道：“阁下再设想一下，假如换成东汉那班寻章摘句的老儒，解释‘尧典’二字尚且要费十几万字，让他们回答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要汗牛充栋？所以我才说，以魏晋玄学的眼光来看，那些烦琐的注释根本谈不上学问。”
聊公：“那律学呢？您说了半天玄学，离题太远啦。”
张斐：“正如东汉律学深受古文经学之影响，而多流于比附经义、训诂音义；魏晋律学也深受玄学之影响，复兴了古代名家的一些学说与方法，从而走上了辨析概念、归纳条例之途，愈加精确和简洁。”
聊公听得头都晕了：“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张斐信手拈来：“有的是。比如《九章律》的《具律》一篇，作为律典的总则，居然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尾，而放在中间。汉代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到魏晋，人们的头脑富于思辨，每个人都成了逻辑上的强迫症，大家觉得：怎么能把总则放在中间呢？必须放篇首啊！所以就有了曹魏《新律》的《刑名律》一篇。”
聊公：“嗯，这个之前陈群讲过。”
张斐：“再比如，晋《泰始律》一共只有二十卷，六百二十条，总字数二万七千六百字。相比起汉代光律章句就有几万条七百万字，够简洁吧？这也要拜玄学之赐。在玄学影响之下，魏晋人都是极简主义者。”
聊公质疑：“这也太简了吧？这样寡少的篇幅，能面面俱到规定西晋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吗？”
张斐卖关子：“当然可以。晋律的最大特点就是宽简周备，疏而不漏。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聊公傻乎乎地捧哏：“不知道哇。”
张斐得意：“首先，这要归功于立法技术的进步。晋律已经有了‘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集中体现就是晋律的第二篇——《法例律》。比如以前在每项具体犯罪规定中，都要写上‘八十岁以上老人免罪’，现在把这一条提取出来，在《法例律》里面总设一个‘免例’：‘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类似的法例，在晋律中很多。这样一来，就使得晋律在篇幅大为减少的同时，仍能保持细致周密。”
聊公拍案惊奇：“这个立法技术确实要依赖逻辑学的进步，而逻辑学正是先秦名学的长项。”
张斐继续炫耀：“再比如，汉律的律和令是没有区别的。皇帝想让这个法条为律，就制律；想让那个法条为令，就定令。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魏晋人都是强迫症，哪受得了这么随性啊，就严格限定：所有涉及定罪量刑的法条，入律；规定各项制度并且通行全国的法条，入令；各部门的办事细则，入故事。这样一来，律的负担大大减轻，律、令、故事三种法律形式各司其职、清清楚楚，这叫‘律令分途’，是魏晋法制的又一大变化。”
聊公深为叹服：“玄学对法律之影响，竟至于斯！以上所论，都是晋律的体例，那晋律的具体内容，有啥特色也哉？”
张斐深作一揖：“那还得借某甲与张三一用。”
聊公拍胸脯：“没问题！给！”
“啊——！！！”这是某甲最后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