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大放异彩
聊公有次与吾乡先贤、清朝史学“三驾马车”之一的赵翼先生聊及汉朝，说：汉初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布衣将相之局”。赵翼问：什么叫“布衣将相之局”？聊公说：此前中国的王朝，建国者都出身贵族；唯有汉朝，一色儿的泥腿子，个顶个的出身贫贱。刘邦是派出所所长，萧何、曹参是基层小吏，韩信、陈平是无业游民，樊哙是屠夫，周勃是给人办丧事的——这是一个平民建立的王朝。后来赵先生老掉了，聊公继续活着。再后来，聊公写旷世奇书《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的时候翻阅参考资料，看到赵翼把那次聊天的心得写进了他的《廿二史劄记》里头。
汉初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实行了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无为而治”。黄，是黄帝；老，是老子。后来就有人总结说，一个朝代草创之初，大抵都会实行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此言恐怕不确。秦初、晋初、隋初、元初、明初都没见很好地实行什么无为而治，可见还是要因朝代而异。西汉的建国之父们，除了一个张良算没落贵族，其余都是底层的小农小公务员小贩子小流氓。他们身在社会底层，对秦之苛政有切肤之痛。他们只懂得，不应该让这种切肤之痛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政府就要少折腾，就要管住自己，就要对违法乱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他们的学问，应该不太清楚，这种眼界和气质其实已经近于闷闷而淳朴的道家思想。
当然，这跟社会形势也分不开。战乱多年，天下疲敝。皇上的御驾已经连几匹毛色相同的马都找不齐了，而宰相公卿，甚至驾牛出行。这样的情况下，也只好无师自通地实行起黄老的治术来。
这个时期的法治，也崇尚质朴和无为。律典中看不出端倪，主要体现在实践操作。汉王朝第二代领袖曹参，颇能作为一个代表。
曹参，是汉朝的开国名将，单以战功论，在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排名第一。建国后，他解甲从文，担任新分封的诸侯国齐国的国相。曹参到任，找到一位著名的道家人物盖公，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盖公惜字如金，只悠悠说了一句话：“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当场领悟，奉盖公为师，在齐国什么都不做，以“清静无为”的姿态放任民间的元气自行恢复。果然，九年之后，齐国大治。聊公采访曹参：这样的经济奇迹，你是如何创造的？曹参谦虚地说：我没有创造什么奇迹。我所做的，只是不要阻碍老百姓自己创造奇迹罢了。
刘邦、萧何相继病死，太子刘盈登基为帝，相国的位置却还空着。曹参吩咐手下人：收拾行装，准备去长安赴任。
手下纳闷：您这是去赴哪门子的任啊？
曹参淡定：去做相国。
手下：中央的任命状还没下来呢，万一去了，不是您，那多尴尬呀！
曹参眼中射出精光：放眼天下，舍我其谁？
果然如曹参所料，他成为大汉王朝的第二任相国。朝野上下，对曹参此次上任颇为关注。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刚刚谢幕的关键时刻，曹参能否把控大局？在如此优秀的前任萧相国的阴影之下，曹参将会做出怎样的成绩？
令天下人大跌眼镜的是，曹参延续了他在齐国的一贯政策。他在任期之内的全部作为就是：没有任何作为。
曹参上任以后，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都按照前任萧相国的成规来办，按照《九章律》来办，不要问我，我没主意。曹参任用的手下，有三个特点：第一，年纪大；第二，忠厚老实；第三，笨嘴拙舌。有些官员明察秋毫、疾恶如仇，搁在别的朝代就是包公、海瑞、福尔摩斯，曹参一律不用。曹参本人每天在相府无所事事，天天喝酒。但凡有人来告状打小报告，曹参一律以劝酒的方式堵其嘴。
有一次聊公尝试着敲开相府大门，看到醉醺醺的曹参。聊公正色道：大人，我来检举揭发某甲，他……话音未落，曹参递上一碗美酒，捏住聊公的鼻子硬灌下去。聊公半晌没缓过神来，面泛红潮，看东西重影，说话大舌头：我……我想找您说……说啥来着？曹参撸起袖子，高举一只拳头，问：会划拳吗？聊公说：会……会！曹参兴奋：会就得了，来，划两把！
当天深夜，聊公酒醒，看看四周，杨柳岸晓风残月。定定神，想起来白天是想去相府检举揭发小吏某甲的违法行为，连夜跑到相府门口，蹲到白天上班，再次迈入相府，找到曹参，正色道：大人，我来检举揭发某甲，他……当天晚上，聊公再次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曹参的做法看似荒唐不作为，实际上秦法的弊端已经随着他的喝酒划拳，一点一滴消解于无形了。没看明白？没关系，我们来分析一下。
汉朝人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秦朝的法律文本比秋天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还要多，秦朝的法网比凝固的脂肪还要密。这张繁密的法网，促进了秦王朝的短命而亡。汉承秦制，对秦朝这套繁密严酷的法律文本照单全收，这在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乃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是汉朝的治道却可以调节，可以把秦朝严密的法网，调得宽松一点儿。
曹参以他的清静无为之道，来调节秦朝繁密严酷的法网。法还是那些法，但是网已经不是那张网了。《史记·酷吏列传》说：经过曹参调节的汉朝法网，“网漏吞舟之鱼”。不要说鱼苗了，连可以吞舟的大鱼，都可以从网眼里逃跑，可见这张法网有多疏。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根本就违反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嘛。要知道，依法治国有个前提，法律得是良法。但是秦朝的法律过于苛刻，是恶法。曹参在执行恶法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个折扣。法是恶法，我执行也不好好执行，负负得正，这就是他的补救之道。这种做法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曹参以他的不作为，还为后世示范了如何当好第二任领导人的深厚政治智慧。第一任领导人，决定制度怎么设计；第二任领导人，决定制度能否立起来，从纸面上的制度，真正变成实践中的制度。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实际上，新官上任难的不是放火，而是不放火、不扰民、不折腾；难的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在墨守成规的表象之下，潜移默化，在实践中化解前任遗留的病症于无形。试想，如果曹参像普通新官，上任以后急着放三把火，急着搞政绩工程青史留名，前任萧何制定了《九章律》，我就要制定《十八章律》，比你多一倍，那么以下后果可想而知：第一，《九章律》变成废纸；第二，曹参的接班人会继续捣鼓出二十七章律、三十六章律；第三，汉律成为历任丞相标榜政绩的道具，而非治理国家的大法。曹参做相国，不做加法，只做减法，宁可留下无所事事的恶名，也要让刘邦、萧何创下的法律落到实处，这是他的大智慧。也正因为如此，汉朝“清静无为”的国策才真正确立起来，整个国家才上了轨道。后面的接班人顺着曹参的轨道，继续推行无为之治，终于开创出史称“文景之治”的升平之世。
文景时期的廷尉（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是道家智慧在司法界的代表。(https://www.daowen.com)
张释之的法律观，贴合于儒道两家。他以为司法官吏乃“天下之平”，而法律则是“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律既自天子出，则等同于天子对天下的诺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首重一个“信”字。公，平，信，成为张释之的基本信念。
张释之裁判的案件，有犯跸案和盗环案。有一次，久违的一直没有出场机会的某甲在郊野闲逛，忽然看到远处尘烟滚滚，有大队仪仗车马过来。某甲心知是皇上出恭（不好意思，是出宫），便躲在附近的桥下。躲了十几分钟，桥上滚滚雷声渐渐停息下来了，某甲便从桥下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事实上呢，刚刚过去的只是仪仗队，汉文帝的车驾现在才过来。拉文帝马车的马，正兴致勃勃地跑，忽然见桥底下愣愣地转出来一个人，吓坏了，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人立而起。车上的文帝正昏昏欲睡，这时候也被吓坏了，也人立而起大叫：“怎么了？怎么了？”后面几十辆车正跑得欢，一看前面出了事又来不及刹车，就追尾了。一下子桥上乱哄哄的。某甲一看出了特大交通事故，撒丫子就跑。两边的武骑一看，以为是刺客，驾马就追。两条腿的到底跑不过四条腿的，某甲被生擒扭送廷尉府，也就是汉朝的最高法院。
廷尉呢，就是张释之。张释之问清楚了状况，就上奏很关心此案的文帝：“此人犯跸，当罚金。”帝王出行之前，要派人清空道路，这叫“警跸”。违反“警跸”没有及时回避，就叫“犯跸”。文帝自然不高兴：“这么轻？这家伙惊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性子随我，比较温顺，换匹别的马我还不得受伤了？”张释之天真地说：“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呀！”文帝想了想，说：“朕加一点行不？”张释之道：“不行。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你却要加重，这是失信于民。你作为皇帝，手握生杀大权，完全可以在抓住此人之后当场杀掉，别送我这儿来；如今你已经把他送到我手里，我自然要依法处理。如果司法不独立，随着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老百姓安所措手足？”文帝小郁闷了一下，平复了心情，说：“你对。”
某甲欢快地交了罚金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个贼盗窃汉高祖庙里的玉环，文帝龙颜震怒动员天下，把贼逮住了。一看，又是某甲。文帝咆哮道：“灭族！灭族！”张释之很稳重地说：“按律当弃市。”文帝憋住火，语重心长地说：“张廷尉啊，这个案子和别的不一样啊。这个案子是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怎么能和别的案子一样判呢？听我的，灭族吧。”张释之稳稳地顶住压力，说：“不行，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何况如果偷高祖庙就灭族，那如果掘汉家祖坟该怎么判呢？”文帝没有明成祖那样“灭十族”的刑罚智慧，哑口无言，只好依了。
从萧何到曹参，包括张释之这样的司法官员，在人事任用时，都坚持任用口讷心明的淳朴长者，坚决反对巧言惑众之徒。所以在司法时，一方面坚决按律行事而不加法外之刑，另一方面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轻判刑。这是司法官员们能够做到的。而真正从立法上废除秦朝遗留的严刑苛罚，则只能仰赖于皇上了。
至汉文帝之时，天下苦肉刑久矣。废除肉刑的契机，来自太仓令淳于意案的判例。
淳于意是《史记》有传的人物，与扁鹊合传。他是位医生，因为某事而被告，要押到长安受肉刑。他就在家里哀叹，说自己或者老婆不争气，生了好几胎都是丫头，遇到这样的急事，一个顶用的都没有！
听了这话，淳于意的女儿们就响应父亲很不顶用地呜呜哭起来。内中有个小女儿，名字叫作缇萦，跟了父亲一路千里迢迢来到长安。与父亲挥别之后，缇萦孤身一人在长安逆旅之中，铺开一卷简牍，歪歪扭扭写下一封信。
这封信的意思有三个：一，我父亲官声一向很好，不信你可以去查；二，肉刑作为一种刑罚极其不合理，死了的人不能复活，砍了的腿不能再长，刺下的字永不磨灭，受过肉刑的人带有永恒的不可痊愈的伤痕和印记，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三，如果一定要给我父亲实施肉刑，小女子情愿罚没为官奴婢，为父赎罪。官奴婢属于贱民阶层，在汉律中没有完全的人格，可以作为财产处分、转让，且官奴婢的子孙如果没有遇上特别的契机，将世世代代为官奴婢。由此可以看出缇萦的决心。
缇萦最后在信封上郑重写下“皇上收”，然后就投递出去了。这个十几岁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女孩，天真地以为日理万机的皇帝真的能够收到她这封信；甚至天真地以为，皇帝愿意和她这个小女孩作这样一个以自由换刑罚的交换。
结果，汉文帝真的收到了这封信，并且愿意按照这个小女孩的愿望，废除中国行用了上千年的刑罚！聊公每当读史至此，都感叹：汉朝的制度，真是天真！
汉文帝读完信，大为震动，下了一道诏书：
“听说虞舜的时候，连刑罚都没有，却没人犯罪；朕的法度，光肉刑就有三种，而犯罪率居高不下。老百姓宁可冒着肉刑的危险也要犯罪，难道不正是朕的德行有缺陷、统治太糟糕，把他们逼上梁山吗？朕的过错却要百姓承受痛楚，甚为不忍。况且肉刑一施，终身难去，不给人以自新的机会。所以，请各位大臣商量废除肉刑的具体办法。”
我们从这样措辞谦谨的诏书中，看到一个伟大的帝王的人格。明确的纲领之下，后续的改革步骤由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主持，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一种服劳役的徒刑）；劓刑改为笞（用竹板子打）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死刑。改革遗留的弊端有这样几个，一是斩右趾改为死刑，明显由轻入重，较之以前更狠了；二是笞三百和笞五百太狠了，在实践中往往还没打够数，人就死掉了。班固先生写《汉书·刑法志》的时候，说这次刑制改革“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杀人”，是如实的评价。
所以下一位比较好的好皇帝汉景帝就进一步地体恤民情。他说：“打这么多板子，和肉刑是一回事，就算没打死，也成了残废。将来还怎么做人？”于是下令，把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最后定为笞二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最后定为笞一百。并且对刑具“箠”（一种竹板子）的规格作了限制性规定：长五尺，手握的地方厚一寸，打人的地方厚半寸，竹节要削平；打人的部位一律在臀部，打同一个罪犯的过程中不许换施刑者。对罪犯的关心，细致到了臀部和竹节这样的地方，这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一对君主。
汉文、景帝废除肉刑，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当然，废除肉刑也还有其他遗留问题。最主要的一点，仍然来自《汉书·刑法志》的评论：“生刑太轻，死刑太重。”换句话来讲，法典之中只有杀头的“重刑”和打屁股的“轻刑”，肉刑废除之后，就没有中间档的“中刑”了，刑罚结构严重不合理。这个问题，要到南北朝才得以解决。
无论如何，为了法典结构合理，而牺牲百姓的性命，这才是天大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