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变法
聊公很奢侈地把“商鞅变法”这幕中国法律史上的大戏分成三幕来演，这里播出的是第三幕。
公孙鞅在国都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命令：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金十镒。老百姓议论纷纷，觉得奇怪，没人动弹。大家快要作鸟兽散的时候，公孙鞅赏金五十。重赏之下必有莽夫，某甲在聊公的怂恿之下上前扛起木头，行至北门，当场获得赏金五十。
这是公孙鞅大型魔术之前的一个小戏法，开胃菜。但是请不要忽视这个小戏法。很多魔术必须有这样一个小戏法作为铺垫，比如，魔术师首先要你看了这个戏法产生一个相应的思维定式，或者说被传达某种信息。而这样一个思维定式和信息，乃是他的后续表演所必需的。
徙木立信就是如此。在之后公孙鞅颁布新的法令时，大家纷纷坚信：政府说话算数。所以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起来如臂使指的秦军，我们读《史记》可以读到陈胜吴广在失期之后的深深恐惧。因为他们都深深地相信：国家说话算数，令出必行。
其实我们来想想，“徙木”的把戏究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立信？笑话。搬一根木头，就可以重建一个国家的信用，世界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把一切虚假的幻觉都去掉，徙木的把戏只有一个作用：传达信号。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政府从今以后要开始讲信用了。不要忽视这个信号，这是一切法令得以贯彻的前提。另外也可见，国家失信可以严重到怎样一个程度！
短期之内信号只能用一次，治大国若烹小鲜。之后，国家需要通过大量的执法行为使民众感觉到政府的确在守信。潜移默化，文火慢炖。时间一长，国家的信用就立起来了。这就是“徙木立信”把戏的秘诀。公孙鞅欺骗了后人的感官。
所以当这个魔术被后人学去的时候，却失掉了它的精髓。学到了“信号”，而没有学到后续的步骤。这些信号首先告诉大家：我要开始严格执法了！法律下来，果真得到执行。一段时间以后，难免有违法的。由于种种原因，违法没有遭到惩处。违法受益，导致守法者也开始抱持所谓“侥幸”，以身试法。试验的结果是无恙，于是大家一起违法。一起违法的结果是，政府认识到执法太松，便开始“严打”。被“严打”到的，只会自认晦气而并无半点悔过之心。
严打代替执法，逃罚代替守法，这就是后世蹩脚魔术师的悲哀。
好啦，小把戏所造就的思维定式已经暂时地成功植入秦人的头脑，公孙鞅有条不紊地逐节展开他的大型魔术。
在后来的《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一书中，聊公用托克维尔式的笔调讴歌道：
公元前356年，秦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话说某甲自从徙木赚了五十金，喜滋滋地回家，第二天一大早便跑到城门口来看有没有新的法令。等他到的时候，隔壁的王胡小D之类早已到了。某甲只好缩头缩脑地看。
趁着某甲看告示的空当，我们且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秦国公民。某甲的父亲叫天干，生了十个儿子，分别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兄弟之中，只有辛、壬、癸三个小老弟负责耕地，养活一大家子；乙、丙是游士，出国学习当时最时髦的纵横家学说，回来游说大大小小的封君，以侥幸图利；丁、戊是商人，趁着天下大乱，来回倒卖各国紧缺物资，大发战争财；己、庚是学者，聚徒讲学，传授诗书礼乐谋生。老大某甲是无业游民，每天在市场上瞎晃荡，看有没有“徙木立信”之类便宜可占。某甲仗着自己家里人丁兴旺，常常欺负弱小，打起老弱病残来从不留手。政府看某甲身手很好，有时候会抓他的壮丁，让他上前线杀敌。某甲一上前线，就随时伺机逃跑，以保住身家性命为第一要务，以便退役后继续享受鱼肉乡里的幸福生活。这种劣根性，叫作“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又贪又懒又狠又怯，这就是公孙鞅面对的秦国老百姓。变法的更大障碍还不只是底层的百姓，而来自尸位素餐的贵族。自从非子受封于秦开国以来到如今五百多年，嬴姓的皇亲国戚早已泛滥成灾，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封邑，混吃等死。
底层百姓游手好闲，自私成性，务本者少，游食者众；上层贵族尸位素餐，暮气沉沉，顽固守旧，抵制变革。其他的改革家一定会觉得这一届人民不行，只有换个国家才有变法的希望。但是公孙鞅不这么看。公孙鞅认为：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不是缺点，乃是人之本性。只要能够利用好人性，因势利导，制定出合乎人性的制度，便能使这种巨大的惰性转变为大国崛起的原动力。
所以某甲看到的第一条法令就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必须分家，单独成立一个“户”；不分家的，加倍收税。某甲惊叫着回家，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老爹。老爹把十兄弟叫到一块儿，哀叹着分了家。这样一来，原本的一个拥有十名壮丁的大家族，就分化为十个每户拥有一名壮丁的小家庭，老爹年纪大了，跟着长子某甲生活。某甲家里只有他一个壮丁，上有老下有小，再不劳动就饿死了。某甲尽管怕劳动，但更怕死，只好扛着锄头下田干活儿。公孙鞅的这条法令，是在以人怕死的本能，对付人怕劳动的本能。同时，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力量大大削弱，无力欺压弱小、无力对抗国家，极其便于管理。公孙鞅给所有小家庭编制户口，每个老百姓都是齐平的，谁也不高谁一头。这叫“编户齐民”。
在此基础上，公孙鞅下令禁止游学、游说、游商。他相信，花哨的理论、眩惑的言辞、倒腾的货物，无法让国力提升。提升国力最扎实、最可靠的方式，只有务农。农民成为这个国家除公职外唯一正当的职业。
某甲看到的第二条法令是：“为田开阡陌封疆。”阡陌封疆，就是原来“井田制”下，田与田之间那一道道横平竖直的界限。现在国家将这些界限全部推倒，将田地收归国有，重新按户分配，同时鼓励百姓开荒。基本来讲，贵族的土地削减，百姓的土地增益，劳动力与田地获得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比例。已经体会到劳动乐趣的某甲，每天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眼瞅着庄稼成熟，十里飘香，开心极了。
某甲看到的第三条法令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一，过去按血缘分配的爵位全部无效；二，爵位按军功重新分配（初期可能划分为十几等，后来定型为秦汉时代的二十等军功爵）；三，在战场之外私下打架的，处以重刑。某甲看了，再也不敢冒着生命危险私下斗殴；而每当国家发动兵役，某甲就举手入伍，冒着生命危险上阵厮杀。当然，杀死一个敌人后，某甲绝不会忘记掏出一把瑞士军刀，喜滋滋地割下敌人的左耳朵，小心翼翼揣进口袋。战后论功行赏，某甲从兜里掏出一堆热乎着的耳朵，换取爵位、住宅、田产、农奴，靠战争迅速发家致富。这条法令，把秦国上到宗室、下到百姓，全都逼上了战场。这群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上战场立马摩拳擦掌、兴致勃勃，他们渴望杀戮。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敌人的左耳，他们眼中没有敌人，只有一根根灿灿的金条。这支军队，让六国人心惊胆战，被誉为“虎狼之师”。即便时隔两千多年，站在兵马俑坑边面对这支复活的军团，仍能感受到巨大的杀气穿透历史喷薄而出，令人不寒而栗。造就这支军团的，就是公孙鞅亲手厘定的“军功爵制”。
秦国实行军功爵制，废除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要想当官、当贵族，只有立军功这一座独木桥可走。哪怕你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也不例外。全国除了秦国君主一职，再也没有世袭的位子。(https://www.daowen.com)
苍天开眼，这是多么伟大的改革啊！一想到废除世袭的伟大创举，两千年之后，聊公依旧禁不住为之击节赞叹热泪盈眶山呼商鞅万岁万万岁！
如今山呼万岁的是老泪纵横的某甲。咱老某家终于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啦！
老百姓最需要的，其实真的只是个盼头。在制度层面赋予公平的机会，就是盼头。
废除世袭的伟大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我们后面还要细讲，先按下不表。
总之公孙鞅这次变法，唯一目标乃“农战”二字（其实农服务于战，唯一目标只有一个“战”字）；而所有措施，都指向“废除世袭”。这些举措使得某甲这样的秦国百姓下田玩命干活上阵玩命杀敌，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生男孩子。
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一切改革都是妥协的结果，这句话在公孙鞅这里并不适用。如此纯粹彻底极端而理想化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真的空前绝后。以至于后来的秦朝这样纯粹彻底极端而理想化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空前绝后。
更新的法令还在继续颁布：推行县制、什伍连坐、统一度量衡。
原来某甲居住的，乃是一个邑。都乡邑聚，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聚落演变而来的。人口渐渐地繁盛，就有了这些大小居民点，星罗棋布在秦国的地界。所谓都乡邑聚，各有区别。都乃是有宗庙的行政单位，可能供着某已经被秦国灭亡的小国先君，也可能供着目前受封的贵族的先君。邑，则可能是被封的贵族的地盘。至于乡聚，则相对偏野一点。总之，秦国一个国君之下，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二级、三级封建单位。其他诸侯国更为严重，甚至于令不出国都。
公孙鞅的法令，将这些大小居民点就近合并为县。县，最早的意思是“悬”，新获得的土地不封给某个封君，而是孤零零“悬”在君主的手中，受君主直接操控。这本是一种很例外的行政单位，现在成为普遍。公孙鞅设置县令为县级最高行政长官，有一套听命于他的行政班子。这样一来，法令的贯彻就不必靠都邑里的小诸侯小大夫而靠直接听命于国君的县令县长了。
县这样的单位并非秦国的首创，但是把全国每一寸土地都归并到县的辖制之下，却是公孙鞅的创举。另外，秦国还把新打下来的或者新开辟的大片的荒地设置为郡，乃是比县低级的特别行政单位。后来郡的人口增多，才在面积辽阔的郡下面设置县来便于管理，结果郡乃成了县的上一级单位了。这就是“郡县制”。郡县制的特点，第一是长官层层对上级负责，向心力极强；第二是长官不世袭，由上级任命、迁转、开除。郡县制是废除封建世袭、巩固军功爵制的重要途径。
对最基层的管理，乃是设置什伍，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有一人犯罪，什伍负有监察举报的义务。举报者重赏，隐瞒者同罪。这样就省了国家许多监察的力气，而把若干户人家的命运捆绑起来。公孙鞅曾经在渭水河边一天之内处决八百名死囚犯，渭水染成一片血红。其中真正犯死罪的可能是少数，大多是“什伍连坐”，陪着一起挨刀来的。
公孙鞅凭借编户齐民、军功爵制、郡县制度、君主专制，确立起了一套崭新的制度。这套制度效率之高，杀伤力之强悍，足以甩老旧的封建制好几条赤道。这就是“强道”的实践。这场改革为公孙鞅带来了国际声誉。错放公孙鞅来秦的魏国悔青了肠子，因为改革后的秦国把曾经的霸主魏国打得落花流水。而这些胜利也为公孙鞅带来了商地的十五个食邑。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呼他为商鞅了。
除了以上措施之外，商鞅还办了两件极其高瞻远瞩的事情，显示了他对自己的变法的蓬勃信心和无比决心。
一是燔诗书，二是迁都咸阳。
商鞅燔诗书，成为后世遭人指摘的一项弊政。这个法令的用意是什么呢？
禁止对法令的合理性进行讨论。
诗书，象征的乃是儒家的法理学。燔诗书，毋庸讳言，乃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绝对地禁止对政府所颁法令进行法理学上的讨论，一切以实践的结果来说话。同时，这也完全禁绝了儒家“培养教化人民，使之具备执政与守法的素养”的道路，与“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的法家一贯主张相一致。
这项措施的原因，大约就是这些。而其利弊，我们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再讨论。
迁都咸阳，则是商鞅对自己变法的信心的体现。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时说：“他是看着地球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商鞅大约的确是看着世界地图而非秦国地图选择秦国的新国都的。他把国都选在了咸阳。
毫无疑问，咸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天下最繁盛富庶的运转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