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世族和不科学的玄学
没有新的影响因子，难以指望法律从内部突破自身的困境，就好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法之理，在法外。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汉代选官的标准在于德行和学问，而德行归根结底也是儒家式的德行。儒家学问既然可以成为获取权力的资源，当然吸引了很多聪明的头脑投入其中。这些聪明的头脑自己凭借儒学得了利益，就劝诫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读书。汉代有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给子孙留下满箩筐的金银珠宝，迟早会花完；好好教会一本经书作为家学，世代都有做官的门径。这才叫“书中自有黄金屋”。
从汉武帝时代，到魏晋时期，三四百年过去了。当年的穷书生经过世代的传习与积累，通过儒学攫取权力，通过权力收买田庄，通过田庄壮大势力，通过势力控制乡里，造就了遍布全国的世家大族。两汉法制舞台台面上的明星是董仲舒、张汤、赵娥、李膺、陈蕃之流，实际上这些人旋起旋灭，骤雨不终朝。聊公把目光下移，一股潜流滥觞于西汉后期，节节浸润、淙淙不息，终于有了点波澜壮阔的气象。聊公一个猛子扎入这浩瀚的大江大河，深潜水底，带你领略一下历史深处的风光。
东汉后期某年夜晚，太常府中，寂阒无声，值班的卫士在打着瞌睡。唯有聊公和太史二人，闲来无事，携手并立，夜观天象。突然，太史手指星空，曰：“看！”聊公定睛一看，一明星携三小星，缓缓东行，与另一星群相聚。聊公睹此异象，叹曰：“何夜无星？何处无月色？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太史诧异地看聊公：“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在让你看啥？”聊公说：“不是让俺看流星雨吗？”太史唾弃道：“俗！此乃德星会聚，象真人东行、贤人同游，应在颍川分野。明日当禀报陛下。”聊公感到很扫兴，说：“哦。”
次日朝会，太史将天文异象汇报。皇帝赶紧下诏询问颍川太守。太守回复：“昨日本郡没有什么大事，就是陈寔老爷子一家，跑去找荀淑老爷子一家玩儿去了。”皇帝没有当回事，但聊公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略施小法，便返回前一日陈荀家庭聚会的现场。
陈寔，出身寒微，但德行清高，被誉为颍川郡四大了不起的人（颍川四长）之一。他的长子叫陈纪，次子叫陈谌，都有贤名。有一次，陈纪、陈谌的两个儿子各自夸自己的爹厉害，争执不下，跑去问爷爷陈寔。陈寔一声感叹：“陈纪难为兄，陈谌难为弟！”意思是我这俩宝贝儿子不相伯仲，都很厉害。“难兄难弟”的典故就打这儿出。
现在，聊公就伫立在黄尘古道之畔，眼见一匹瘦马拉着一辆破车，缓缓驶近。车上，端坐着陈寔老爷子。老爷子精神矍铄，慈眉善目，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这个小娃娃是陈纪的儿子，叫陈群。难兄陈纪，此刻正专心致志坐在驾驶座上，驾驭马车。难弟陈谌，持杖步行，跟在车后。尽管一行只有四人，连个赶车的车夫、伴车的随从都没有，却硬是给人一种帝王出巡的既视感。
聊公再手搭凉棚，望向黄尘古道的尽头。此处坐落着一座青砖白瓦的民居，这就是颍川郡四大牛人的另一位——荀淑的家。荀家有子八人，个个了不起，人称“八龙”。这时候，荀老三在门口迎宾，将陈老爷子一家迎进门去。聊公尾随而入，只见双方进退以礼、动静有度，一派雍穆和乐的景象。陈寔、荀淑端坐上首，荀老六秉壶行酒，难兄难弟与八龙把酒言欢。荀淑的膝盖上，也坐着一个小娃娃，乃是荀老二的儿子荀彧。荀彧对大人的事情不太感兴趣，却好奇地盯着陈寔膝盖上那个同龄小伙伴陈群看个不停。
这样一场无聊的家庭聚会，连一点吸引人的情节都没有，有什么好讲的呢？老实说，要不是出于对你聊公逗趣能力的信任耐着性子看到这儿，我早都睡着了。
麻烦你耐心往下看。
此时的陈、荀两家，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草创期。但是经过数十年三代人的努力，便慢慢演变成对法律史有深远影响的大世家。
老荀家的孙子荀彧成为曹操帐下的首席谋主，之前曾和另一位世家子弟孔融辩论中国版洞穴奇案，大家已经领略过他的风采了。荀彧的儿子荀顗，是曹魏后期、西晋初年著名的礼学家。荀彧的另一个儿子荀诜，则曾参与曹魏《新律》的制定。
荀彧推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给曹操，比如当年的小伙伴陈群，比如京兆杜氏世家的杜畿，比如河内司马氏世家的司马懿，比如颍川郡四大牛人的又一位钟皓的曾孙钟繇。
陈群后来官至司空，在曹操的孙子曹叡时代，主持制定了曹魏的《新律》。《新律》是中国法律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律典，且按下不表。
颍川钟氏，世代研习刑律，钟繇的儿子钟毓凭借这一家学后来官至廷尉，也就是曹魏最高大法官。钟繇的另一个儿子钟会，是伐蜀的名将，后来受姜维撺掇打算造反，被灭，三国迷都知道。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后来篡夺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杜畿的孙子杜预，在西晋主持制定《泰始律》，成为中国法律史上又一部了不起的律典。
为什么魏晋以下的法律史主角都是世家大族？为什么这些大族互相间同气连枝？为什么某一家族往往可以世世代代对法律史作出贡献？带着这些问题，聊公采访了魏晋世族的代表人物杜预。以下是采访实录。
聊公：杜先生您好。跟书本之前的读者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杜预：聊公好，大家好。
聊公：您是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京兆杜氏的代表人物，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贵家族的来龙去脉？
杜预：好的。京兆杜氏的第一位大人物是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杜周……
聊公：哦，就是《史记·酷吏列传》里的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酷吏杜周？
杜预：呃，其实在《汉书》里面，班固没有将先祖列入《酷吏列传》，而是单独写了一篇佳传。
聊公：对了，说到杜周，法律史上有句名言：“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所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说：法律哪儿来的？还不是君主说的话。老皇帝说的话，就是律；新皇帝说的话，就是令。所以我们直接按照君主的意思办事好了，何必遵守什么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坏法律的典型……您脸怎么绿了？您继续。
杜预：杜周的儿子叫杜延年。杜周给汉律作了一部注释，史称“大杜律”；杜延年也给汉律作了一部注释，史称“小杜律”。从杜周父子始，京兆杜氏以律令为家学，累世公卿。比如我祖父杜畿，官至曹魏尚书仆射；家父杜恕，曹魏御史中丞、幽州刺史。一直到隋唐，还有“房谋杜断”的杜如晦，编《通典》的杜佑，写诗的杜甫、杜牧等。
聊公：尊祖父杜畿我有印象，读《三国志》的时候对他印象很深！
杜预：是吧！
聊公：曹丕征吴之前，这货负责造船，结果坐新船试水的时候淹死了，是他吧？死得真逗！还有杜甫，吃变质的牛肉食物中毒死的吧？你家的人死得都好有创意！(https://www.daowen.com)
杜预：……
聊公：对了，像贵家族这样历代以律学传家的，魏晋时期还有其他例子吗？杜预：当然。秦汉学在官府，想要学律令者，必须到丞相御史府学习，以吏为师。东汉开始，明法律可以取公卿位，所以有不少家族开始以律令为家学，最著名的是郭躬、陈宠两家。曹魏如颍川钟氏，南朝如会稽孔氏、济阳蔡氏，北朝如清河崔氏、渤海封氏，都是著名的律学世家。不管朝代如何改换，重要的立法任务、司法职务，常会派给这些律学世家的子弟。
聊公听到此处，再也按捺不住，跳出圈外，怒目戟指：“咄！难怪魏晋南北朝如此云扰纷乱、政治腐败、法制毁坏，这就是你们律学世家的致命问题所在！”
杜预讶道：“这却奇了，请赐教。”
聊公成竹在胸：“你们的致命问题，一曰选举不平等，二曰立法不民主！”
杜预问：“何谓选举不平等？”
聊公逮住机会痛砭时弊：“中国古代所谓选举，即上选下举之人才选拔机制也。明明早在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经破除了血缘世袭，确立了凭本事吃饭的理性行政体制。你们却开历史倒车，仍然回复到三代以上，搞变相的封建世袭，难怪你们西晋的左思有诗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刘毅也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不是选举不平等却是什么？”
杜预饶有兴致地追问：“那立法不民主又从何谈起？”
聊公继续唾沫横飞：“民主者，民有、民治、民享是也。法律的合法性应当来自全体公民。而你们却只让一小撮世家大族掌管立法，小民完全被动接受。这不是立法不民主却是什么？”
杜预摇头轻笑：“拒绝深入历史自身的纹理与脉络，而径从外部另采一标准横加指责，表面看是批判精神，实际则是偷懒的表现。秦汉之时，学在官府，故选举不避贵贱；魏晋以来，学在家门，故选举必取世家。此一时彼一时，何不平等之有？你说立法要民主，更不符合中国法律之内在逻辑。中国之法律，肯认民本而否认民主。”
聊公：“你居然敢否认民主？”
杜预：“民主者，群氓做主，一人一票是也。群氓无学无识，岂可做主？”
聊公：“群氓之中难道没有有学有识者？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他师呢！”
杜预：“群氓之有学识者，自然晋升而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士人居江湖之远则为隐士，登庙堂之高则为士大夫，士大夫以学问传家则为世家大族。世家大族乃是民之精粹，其中掌握律学者专司狱讼，有何不可？”
聊公：“那你不搞民主，所谓以民为本，岂不是骗人？”
杜预：“当然不是。中国法律，唯一源头乃是天道，象天则地而生法度。天道隐约，求之民瘼。以民为本，就是要从民身上体会其疾苦，从而间接领略天意、天道。这没必要搞一人一票的民主，而可替之以采风调查、微服私访、上书言事，此外还有一个最简捷的办法——反求诸己。”
聊公：“这却奇怪。你要了解对方，求诸自己，有什么用？”
杜预：“中国法理，重质不重量。一人一票大可不必，但人之通性却必须体察入微。所以中国之法学家，最关紧要的事情，除具体的立法技术之外，必须时刻保持人之为人的通性，保持此种‘仁’之精神的敏感度，避免‘麻木不仁’。我们律学家对于立法之技术、人性之体验，均有擅场，所以《泰始律》虽成于数人之手，却得到了百姓认可，史称‘百姓便之’。”
聊公见势不妙，想要脚底抹油：“哦，好吧。那今天的访谈到此为止，告辞。”
杜预乘胜追击：“君言律学世家有‘二害’，我却认为有‘三利’。君可知是哪三利？”
聊公：“我并不想知道，你有本事憋住别说。”
杜预岂肯放过：“这三利是：一曰，法统之维系。魏晋乱世，政权更迭频繁。照理来讲，乱世无法律。端赖律学世家，维系秦汉以来之律学与法统于不坠。故不管典午南渡还是五胡乱华……”
聊公提醒：“麻烦你放尊重点，这叫北方少数民族南下。”
杜预：“……均能继承前朝律典之精华，使得法制之稳步前进，为将来隋唐法制奠定基础。二曰，法学之累积。魏晋因政局混乱，太学时开时闭，中央学术崩溃。端赖律学世家，口授心传，使法律之绝学能够前后相继，获得累积性的增长。三曰，法制之娴习。律学世家子弟，从小追随父兄，常在官署，亲见刑狱，耳濡目染，对法制之运作，身自娴习。将来临事莅政，自然胸有成竹。这一点，乃是世家之学的好处。将来科举制度尽管选举趋于公正平等，但选出来的进士只会读圣贤书，毫无实践经验，在这一层上反而不及律学世家远矣！所以君试观魏晋南北朝诸律，多成于世族俊彦之手。即便未来之《开皇律》《唐律疏议》，与事诸公也多为世族后裔。以君之现代眼光来看，世族虽不平等，却在特殊时期为法制之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啊。秦汉法制之进步极矣，魏晋以一乱世，而能推陈出新、再上层楼，不平等的世族，就是推动魏晋南北朝法制发展的第一个新因子。”
聊公：“照你这么说，还有第二个新因子？”
杜预：“第二个新因子，乃是不科学的玄学。时间不早，请君先去领教曹魏《新律》之颁布吧。将来讲到《泰始律》时，你我再风雨对床，抵足深聊。”
聊公感到很有道理，便画一道符，贴在自己额头上，施展时光逆流的高级法术，回到公元229年，现场目击了一部在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典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