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洞穴奇案
1949年，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先生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个虚构的公案“洞穴奇案”。
五名探险者因山崩被困在一个山洞之中。他们通过无线电与救援人员联系后得知，十天之后才可能获救。而此时粮食早已吃完，不吃不喝活过十天的概率极低。其中一位名叫某甲的探险者提议：我们应该通过抽签的方式杀死并吃掉其中一人，从而保证其他四人活下来。大伙儿赞同。在抽签之前，某甲突然反悔。其他人指责某甲出尔反尔，并继续抽签。轮到某甲抽签时，其中一人表示替他抽签，并要他承担后果，某甲没有表示异议。结果某甲中彩，其余四人把他吃掉。
这个故事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判决。富勒虚构了最高法院五位大法官的五份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分别象征西方法理学的五个流派。“洞穴奇案”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构法律案”，引发后人不懈的思考和演绎。
聊公一直在想，如果由中国古代法理学的诸贤来判决此案，会有怎样的精彩说理和判决结果。思考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大贤们，根本不会对这桩奇案感兴趣。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奇案，但是与西方奇案的关注点大异其趣。从“洞穴奇案”可以看出，西方法理学最关注的主题乃是“契约与法律”。本案细节的设置，无一不涉及契约的种种情势与要素，以及契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中国法理学关注的主题，一定是“人伦与法律”。中国古代的奇案，比如律令所不能解决而必须劳动董仲舒使用“《春秋》决狱”来裁决的案件，一定涉及人伦与法律之冲突。聊公博览群书，终于在魏晋时期一本古佚书《傅子》中翻到一则“中国版洞穴奇案”。本案的案情也是绝境之下吃人，但主题却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人伦与法律”。下面且随聊公一起穿越历史，回到东汉末年那个血腥的食人现场。
聊公置身于一片满目荒凉的原野。那种肃杀的气氛，令聊公情不自禁想起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突然，地平线上出现两个小点，渐行渐近，原来是两个瘦骨支离、一脸菜色的男人。聊公上前打招呼，得知：其中一个叫管秋阳，另一人是他亲弟弟。因汉末群雄割据，兵荒马乱，逃避兵祸至此。聊公遂决定与此二人结伴同行。
走了一段，干粮吃完，又下起大雪来。三人找个树洞躲起来。雪越下越大，毫无停止的迹象。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活物都找不到一只。三人饿得头晕眼花，终于濒临死亡边缘。聊公半梦半醒之际，隐约听到管秋阳对他弟弟说：“如果不吃掉此人，我们三个都得饿死在这儿。”聊公欲回头看时，只觉脑后已挨了一闷棍，紧接着是开肠破肚、拆骨放血。聊公的一点英灵飘至上空，眼睁睁看着管氏兄弟狼吞虎咽。等聊公的遗体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云销雪霁。管氏兄弟继续前行，终于获救。此事案发，管氏兄弟被关进大牢。不久遇到大赦天下，两人被无罪释放。
这桩奇案，引起了两位名士的关注。其中一位叫孔融，以小时候懂得让梨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另一位叫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士。
聊公采访孔融：“孔先生对此案怎么看？管秋阳应当负法律责任吗？”
孔融以他一贯的讽刺口吻道：“当然不必，你死了是白死。《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管氏兄弟的命是他们父母赐予的，而聊公的命不是他们父母赐予的。管氏兄弟为了保住自己父母赐予的生命，剥夺了聊公的生命，牺牲一个较小的法益，保全一个较大的法益，没有犯罪啊。”
聊公愤愤地问荀彧：“荀先生又怎么看？”
荀彧用看怪物的表情看着孔融，说：“管秋阳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剥夺了朋友的性命，此乃‘贪生杀生’，两个法益的权重完全是一样的。这种人，你怎么会认为无罪呢？”
孔融反驳：“聊公并非管秋阳的至交好友。如果两人是至交好友，那么朋友属于五伦之一，不可背信弃义、擅自杀害。比如管仲杀鲍叔牙而食之，当然有罪。但本案情形不同。聊公不过是管氏兄弟陌路相逢的一个旅伴而已。兄弟乃是同伦，旅伴乃是异类。聊公对于管氏兄弟而言，不过相当于一只能说话的禽兽而已。管氏兄弟杀聊公而食之，不过相当于狗吃狸猫、狸猫吃鹦鹉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https://www.daowen.com)
荀彧说：“那也不至于吃人啊！吃人总是不对的，是禽兽之行。”
紧接着，孔融又援引经典来证明紧急情况下吃人的正当性：“想当年重耳周游列国之时，在齐国贪恋温柔乡，不肯离去。结果手下狐偃设计把他灌醉，强行带离齐国。重耳酒醒，勃然大怒，操起武器要杀狐偃，并恨恨道：‘此次周游如果失败，我就吃你的肉！’再者，楚国佞臣伍参劝楚王与晋国交战，贤相孙叔敖反对，并说：‘如果楚国战败，我就把你当午餐给吃了！’重耳、孙叔敖，一个圣君，一个贤相。圣贤一怒之下尚且想吃人，何况普通人在陷入绝境之时呢？”
荀彧哑口无言。
本案是发生在公元二世纪末的真实案例，自然无法与经过法学家精心设计的虚构案例媲美。孔融、荀彧均非专业的法学家，其说理粗糙，也无法与五份判决书争辉。本案值得注目之处有二：
第一，即是前面提到的，中国版洞穴奇案反映出中国人所关心的根本命题乃是“人伦与法律”。私的、天经地义的人伦，能否抗衡公的、人为创设的法律？法律应在何种程度上调和人伦的关系？这是中国法理学关心的永恒命题。
第二，孔融在本案中，显然将“人伦”一极推到了极端的、不近人情的地步。在他看来，管秋阳吃人的行为即便为国法所不容，却是人伦的自然表现。仔细体会不难发现，孔融并不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辩护和审慎的法理探讨。他的旁征博引，更多是一种戏谑之词。理解孔融的行为，必须将之放到具体的时空背景之下。
东汉提倡察举制度，而察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名目即是举“孝廉”——孝廉者，既孝顺又廉洁，一句话，道德品质要高尚是也。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先生说过，东汉一代最尚气节。从前面所述太学生们的清流运动，就可见一斑。
但是，两次党锢之祸将正人君子一网打尽。更加诡异的是，朝廷刚刚擦干党人的鲜血，继续要求地方举孝廉，继续要求地方推举道德高尚的人。道德高尚才能做官，但是道德真的高尚又要遭遇血光之灾。怎么办？装。所以察举制诞生真君子，党锢之祸后的察举制诞生伪君子。人人都会唱高调，人人都会装腔作势扮清流扮名士。
汉末最大的枭雄曹操，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年轻时也想跻身清流名士，但是因其父认宦官当干爹出身不光彩而未果。所以曹操成功之后，连续下达“求才三令”：“我用人，只看才能，不看道德。任何道德败坏之人，只要有治国之才，我的政府大门就向你敞开。”党锢之祸后的伪君子，好歹还要伪装有道德以作为遮羞布；求才三令之后，真小人纷纷涌现，一起高喊：“都别装了！撕下你的遮羞布，大家一起来裸泳！”
孔融的言论，正是发表于此时。而他的论敌荀彧，正是曹操的首席谋士。所以孔融故意把人伦推到极致，正是为了激浊扬清，抗衡越来越强大的国法。孔融的嬉笑怒骂、放诞不羁，正是魏晋玄学的先声。中国版洞穴奇案的法理探讨，终于没有能够摆脱政治色彩的熏染，而欠缺一份学术的纯净。
魏晋乱世，人都活不下去了，还谈什么学术的纯净？中国的法律，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