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法律世界
南北朝的法制成就，北优于南。原因有许多，第一个原因：南朝除了玄学与世族之外，并未能出现新的足以改变魏晋法制面貌的因子；而北朝则有异族的入侵，虽然历经阵痛，却带来许多新鲜的活力。第二个原因：南朝的开创者们沿袭魏晋以来的老办法，以“禅让”之名行篡窃之实，既然没有以一手一足之烈打下江山，自然只好对旧有的世族作妥协让步，无法兜底变革；而北朝的开创者，多为马上取天下，军国体制转而为政治国家，君主拥有相当独断的力量来重整朝纲、推倒重来。
所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其中北方法制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南方。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又要请出某甲同志啦。
第一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魏律》里规定的“存留养亲”。
什么叫存留养亲呢？举个例子。比如某甲在外面蓄意杀害了张三（某甲：嘿嘿，终于报仇了！），被官府抓获。按理毫无疑问是个死罪，但是官府派人到某甲家里一调查，某甲的爸爸老某甲已经七十多岁了，并且只有某甲这么一个独子，除此之外家里再也没有男性成年家属。某甲如果被处死，老某甲必定晚景凄凉，甚至死路一条。那么官府就可以奏请皇上法外开恩。
皇上接到司法官的奏请，查明事实，一般就启用“存留养亲”制度，让他回家赡养老父亲，为老某甲养老送终。在这过程中，估计官府也是要对某甲监视居住的，不会允许他随便乱跑。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老某甲死后，官府便将某甲的死罪减为流刑。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让当时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政府减轻养老压力，做到儒家所提倡的“老有所养”，另一方面也是对孝道的一种制度鼓励。可以想见，某甲被暂免死罪之后，一定会尽心竭力赡养老某甲，每天好吃好喝供着，烧香拜佛求老某甲晚一点归天。假如经过他的努力，老某甲活得比某甲还久，那么某甲就可以连后面的流刑也一块儿免啦。
这种“存留养亲”的制度一直保留下来，沿用到清朝，换个名字叫“留养承嗣”。清朝实行秋审制度，在秋审的时候把全国的死刑犯分为实、缓、矜、留四本，分别处理，后面会详细解释；其中的“留”，就是指留养承嗣。清朝有一个案子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山西人某甲殴伤张三致死，按律应判死刑。审理后发现，某甲的母亲老某乙已经七十一岁高寿，适用留养承嗣。但是进一步调查，才知道：老某乙年轻时风流成性，道上人给起了个诨名唤作“气死金莲”。现查明某甲并非老某乙的婚生子，而是其通奸所生。
山西司犯了难，向刑部请示：“这种情况，能不能留养承嗣啊？”
刑部查阅历年的案例，发现此前有过两个涉及私生子是否留养承嗣的判例，一个不准，一个准。刑部经过商酌，批复：“根据‘援近例不援远例’与‘哀矜’原则，准予留养承嗣。今后类似案例，一律参照本批复执行。”
第二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先简单介绍一下《北齐律》。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后，政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手中。后来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北齐文宣帝高洋认为《北魏律》还不够精善，下诏修律，是为《北齐律》。《北齐律》是南北朝时期继《北魏律》之后最了不起的法典，开创的许多体例与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比如，《北齐律》将《泰始律》《北魏律》的前两篇总则《刑名律》《法例律》整合为一篇《名例律》，一直沿用到清末；再比如，《北齐律》将《泰始律》《北魏律》的二十篇，进一步整合为十二篇，一直沿用到宋代。这都是体例方面的创新，且按下不表，此处单说“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里的十条重罪，不是《北齐律》的发明，历朝历代都有相关规定。比如不孝罪，传说早在夏朝就已经确立为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但是，直到《北齐律》才把这十条重罪打包推出为“重罪十条”，分别是：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这个提炼，是立法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在《名例律》中直接规定此十条重罪不适用八议论赎等各种特权，不得减免罪刑，不享受赦免，这也是前面所说的一种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重罪十条，在后世经过修订，被隋律、唐律所沿袭，称为“十恶”，沿用到清末。这就是我们俗语中说的“十恶不赦”的来源。下面联系《唐律疏议》的规定逐个解释一下重罪十条。
1.反逆，即唐律中的（下略）谋反。某甲看秦始皇做皇帝，心里不服，怀揣督亢地图内藏匕首，图穷匕见，刺杀秦始皇，这就是谋反。或者某甲自己黄袍加身，后来被抓了，这也叫谋反；如果某甲黄袍加身，成功了，这叫革命。
2.大逆，即谋大逆。某甲看祭祀汉高祖的高庙里有宝贝，去偷来了，这就是谋大逆。如果是玩鬼吹灯盗墓，得看盗的是哪一朝的墓：前朝，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本朝，谋大逆。
3.叛，即谋叛。某甲看宋朝没前途，索性自己搞吧！于是自称“呼保义及时雨”，上水泊梁山拉了一票人替天行道，这就是叛。或者某甲看宋朝没前途，投降了金国，这也是叛。
4.降，也是后来的谋叛。某甲替宋朝打仗，被敌军生擒活捉，五花大绑押送到贼帅面前。贼帅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某甲让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某甲大义凛然：“无面还京，愿赐早死！”贼帅道：“将军何出此言？我看将军深明大义，倘蒙不弃，愿共倡大义！”某甲长叹一声，归降敌军。主动谋叛叫“叛”，被俘而降叫“降”。
以上四项（唐律中归纳为三项）都是直接威胁国家政权或皇帝本人生命安全的犯罪。所以只要处于“谋”（即犯罪预备）的阶段，就可以成立犯罪。
5.恶逆。某甲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害尊亲属，都属于恶逆。
6.不道。分为三种情况：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某甲对张三怀恨在心，寻仇上门，把张三一家三口全部灭门，这是不道；碎尸，某甲把张三约出来杀死，然后细细切作臊子，拿荷叶包好了卖给鲁提辖；蛊毒厌魅，某甲找苗民学了一种蛊，下在张三身上使张三慢慢腐烂，或者买个巫蛊娃娃在上面写上“张三”，每天拿大头针扎，这都是不道。
“不道”这一条，在“重罪十条”之中挺特殊的。另外九条罪名，要么威胁国，要么危害家，都是带有典型儒家意识形态的犯罪；唯有“不道”，是普通犯罪中罪大恶极者。
7.不敬，即大不敬。也分三种情况：偷皇上的东西，某甲跟武林同道们打赌，三盗皇帝的御宝九龙杯；给皇上吃、用的东西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比如某甲身为御厨，拿螃蟹炖柿子给皇上吃，食物相克中毒了，也是大不敬；对皇帝不尊重，比如某甲指着来送圣旨的使者大骂“死太监”。
8.不孝。某甲被爸爸老某甲打了一顿，怀恨在心，去官府告老某甲侵犯人权，不孝。某甲没办法，只好私力救济，辱骂老某甲，不孝。某甲一天只给老某甲吃一顿饭，不孝。某甲心想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跟你分家，我搬出去住！不孝。某甲大怒，跟人说：我老爸死了。不孝。老某甲终于死了，某甲得到死讯如释重负，一点哀伤之色都没有，不孝。某甲不给老某甲办丧事，不孝。某甲在给老某甲服丧期间，娶了一房姨太太，不孝。某甲在给老某甲服丧期间出去看周杰伦演唱会，不孝。
9.不义。某甲杀害自己的上司，杀害自己的老师，都属于不义。某甲死了，老婆某乙把某甲给他爹服丧期间干的烂事儿也全干一遍，都属于不义。所谓“义”，就是拟制亲属关系，比如义父子、义兄弟，引申起来包括义齿、义肢。两个人之间没有血缘，比照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就是“义”。长官是你的“父母官”，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夫妻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夫是妻的天，也略相当于天地、君臣、父子关系。
10.终于到第十个啦，也是最刺激的一个：内乱。内乱，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乱伦。什么？你问啥叫乱伦？小学生请自觉绕路。
后来的《唐律疏议》把“叛”“降”合并，增加“不睦”，就是传说中“十恶不赦”的“十恶”了。你把“恶逆”里的罪行，针对自己其他亲属犯一遍，就是“不睦”。第5、8、9、10条加上“不睦”，这五项重罪都是严重破坏家族伦理的犯罪。(https://www.daowen.com)
捎带纠正一个偏见：“十恶”是不是都要判死刑？是不是一定量刑最重？这倒未必。谋反判得最重，主犯从犯都要处斩，亲属连坐，家财充公。但是像不孝罪下的供养有阙，只要徒刑二年；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亡，只要徒刑三年。“十恶”的设置，文化意义大于刑罚意义。
第三个有特色的制度，是《北魏律》确立的新的五刑制度。
前面咱们讲过，蚩尤发明的五刑是劓、刵、椓、黥、杀。后来三代时期被改造为墨、劓、膑、宫、大辟。这两套五刑，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以毁伤人身体发肤的肉刑为主。
秦汉没有系统的五刑制度，到曹魏《新律》，依据“古义”重新确立了死、髡、完、作、赎的新五刑。虽然“托古”为五，但却“改制”而变肉刑为毛发劳役刑为主。
《北魏律》集魏晋以来立法之大成，确立了死、流、徒、杖、鞭的五刑。汉文帝时期实行刑罚改革，废除肉刑之后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死刑太重而生刑太轻、刑等之间严重跳位断档，由于流刑被立为正刑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后世的隋唐律，把鞭刑改为笞刑，从而一直沿用到清末。今天的刑法，正刑仍然是五种：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说是一个更新版的“五刑”。中国人设立刑罚，为什么执着于“五”这个数字呢？在古代来讲，一、三、五、七、九是阳数，五是阳数之正中。而杀人是阴气很重的事情，要用中正阳刚的五来克制阴气。
第四个有特色的制度，法律职业化。
曹魏时期的卫觊有句名言：“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用一句西方法学家的名言来表述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群法学家制定的法典，却由这个国家素质最低下的一批人来执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卫觊提出要实现法律职业化，办法就是在廷尉之下设立“律博士”。律博士，专门精研律学，负责培训司法官员。这个职位从曹魏到宋，沿用不替，直到元朝才被傻乎乎地废除。
北齐时期，除了沿袭历代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又把负责审判的廷尉改名为大理寺外，还在尚书台之下设立了专门主管司法行政、兼理审判的机关：都官尚书。都官尚书在隋唐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刑部尚书。至此，中国当代三大法司都有了古代的对应物：最高法院—大理寺，最高检察院—御史台，司法部—刑部。
第五个有特色的制度，刑讯的规范化。
口供在古代是“证据之王”，即便有了充分的证据，但如果撬不开犯人的嘴，得不到犯人的亲口招认，也很难零口供定罪判刑。无论中西，皆是如此。所以，套取口供的方式，也就是刑讯逼供，就成了司法侦查的重要环节。
秦汉时期，已经有对刑讯的限制，但并没有可供执行的细则。南朝的陈，出台了一项对刑讯加以限制的规定。
某甲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官府捉拿。县老爷大喝一声：“你既然死活不招，休怪本县无情！测立！”某甲正莫名其妙，早被王朝马汉拖到门外。只见门外有一圆滚滚滑溜溜的小土包。王朝马汉先将某甲摁倒在地，打了三十大板，然后架起，戴上手铐脚镣，让他站在土包之上。某甲刚挨了一顿毒打，身体虚弱；这小土包的顶部又实在狭小，浑身的重量都吃在两个脚底板上，实在吃不消。
站了约莫一小时三刻钟的光景，某甲已经脚软筋麻，去了半条性命了，王朝马汉这才将他架下土包，丢进大牢。
深夜，聊公夜探监狱。某甲见了聊公，仿佛见了救星：“聊公！救命啊！我真的是冤枉的啊！”聊公宽慰某甲：“我也知道，但是剧情需要，你且吃几日苦。南陈的刑讯已经规范化了。这种测立之法，每次让你站上去之前先打三十大板，每天顶多站两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三刻钟。并且每十天都只能逢三、逢七刑讯。你只要熬过五次，就不得再对你刑讯啦。”某甲坚毅地点点头。
果然，断断续续挨满一百五十大板之后，县老爷只好将某甲无罪释放。
上面一种是疲劳刑讯法，还有一种南梁的饥饿刑讯法。犯罪嫌疑人某甲被抓起来关着，不给他吃饭。饿到第三天，某甲已经眼冒金星，官府通知某甲家属聊公前来送饭。送饭也有规格：稀粥八两。某甲狼吞虎咽喝完粥，感觉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胃部渐渐恢复了知觉，更加强烈的饥饿感一阵阵袭来，官府继续让某甲饿着。但是这种饥饿刑讯法，不能超过十天。
虽然刑讯在制度上的真正禁止与废除最起码要到清末，但在南北朝已经有了规范化，使得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也见到了一线制度的光明。
除此之外，死刑奏报制度也开始实行：各地的死刑案件，必须上报中央，由皇帝进行书面审核，地方官再也不能只手遮天；会审制度开始萌芽：南陈每年三月由众多中央高官共同审理囚犯；直诉制度开始形成：朝廷门外设立“登闻鼓”，有重大冤情者可以直接击鼓鸣冤……
这些制度虽然都还处于草创时期，也都还很简陋，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这些制度也都使得一般司法官员不敢任意妄为而有所忌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百姓甚至于罪犯的人权。
当然，魏晋南北朝法制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以下诏修纂《北齐律》的北齐文宣帝高洋为例。此人即使放在暴君辈出的南北朝，也是罕见的变态。他在朝廷之上陈列大锅、矬子、长锯、碓臼，一旦看哪个臣子不爽，就亲自操刀，屠杀碎尸，然后命令左右大臣吃掉。有一次，高洋游览佛寺，领悟杀生会造孽，于是把监狱里的死囚犯全部召集出来放生。他找人用竹篾编织成翅膀，绑在死囚犯的背上，然后让这些死囚犯从高台之上跳下去，拍打翅膀飞上自由的天空。结果这些死囚无一例外，全部摔死，高洋哈哈大笑。
《北齐律》取得空前的立法成就，北齐皇帝再创暴君的新高度。两者并行不悖。外族入侵，以野蛮刺激衰朽、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在实践层面将法制破坏无遗。立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完全脱节，是北朝法制的最大问题。相比之下，南朝法制倒要人性化得多。章太炎曾写《五朝法律索隐》，讴歌东晋南朝法律实践之美善。
让我们给这段历史一个总结吧。
中世纪，在欧洲总让人联想到分裂、黑死病、宗教裁判所；在中国也同样让人联想到大分裂、杀戮和动荡。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人类的理性始终成为映照黑暗天幕的启明星，而人类的法律也始终都在蹒跚前行。这时候人类的大船已经驶入了历史的三峡，千回百转，风险浪急，茫无头绪找不到出路。聊公站在船头，心情却并没有一丝沉郁。因为聊公明白，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
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