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杀夫未遂事件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一幅《清明上河图》充分反映了东京汴梁的昔日梦华。如果你仔细看《清明上河图》，就可以发现虹桥右侧最右端的两个人，分别就是乔装成宋人模样的聊公与某甲。
当时聊公在跟某甲说：“兄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颇觉得对不住你。今日有个美差，想让你走一遭，不知如何？”
某甲：“啥美差？我怎么觉得你又没安好心？”
聊公：“登州某村缺个男一号，你去演吧。”
某甲：“啥剧情？”
聊公：“结婚和洞房的戏。娶一房小媳妇儿，年轻漂亮水灵着呢，而且还有激烈的床戏哦亲。”
某甲狂点头：“我去我去！”两人唠嗑的这当儿，一个叫张择端的家伙在远处画了一幅画，把他们都画了进去，这就是后来的《清明上河图》。
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的一个夜晚，登州某村。某甲醉醺醺地摸进洞房，倒头酣睡。他刚娶了个小媳妇儿阿云，今年才十几岁。上次两人见过一面，阿云确实长得很漂亮。某甲大喊：“老天开眼啦，聊公不余欺也！”阿云的老娘刚去世不久，阿云还在服丧期间。不过某甲顾不上这些了，他赶紧跟阿云履行当时的结婚手续。现在只等阿云三年丧期结束，即可行周公之礼。某甲幸福地躺在床上，期待着聊公所说的激烈的床戏的到来。
某甲的床头，果然出现了一个纤弱的身影。一道闪电打过，惨白的亮光映照出这个黑影手中拿了一柄利刃。某甲大惊失色，正要喊人，这个黑影举起刀来，对着某甲劈头盖脸砍了下去。某甲在床上挣扎折腾，惨叫连连，用手格挡，身上被砍中无数伤痕，鲜血染红了床单。黑影跟疯了似的，连砍十几刀。
某甲实在受不了了，一跃而起，惨叫一声：“聊公！你个挨千刀的！这就是你所说的激烈的床戏吗？！”黑影见某甲如此悍勇，一怔，随即夺门而出落荒而逃。
第二天，地方县衙正式介入调查，县尉领着几个衙役、仵作到场。首先是伤情鉴定：某甲身上受了十多处轻伤，但是有个手指头被砍掉了。其次是现场的勘验：根据现场情况来判断，犯罪者应该是女人或小孩。种种嫌疑，最后锁定在了某甲未过门的妻子——阿云的身上。
负责调查工作的县尉派人把阿云叫来，连哄带吓：“是不是你砍伤的你丈夫？如实招来。不然我们可就大刑伺候了！”阿云非常害怕，赶紧一五一十招供了。
原来，阿云的这桩婚事是由双方家长所定，阿云并不知道某甲到底是啥样的一个人。那天，阿云见过某甲之后才发现，某甲面貌极其丑陋，已经到了让人看一眼就吐一次的地步了。阿云非常害怕，心想：要是嫁给这个男的，还不如死了呢；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嫁给他呢？对了，我把他杀了，不就可以不嫁给他了吗？想到这儿，阿云操起一把刀，来到某甲房间，这才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案情其实非常简单，但是本案却堪称大宋王朝第一案。好，考验各位的时候到了。在正式判决之前，聊公把与本案有关的宋朝相关法律规定罗列如下。您亲自下个判决，看看本案究竟应该怎么判决。
1.宋律：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之中的恶逆，不论是否造成伤害结果，一律斩刑。
2.宋律：一般人之间的谋杀，徒三年；造成伤害结果，绞刑。什么叫伤害结果呢？按照《宋刑统》的解释，见血就算；如果没有见血，但是肢体折断，也算。某甲又是刀伤又断手指，占全了。顺带说一句，《宋刑统》是宋朝的律典，基本继承《唐律疏议》而来。
3.宋律疏：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之前招供，属于自首，可以减罪二等。
4.宋律：造成伤害结果的，不适用自首。
5.上一条宋律的注：因为犯某罪而造成杀伤结果，犯罪嫌疑人如果自首，可以免去本罪，只算杀伤结果。这条律注比较费解，所以《宋刑统》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有人犯抢劫罪，结果不小心把人打伤了，投案自首，那么抢劫罪可免，按照故意伤害罪减二等处罚。
您如果能够耐心把以上法条搞清楚，那么下面就有意思多了。
因为本案可能要判处死刑，县衙门无权审结。所以本案上交到登州知府许遵手中。宋朝跟唐朝略有不同，州一级司法可以审结死刑案件，但是疑难案件需要上奏。许遵是明法科出身，曾经任职大理寺，具有较高的律学修养和法律实务工作经验。许遵听罢阿云的招供，长叹一声：苦命的孩子！虽然阿云并没有杀死某甲，砍掉一个手指头也就算个轻伤。但是根据本朝《宋刑统》的规定，首先，妻子谋杀亲夫，属于“十恶”罪，罪在不赦，斩刑；其次，就算阿云与某甲没有夫妻关系，按照法律规定，谋杀罪即便没有杀死人，但是造成伤害结果的，绞刑。无论如何，看来阿云都难逃一死！
许遵正在长吁短叹之际，法律史达人聊公前来拜访。聊公先神秘兮兮道：“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你上司很看重你的法律才干，有意提拔你去大理寺担任高级职务哦！所以你要好好表现，抓住这个机会为民请命！”许遵眼睛一亮，随即又问：“此案过于棘手，要想让阿云有条活路实在不易。还请聊公指点一二。”
这点小事，当然难不倒聊公，聊公说：“第一，你先把这案子打成普通人之间的杀伤行为，只要不在‘十恶’之列，就好办得多；第二，阿云的自首情节，可以纳入考虑。”许遵茅塞顿开，文思如尿崩，宣布开庭审理。
许遵作出以下判决：
第一，《宋刑统》规定，服丧期间的婚姻无效。阿云在服丧期间被嫁出去，婚姻无效，因此与某甲不存在夫妻关系。本案只是一起普通的伤害案件。
第二，县尉不属于司法人员，只是负责刑侦的调查人员。负责审讯的乃是县令。因此阿云在县尉调查期间、县令审讯之前招供，构成自首。
第三，根据《宋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的规定，可以免去“所因之罪”，从而减谋杀已伤二等论处。谋杀已伤是绞刑，减二等是流二千五百里。但本朝太祖时创设“折杖法”，除死刑外，所有刑罚都可以折合成杖刑加劳役。按照本朝的折杖法，应当折合为脊杖十八，配役一年。(https://www.daowen.com)
许遵把初审意见和案件上报。宋初，有三个司法机构负责处理州政府上报的疑难案件，分别是审刑院、大理寺和刑部。三个机构虽然职能雷同，但可以保证君主最后接到案件时，可以从三个渠道了解不同意见，以防止被臣下蒙蔽。这种制度设计，仍然呈现着“祖宗之法”的内在精神。
阿云之案，被审刑院与大理寺接手。案件由地方升级中央。
审刑院与大理寺经过书面审查，认为阿云谋杀某甲，证据确凿；许遵初审意见所谓“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云云，纯属胡扯。《宋刑统》明文规定：“造成伤害结果的，不适用自首。”但是阿云在服丧期间婚嫁，确实婚姻应属无效，不适用“十恶”。最后的复审结果是：按谋杀已伤罪，判阿云绞刑。
宋神宗也没有对此结果表示反对，但可能对阿云心存怜悯，所以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特地下诏允许阿云家出钱赎死罪。阿云死罪虽免，活罪难逃，须为官府服劳役。按理来讲，此案到此可以终结。但是，许遵的较真，使得本案悄然升级。
许遵即将调往大理寺担任高级职务，此时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考察。阿云案初审适用法律的错误，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瑕疵。因此，爱惜羽毛的许遵不服，决定为阿云或者说为自己辩护到底。许遵对大理寺、审刑院的判决提出异议。他的反对理由是：“‘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此乃律注对‘造成伤害结果不适用自首’这条律文的补正，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阿云因谋杀而造成伤害，同时她又自首，那么这个‘谋杀’就可以因自首而免去，减谋杀二等论处。”
宋神宗动了恻隐之心，诏令刑部复审。但是刑部依然支持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判决意见。此时，组织上对许遵的考察已经结束，将他调任大理寺。但是御史台却不买这个账，弹劾许遵枉法裁判，不宜担任大理寺的职务，请求神宗罢免许遵。许遵勃然大怒：“我许遵究竟有没有枉法裁判，不是你御史台说了算的。我问心无愧，皇上要是信不过，可以下两制议。”
什么叫“两制”呢？制，就是皇帝的诏书。宋代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以前唐朝就有的位于宫殿外面的中书省，具体指其中的知制诰，这是外制；另一个是皇帝贴身的文字秘书，翰林院学士，这是内制。皇帝有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可以让这两群秘书来商量一下。
到这里，案件再一次升格，神宗皇帝下两制议阿云杀夫未遂案。
两制也很快分成了两派。左派王安石，支持许遵；右派司马光，支持刑部。
司马光认为：“阿云因嫌其丈夫丑陋就敢杀夫，天理难容，根本没有值得从轻的情节。何况法律已经明文规定‘造成杀伤结果的，不适用自首’。所以本案没有什么好争的，按照审刑院和大理寺的意见判就好了。”
王安石反驳：“您读律不细致啊。律文里明明说了‘因犯某罪而造成杀伤结果的，免某罪，只论杀伤的结果’。这是对律文的补充和修正啊。再说了，疏议里面还举例说‘如果因盗杀伤人而自首，盗罪可免，只论伤罪’。因盗伤人，按律当斩；谋杀已伤，按律当绞。如果较重的盗伤人罪尚且适用自首，较轻的谋杀已伤罪为什么反而不适用呢？”
司马光再反驳：“因为‘盗’和‘伤’本来就是两个罪名，所以可以拆分。而杀人未遂造成伤害结果，这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怎么能够拆分成‘谋杀’与‘伤害’两个罪名？所以，‘谋杀’当然不是‘伤害’所因之罪，自然也就无法因为自首而免除。”
王安石反驳：“咱们来看一个具体条文：‘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已伤、已杀分明就是三种独立的情况，所以有三个不同的量刑。为何不能说谋杀是伤、杀之因？”
两边争论不休，御史请求增加两制参议人数，神宗遂命令吕公著、韩维、钱公辅三人复议。这三位认为：“一部法律的律文互相之间可能冲突；一部法律的律文，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奇罪怪案。明确了这两点前提，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争议的焦点仅仅集中于律文本身，而应该体会立法者的本意。”
他们认为，立法者设立轻刑、设立重刑、允许自首，三种做法看似不同，背后的立法精神则是一以贯之的：“有的罪刑，采报复论，罪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等于刑对加害人造成的伤害；有的罪刑，采威慑论，只要你犯了，就要剥夺你的生命，这是为了防止更大恶果的产生；有的罪刑，采教化论，如果有挽救的余地，那么允许自首。如果只看到损伤不允许自首、谋杀已伤要处绞刑，而看不到因犯杀伤可以免所因之罪，那就是只明白报复论、威慑论，而不明白教化论，先王立法之本意就有所缺损了。如果不允许谋杀已伤者自首，那么今后谋杀已伤的犯罪人想想横竖也是一死，干脆不留活口，说不定还能瞒过去。这样会造成更大的恶果，因此不如按照许遵、王安石的判决意见行事。”
宋神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干脆就在这年七月下了一道敕，试图以此彻底终止这个法律争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宋神宗站在左派一边力挺王安石。但是群情激奋，纷纷要求由二府再议。二府，就是宋朝的两个宰相机构：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合议，是宋朝最高级别的会议。宋神宗说：“律文甚明，不须再议。”群臣哪肯罢休？宋神宗无奈，只好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二府合议的结果，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前后拖了已经有一年时间，这一年整个中央核心的运转中心就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阿云。最后没有办法，第二年，宋神宗用敕令再次把案子压下来：按照朕之前颁布的那个敕令来办事。
十几年后，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倒台，司马光上台，立刻废除了神宗的敕令，严禁谋杀已伤者自首。当然，阿云案本身在当年已经得到判决并且执行，不会以后法来翻案。到这里为止，整个事件才算最终尘埃落定。好，案子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有资格号称大宋第一案呢？
阿云案的整个经历，聊公已经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简约，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翻看《宋史·刑法志》《文献通考》等材料。在本案中，论辩双方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法律素养和法理学养，以及宋朝司法制度的高度发达与文明，想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华法系之高度发达，其内核精神并不在于包公和展昭，而在于朝堂之上的这种论议。
枝节虽多，我们仔细一捋，可以发现至少有这么几个。
第一，从律法之争到礼法之争。
本案争论的几个法律细节，一个在于阿云谋杀某甲，究竟要不要把妻子谋杀亲夫（即便婚姻无效）的情节纳入量刑考虑；一个在于阿云被县尉调查之时招供，是否算自首以及对于谋杀已伤能否适用自首。对于这几个问题，王安石一派主要纠缠于法律规定，而司马光则更多援引条文背后的“礼”的精神。司马光认为，夫乃妻之天，此乃三纲之义。仅仅因为某甲长得丑陋，就随便拔刀砍人，天理何在？婚姻即便无效，但无效婚姻下事实上的夫妻关系，难道完全不受法律保护吗？对于这样根深蒂固的礼法观念，王安石派只能从条文上反驳，很难伤其实质。
第二，从律敕之争到变法之争。
宋神宗下的敕令，无论刑部还是司马光一派，均不予承认。司马光认为，律乃祖宗成制，不可以敕破律。否则的话，祖宗定的大法都不作数，后面的皇帝随便想一出是一出，把老祖宗的良法美意破光了，那还得了？而王安石则力挺神宗皇帝的敕令，认为“祖宗不足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似乎司马光是严格的法治主义者，更为可取。但是，这两派之所以如此纷争，很大的原因在于对变法的不同意见。当时，王安石正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之下准备变法，而司马光则是温和的改革派，反对尽弃祖宗之法的激进变法。如果敕能破律，那么将来变法的道路就通畅得多；如果敕不能破律，那么变法就是纸上谈兵。所以双方你来我往，为这么一个小案件撕破了脸皮。
换句话讲，“阿云案”唯一的局外人，或许就是阿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