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唐太宗李世民，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李世民在位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个案子。
河内人李好德，经常说各种神神怪怪的话，装神弄鬼、蛊惑人心。当时科学还不发达，李好德这么乱搞，严重扰乱了社会安定，所以被下狱治罪。经过严格的司法鉴定程序，有关部门认定李好德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按照唐律，精神病人可以从轻发落或者免罪。大理寺丞（最高法院法官）张蕴古同志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李好德患有精神病，请皇上斟酌。”李世民一听，既然是精神病人，那就算了吧。
张蕴古得到消息，偷偷跑到监狱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好德。碰巧这俩人都是资深棋迷，一高兴，杀一盘吧！于是在监狱里摆开战阵就开始厮杀。
唐朝的司法监督系统何其了得，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听到此事，立即向李世民禀报：“第一，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是相州刺史，与张蕴古有旧，张蕴古包庇李好德是为了讨好他的哥哥；第二，张蕴古包庇李好德，故意说李好德是精神病；第三，他俩居然在监狱下棋！”
李世民得到消息，勃然大怒：“来人哪！把张蕴古拖出去斩了！”于是张蕴古被斩首于长安东市。
某甲激动：“你看你看！皇上明明是可以滥发淫威的嘛！”
聊公：“你闭嘴。李世民成天以人治破坏法治，不是个好东西。”
李世民：“阁下何出此言？”
聊公抿嘴一笑，仪态万方：“张蕴古罪不至死，就你这么一句话，弄死了，这不是破坏法治是什么？”
李世民作痛心疾首状：“朕正后悔这事呢。朕当时在盛怒之下，来不及细想，随口下令处决，满朝大臣居然没有一个劝阻，有关部门亦不复奏，真正岂有此理！”
聊公唾弃：“你自己做错了，怪人家。”
李世民：“阁下冤枉朕了。北魏定制，死刑执行之前须三复奏，即三次禀报君主，奏请三思。有隋一代沿袭其制，至我大唐亦不更改，有司当负其责。朕一时性起，决定处张蕴古死刑，此乃朕之权力；有司不复奏，门下不封驳，此乃有司之失职。分工明确，何错之有？”
聊公：“哦。奇怪啊，明明有制度规定，为啥他们不照做？一定是惧怕你的淫威！说！你平时都是怎么滥发淫威的？”
李世民：“不对。这正说明，制度之规定乃是一纸空文，并不成其为真制度。北朝杨隋，动荡百年，人心思乱，律典空悬；隋炀帝之时，更将法制破坏无遗，人主不必守法的心理惯性延续至今，所以如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说话的。所谓制度，必经人事之反复演习，方成为真正之制度。朕这就下令矫正其弊。”
李世民重申旧制：今后但凡处决死刑，刑前必须三复奏。过了一段时间，李世民觉得矫枉必须过正，又下令：人命关天。今后处决死刑，必须在刑前两天复奏一次，刑前一天复奏一次，行刑当天复奏三次，改三复奏为五复奏。
李世民问聊公：“这样一来，你看可算圆满否？”
聊公不屑：“不管复奏一次还是一万次，生杀之大权还不是在你皇帝的手里？司法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的事情，司法不独立，你反复复奏又有何用？”
李世民纳闷：“司法独立？司法怎么能独立？难不成你要刑部尚书、大理寺卿，权力比朕还高不成？”
聊公耐心解释：“不是。但是作为司法机关而言，应该以法律作为最高准则啊。”
李世民摇头：“刑律岂能成为最高准则？这个问题，我们建国之初已经讨论过了。请看。”
李世民刚刚即位，召集群臣讨论立国之本。左派封德彝，是隋朝旧臣，亲眼见证了在隋文帝、隋炀帝手里刑罚是多么好用，便极力宣称“当以威刑肃天下”；右派魏征极力反对，提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封德彝认为魏征陈调虽高，不切实际；而魏征则坚信，只要肯去做，重行王道、致君尧舜，绝非空梦。李世民经过深思熟虑，在两派之间，选择了魏征的观点。崇奉法律“刀把子”作用的北朝模式，及隋朝而斩。唐朝以下，开出另一个盛世。
李世民总结：“所以，本朝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种模式，岂非胜徒任刑律远哉？”
聊公心中存定了轻视古人的想法，反驳：“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其实等于无法无天。今天引一本经书来决狱，明天引一条礼仪来断案，与无法何异？草管人命啊！”(https://www.daowen.com)
李世民：“草菅人命。那个字念‘坚’，谢谢！”
聊公老羞成怒：“我最恨你们这班搞烦琐考据的，没有满腔公平正义，光能弄清楚一两个字的音义，有什么用？”
李世民哈哈大笑：“基本的史实都搞不清楚，满腔公平正义也不过是师心自用而已。你刚才提到引经决狱、以礼断案，可是《春秋》决狱在本朝已经基本行不通啦。唐律明确规定，断狱必须引用法律条文，严禁想当然或者以经典礼仪为据。经典礼仪之引用，只起辅助说理作用。违者打三十大板。不仅如此，本朝还设立了‘明法科’的考试，大体相当于你那时候的司法考试吧。你要想干法律这行，必须通过明法科的考试。”
聊公：“那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又体现在哪里？”
李世民：“孔子提倡德礼政刑的综合治国方略，反对独任刑罚。这一点在本朝基本实现。德，不是虚无缥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私德，而是治国理政的公德，或者可以造个词称其为‘宪德’。德的载体，就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
聊公：“《礼》是德的一部分，那‘德礼政刑’的‘礼’又是什么？”
李世民：“《礼》是思想资源，礼是现实制度，具体表现为礼典统率下的典章制度、仪文节注。西汉叔孙通曾经制定礼仪，东汉博士曹褒曾写过一部礼典的草案。到晋朝正式制定《新礼》的礼典，从此以后，所有统一王朝都会制定礼典，与律典相配套，作为功成治定的标志。比如我大唐最完善的礼典，是将来在唐玄宗时代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制礼作律的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朝呢。”
聊公：“哦哟，好傲娇的语气。那‘政’又是什么？”
李世民：“政，是官制，是政权的组织方式。自东汉以来，就有许多官员、学者尝试模仿《周礼》，编纂《汉官》之类的职官典。此类文件，六朝多有。直到我大唐，颁布《唐六典》，方告成功。”
聊公：“哦，原来《唐六典》是‘德礼政刑’系统的‘政’啊。法律史学界一直吵吵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行政法典，争了很久了。”
李世民：“政典与行政法典，分属两套基于不同价值追求的分类体系，未可轻易比附。‘刑’就是刑律典，在我大唐就是《唐律疏议》。德，是礼、政、刑取用的思想资源，遵循的精神原则；礼典沟通天人关系，约束君主臣民；政典协调君臣关系，约束臣工百僚；刑典是礼典、政典的最后一道提防，出礼则入刑。这就是我大唐精善尽美的德礼政刑综合治国模式。以此体系观照北朝杨隋法制，可以一句话评价：一切不以德、礼、政为前提的刑，都是耍流氓。”
聊公：“哦，我听明白了。可是，你身为天子，真的会遵守法律吗？那么，党仁弘案又是怎么一回事？”
广州都督党仁弘，是开国的功臣。但他贪污受贿百余万，按律要处死刑。李世民素来器重党仁弘，便跑去对大臣们说：“昨天大理寺复奏请求诛杀党仁弘，朕想赦免此人，特向诸公乞求。”大臣们纳闷：你要赦免就赦免好了，求我们干啥？于是随口说：“哦。”
转过天来，李世民在太极殿召集重臣，郑重其辞地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如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乱其法，上负于天。朕想惩罚自己，拿个铺盖在郊外住三天，每天只吃一顿蔬菜，以谢罪于天。”
大臣们一听，吓坏了：皇上这是怎么了？不就是赦免个死囚吗，至于嘛！大伙儿把房玄龄推上去：你劝劝皇上。房玄龄硬着头皮劝：“您身为皇上，本来就掌握生杀大权，杀一个人，赦一个人，都可以，很随便的。您何苦这样自虐？”
李世民不听，坚持卷了一床铺盖，跑到野外去露营。大臣们苦苦劝谏，从早上求到下午，李世民才勉强答应回宫。
李世民演完这出戏，一边卸妆一边对聊公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聊公点点头：“看出来了，我最烦政治作秀。”
李世民哈哈大笑：“这您可就错了。在制度草创之初，一切工作都还没有上轨道，作秀是必要的。我通过这样夸张的行为艺术，正是要让刚刚经历隋末大乱的群臣百官包括天下子民们，知道他们手中有哪些权力与权利，知道他们有权拒绝君主随便发出的赦令。三省六部制虽然精致，但是仍然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反复的演习，才能真正积累和生长为一项成熟的制度。而一旦制度走上正轨，正常运作，那就只需要庸人治国、循规蹈矩，无须英明领袖的自作聪明、政治作秀了。”
聊公沉吟不语，在内心比较着李世民这种大公无私、为形成制度而进行的政治作秀与后世为自我表现而进行的政治作秀，纷乱之余，觉得有些东西渐渐眉目清晰起来。
李世民莞尔一笑：“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大唐王朝真正的法治魅力，不在我这个演员这儿，而在《唐律疏议》与中华法系。阁下不必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赶紧往前赶路要紧。”
聊公闻得此语，如梦方醒，立即拜辞李世民，施展时间穿越之大法，向前疾步而行。李世民的身影，在背后渐趋模糊。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死跑龙套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