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后话
终于有时间来聊一聊“意义”和“终极目标”这样一些在战国时代几乎绝无市场的话题了，而这在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批战国变法中，是不被纳入考虑范围的。即使是在法家的理论著作中，也只不过被偶一提及。
在一个务实的年代，务虚往往没有市场。
聊公问商鞅：你变法的目的是什么？
商鞅说：富国强兵。
聊公又问：然后呢？
商鞅眼睛中闪出一丝冷峻的光，道：统一。
聊公重复：然后呢？
商鞅怔了一下，道：维持统一。
聊公锲而不舍：然后呢？
商鞅傻住了：然后？然后就好了呀。
聊公只好去问商鞅治下的一个黔首某甲：你这么奋勇杀敌干什么？
某甲一脸憧憬：立功升官！
聊公：立功升官了呢？
某甲：买田地，娶媳妇。
聊公：娶了媳妇呢？
某甲：生娃。
聊公：生了娃呢？
某甲脸上绽放出最甜蜜的表情：让娃去打仗，好升官买田地娶媳妇。
聊公去问当时的国际观察家某乙：天下恶乎定？
某乙：定于秦。
聊公：为何？
某乙：因为秦国强大。
聊公：没啦？
某乙：没啦。
进行完上面的三段对话，我们可以来分析商鞅变法的利弊了，还是从世袭制度的废除说起。
一种方式得以成为一个制度，首先说明其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存在惯性，其次说明其曾在相当的范围内长期因袭运行。西周开始的封建世袭制度即是如此。
血统和能力的斗争，在中国屡屡成为历史的主题。但是在历史的童蒙时期，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交叉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管你承不承认，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家教培养，以及家族掌握的社会资源，都使得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世家子弟往往比奴隶人之子更加杰出。精英们集中于社会的上层，专门的才能技艺成为家族传承的法宝而不得在社会上普遍公开。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不公平的制度，莫过于世袭。
我们前面说到，西周封建世袭制度本身，给自己的灭亡种下了恶果。第一个，随着上层精英生的孩子越来越多，而相应的高位则有限，许多龙种不得不沉沦为跳蚤，社会精英下沉；第二个，随着时间的流逝，维系王族公卿之间的亲情纽带在实践中越来越松弛以至于在观念上都几乎不复存在，王室衰微，许多王室官员下岗流落民间成为后来的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广招门徒，社会精英下沉。
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底层的精英越沉越多。当实力与其所具有的政治地位不相适应并且没有合法的人才流动途径的时候，就是体制上的变法或者革命之时。
所以，战国列强开始了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用人体制的改变。而最彻底的，莫过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直接废除了除国君之外任何人通过血统而非能力获取政治资源的一切通道。想当官？用军功说话。埋藏在民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的跻身上层社会的渴望一朝被释放，巨大的积极性汹涌地扑向敌国的军队。在他们眼里，那哪里是军队啊，那分明是一个个只待拾取的首级，是可以换取良田高官厚爵的积分！
这才叫解放生产力。商鞅的本事，乃是将秦国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并且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废的零部件。在前面三段对话中，商鞅那单纯的思虑和目标，某甲那炽烈的渴望和憧憬，某乙那彻骨的恐惧和判断，都是这一切的注脚。这是自春秋以来不断重复打击而不至于亡国的战争以及战国以来动辄能灭亡人国的巨型战争，所带来的效率驱动型社会发展的极致。
非常时期有非常策略。商鞅变法并不是什么开百代风气的寻常变法，而只是一种类似“战时体制”的非常策略。非常策略不能不加变通地直接运用于寻常时代，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秦朝后来二世而亡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首先起事的是一个叫陈胜的人，《史记》里有他的传。这个人喊起一句口号，叫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起义口号而流传至今。
陈胜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句口号里面包藏了商鞅变法的失败之处和秦朝灭亡的全部玄机。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口号很多，故弄玄虚者有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装神弄鬼者有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粗鄙而极具物质吸引力者有之：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但是水平最高，最直刺被反抗王朝的软肋者，毫无疑问就是陈胜这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句口号，起码有这样几层意义：
1.字面上看，王侯将相并没有绝对神圣的血统天赋，而是人人可得的。
2.隐含的意思：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也争他个王侯将相当一当！
3.再深层一点的：你凭什么当王侯将相？天下凭什么是你嬴家的天下？
一个一个来看。
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
陈胜这厮生来就有反骨，他年轻时的经典语录有这样几句——
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样的话，早一百年，陈胜这样一个耕田的绝对说不了。是谁为陈胜（为代表的中国底层民众）完成了这样一次启蒙？
商鞅。商鞅为代表的实行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法家。
废除世袭制度，等于昭告天下黎民：王侯将相，并无龙种，能者当之。所以陈胜这句口号，其实商鞅更有资格来喊。
是商鞅，给予了大家希望和机会。(https://www.daowen.com)
结论1：商鞅为代表的实行国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法家，从制度上完成了对陈胜吴广们的政治启蒙。
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可是为什么陈胜吴广只是个戍卒而已呢？为什么后来反秦的天下英雄，都依旧埋没在社会底层而没有王侯将相之位呢？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商鞅变法或者说商鞅政治遗产的继承者的最大败笔——
废除了世袭制，却没有提出新的合理完善的选官制度。
考察商鞅变法的内容，对于选拔人才似乎只有一条规矩：立军功。不可否认，在战国时代，在秦朝还只是秦国的时候，这是一条合乎时代脉搏的选拔途径。但是当秦国成为秦朝，天下已经无仗可打（至少打仗不再构成国家生活的主题）的时候，请问到底如何选拔人才呢？
考诸史书和出土秦简以及对“汉承秦制”的考察，秦朝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方式：保举、征辟、纳资、任子。征辟，乃是官府听闻某人贤名，自上而下请他出山做官；保举，乃是某在任官员以自己的名誉、职位乃至身家性命为担保，自下而上推荐人才；纳资，乃是想当官的人拿出大量财富（比如粮食），向朝廷买官做；任子，则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孙为官。
纳资，从来都只是选举制度的蹊径而非主流，大量的纳资换官意味着财富阶层对官职的占有；保举、征辟，是未来很有前途的选官制度，但是秦代实行情况如何，只有极其寥寥的记载，难知其详。
倒是“任子”，这种具有封建世袭意味的制度，在统一后的秦朝，开始肆意蔓延。无论是秦朝政坛的嬴李蒙王冯几大家族，还是地方右职的世代相袭，都证明了绝对官僚化反世袭制度的秦朝，开始逐渐陷入一个新的世家掌握政权的危机之中！
先破后立，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破掉的已经破掉，要立的还未立起。死去的纠缠着活着的，活着的无法摆脱死去的。
世袭不好，大家都知道。可是不世袭怎么办？能者居上，大家也都知道。可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能者？
秦朝出土简文《为吏之道》中有所谓“为官五善”的考核标准：忠信敬上，清廉无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考公务员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选拔的标准和要求。哪些我们是要看的呢？对学历、专业、四六级、是否党员等的要求。哪些我们是不看的呢？最上面的一排字：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拥护领导遵守法律等。这些是所谓“虚要求”。谁会认为自己不符合？
秦朝的选拔官吏标准，就是这些谁都认为自己符合的虚要求，没有量化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如果说有，量化的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钱，未来的名将韩信就因为自己“贫无行”而被拒绝在秦朝官僚队伍的大门之外；具体的考核办法就是看你爹是不是大官，丞相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满门富贵。
从而，在这样的时代，官员们“任子”的时候连笔试面试这样的走过场式的限制可能都受不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萧何曹参们只好憋屈在社会的底层，暗无天日。
结论2：没有合理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乃是商鞅及其政治遗产继承人的大败笔。
对第三个问题的分析：
前面说过，商鞅为陈胜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启蒙：将相没种，有能者居之。那么秦朝的统一自然为陈胜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启蒙：皇帝也没种，有力者居之。
凭什么是你嬴家坐天下？老问题，政权建立的合法性依据。以前的周公遇到过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是：以德配天，有德者居天下；以礼治国，宗子居天子位。现在呢？春秋战国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有德者往往败身亡国，循礼者往往家破庙毁，而虎狼之秦反而可以一统天下。靠的什么？“力”而已。既然如此，比拳头硬就使得游戏规则简单多了。我陈胜也有力，自然也可以争个天下来坐坐。
事实上，秦朝也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进行过一定的包装，用的是“五德终始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这个学说，乃是对周公“以德配天”说的发展乃至颠覆。在这里，“德”没有唯一的标准，没有某个确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而是有五个不同类型的“德”，谈不上谁高谁低，总之相生相克。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下一个该是“水德”，所以秦朝崇尚水德和黑色，重刑杀。
这种政权合法性依据的缺陷乃在于，为自己预先埋伏了掘墓人。在埋葬别的王朝的时候用得痛快：只需要说我是正好能克你的“某德”的代言人就可以了，然后捏造一些传说，改变一下自己对颜色的爱好。然而当别人要反对你的时候呢？你只有一个办法：努力否认对手并不是要出现的那个某德的代言人。好，理论上打个平手只好用武力说话，还是拼拳头。
这个办法要靠董仲舒去完善，何况秦朝也并不很拿这当回事。商鞅早就建立了“任功不任善”的用人标准，因为“功”是可以量化的，而“善”比较说不清楚，会使人生争心。同样，在坐天下的问题上，也只可能是“尚力不尚德”，谁牛谁上。
但是，世无商鞅，谁来保障你永远强大？
而后世则不一样，你看被逼急了的许多草寇大盗，都是只反奸臣不反皇帝；就算被时势推着到了那个位置，也要演一出禅让或者黄袍加身的老戏，作为必须走的过场。
结论3：政权建立的合法性依据的失败，是秦朝速亡的一大原因。
总而言之一句话，同样一个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问秦朝，秦朝会甩手给你一个嘴巴，叫你少废话还想不想活了；问汉朝，汉朝会拉起你的手，坐下，语重心长地给你唠上半天，告诉你他的种在哪里。
所以秦朝速亡，而汉朝赖活着。
不过这些都是商鞅百年以后的事情。眼下，商鞅马上就要百年了。
商鞅曾经在执法中割掉过太子师傅的鼻子，得罪太子。秦孝公一老掉，太子即位，商鞅自然就到了灭亡的一天。
首先是太子的师傅告商鞅谋反，即阴谋颠覆政府罪。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便列在刑法分则第一条并且随意性最大的罪名。请注意谋反和造反的区别。谋反有个“谋”字，即预谋。既然是预谋，便不需要什么十分确凿的证据了。
商鞅现在就被人状告谋反。他是用法的老祖宗，自然知道狱吏的本事，所以并不申辩，直接逃跑。一位先秦大法家，对法律的见解如此，联系苏格拉底之死，不免令人心寒。
然后如大家知道的，商鞅走投无路，连投宿旅店都因没有证件擅自收留怕商君怪罪而被拒之门外。商鞅长叹一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为法之弊”是什么呢？是不应该搞成人人平等而自断后路吗？是立法太酷烈而遭到报应吗？还是法律仍不够严密而被奸邪小人钻了空子呢？千载以下，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真的是叹得非常悲凉了。
商鞅最后的下场，乃是逃回秦孝公生前给他留下的最后避难所——商於之地十五个城池，组织兵马抵抗秦国。但是临时凑集的一群乌合之众，哪里打得过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虎狼之师呢？商鞅战死。他的尸体被运送到首都。现在他的尸体就躺在咸阳，这座他亲手打造出来的城市的广场之上，头、手、脚各系着一根绳索，绳索的末端是由战马拉着的马车。监刑官一声令下，五辆战车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发足狂奔，“刺啦”一声响，商鞅的尸体被裂为五段。断裂的肢体，一截一截地兀自滴着血，在地上拖出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在西北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刺眼。这就是商鞅最后的结局。
商鞅死而秦用其法，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客观技术性的法律，不因主观政治性的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商鞅，这个先秦最寂寞的思想家，不去和其他思想家一般凑在齐国喧嚣而盛极一时的稷下学宫，端着高脚杯悠闲地玩着毫无风险的学术社交，而是只身深入西部这片文化的沙漠，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样的独行精神，无愧“西毒”之名。千百年后，仍有另一位铁血宰相观看《商鞅》话剧而不觉潸然泪下。聊公愿意改编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段插曲，来作为对这位独行者的祭奠：
说什么咸阳春深，
全不晓天意人心？
拜相台反成了断头台，
帝王梦何处寻？
远离了富贵繁嚣地，
深入了龙争虎斗门，
辜负了锦绣年华，
错过了豆蔻青春，
为报答孝公大义深恩，
拼舍这如花似玉身！
从今后，再不见你的身影，
也再不闻你的声音！
商鞅已随着那清风去，
化作了一片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