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的变化和祖宗的法度
时间进入宋朝。
中国人对宋朝的感情很复杂。聊公翻历史教科书，书上说：秦朝开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一直到清末。宋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积贫积弱。
可是聊公的忘年小友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聊公疑惑：“你的意思是，宋朝比之前、之后的朝代都要高？你所在的民国，都还没有复兴到宋朝的高度？”陈寅恪没有回答。这是宋朝顶点论。法律史学界的徐道邻先生，也这么看。
聊公还有一位外国友人内藤湖南，他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朝则是近世的开始。”聊公又很疑惑：“你的意思是，宋朝开始，中国就进入近代了？”内藤湖南也没有回答。聊公急了：“你们这都什么毛病？”这是宋朝起点论，又或者叫唐宋变革论。目前在宋史学界是最热门的学说。
中国史上的变化，其实蛮多的。上古蒙昧，撇开不谈。举其大端而言，殷周之变，中国文化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转变；周秦之变，中国政治完成了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变；秦汉之变，中国意识形态完成了由法到儒的转变；汉晋之变，中国思想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的转变；唐宋之变，中国社会完成了由门阀社会到庶民社会的转变。
从东汉开始，世家大族繁衍生息，魏晋南北朝达到极致。隋朝兴起科举制度，世族身份不再是选官的重要因素，寒族子弟凭借十年寒窗，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加上皇帝们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从政治、经济、文化多角度花式打压世家大族；底层民众的起义，也以“天街踏尽公卿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所以中唐以后，世家大族急剧衰落。与之相反，庶民迅速崛起。我们先来看一些与法律史无关的现象。
聊公曾经夜游长安城，城中的里坊围墙高筑，大门紧闭。白天繁华热闹的长安，一到晚上，六百下鼓声过后，行人归寝，坊门皆闭，黑灯瞎火，浑如一座鬼城，只有巡夜的兵丁幽灵般飘来荡去，捉拿因错过坊门关闭的时间而无法及时归寝的人们。这些人犯的罪名叫“犯夜”，要被笞打二十板子。在深夜的长安城，跟巡夜兵丁捉迷藏，是聊公穿越历史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但是聊公来到宋朝，情况截然不同。里坊的围墙早已经拆除，夜生活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基本结束。整个汴梁城，除了皇宫一片黑黢黢，到处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宋仁宗在深宫之中，夜闻外面的喧嚣，好奇地问聊公：“外面为什么这么热闹？”聊公哀怨道：“外面的夜市正营业呢，好耍得紧。哪像咱们这里，黑灯瞎火，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宋仁宗连忙哄聊公：“咱们这儿冷清，宫外才能热闹；咱们这儿要是夜夜笙歌，外面就该冷清了。”聊公听了，这才释然，搂着仁宗撒娇道：“官家真是菩萨心肠，这一世百姓有福了！”
唐以前，士大夫文学唱主流，汉赋唐诗，莫不如此；宋以后，市民文学成为主打，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例子。唐以前，选官的主要来源是世族官荫年资吏事，科举只占很小比重；宋以后，科举出身才算正途，官荫出身反而感觉来路不正低人一等。唐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北方；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在南方。唐以前，中国首都在黄河沿岸；宋以后，中国首都在运河沿岸。唐以前，中国的外患主要来自西北；宋以后，中国的外患主要来自东北……
这些重大区别还可以无止境地罗列下去。在这个历史大转型的节骨眼上，中国正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打转。有一天，领兵出征的后周将领赵匡胤，突然被部下黄袍加身、拥戴为主，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这是五代时期惯常的改朝换代模式，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新建立的王朝能走多远。大家麻木不仁地等着下一个投机者的出现。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宋太祖的赵匡胤面临的情况。如何不使新生的宋朝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避免重蹈前面五个朝代，包括唐朝灭亡的覆辙，这是赵匡胤、赵匡义兄弟的头等大事。
为此，宋太祖、太宗这哥俩（这个组合被宋朝人尊称为“祖宗”）通过许多政令与举措，慢慢摸索出一套办法。这套办法的核心，就两个字——防弊。简单来讲，就是事先补漏洞，把前朝出现过的各种亡国因素统统打上补丁。尤其着重打补丁的，是唐朝和五代的亡国因素——藩镇与禁兵。
唐朝亡于镇守边疆的藩镇，所以天下太平以后，宋太祖就把当年给他黄袍加身、一起打天下的哥几个找来喝酒。席间说：“要是你们部下也给你们黄袍加身，怎么办呀？”哥几个吓坏了，第二天纷纷辞职，告老还乡。这就是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老革命回家养老了，地方谁来把守呢？宋太祖信任读书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所以宋太祖任命文人做地方官，还一设就设好几个多头领导，谁也不能管谁，互相牵制。
五代的骄兵悍将时不时搞兵变，一不小心就做皇帝过过瘾。祖宗设立了新的兵制：平时军队都在三衙养着，由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啊什么的负责日常训练，但是林冲们不能调兵遣将。谁能调兵遣将呢？枢密院。但是枢密院不能上阵打仗。谁能上阵打仗呢？帅将。但是帅将打完仗就得把兵还给三衙，互相之间接触时间很短，没办法和士兵产生感情。
除了藩镇和禁兵，祖宗还对宗室、女后、外戚、宦官等各种可能威胁政权的因素，进行严防死守。
这种互相制衡、严防死守的作风，在法律制度上也有鲜明的表现。我们举“鞫谳分司”和“翻异别勘”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鞫，审讯；谳，判决。某甲犯罪，需要先审讯清楚犯罪事实，再寻找对应法条作出判决。这两项工作，在宋代由两个不同部门来完成。比如在一个州里面，司理参军负责审案，司法参军负责判刑，互相间构成一个制约。这和现在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倒有点像：陪审员决定某甲是否构成犯罪，但不能量刑；法官负责量刑，却不能定罪。
翻异，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认罪以后突然翻供喊冤；别勘，就是原审人员全部回避，另外派一个临时的工作组介入审讯。这也是为了防止某些职位权力太大，欺上瞒下。
严防死守的结果，一方面北宋内部果然没有强有力足以威胁皇权的因素崛起，另一方面北宋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机构冗杂、国防开支巨大、军队战斗力孱弱，困扰于冗官、冗兵、冗费的死结多年，最终被金朝给灭了。
聊公曾就此事采访赵匡胤：“家贼防住了，却被外寇连锅端。你后悔不？”赵匡胤说：“求仁得仁，又何怨焉？”(https://www.daowen.com)
祖宗之法中知名度最高的一条，当属“本朝不杀士大夫”。
据说宋太祖建国不久，就找了块石碑，在上面刻了三条法律，然后把这块石碑藏在太庙的一个密室里面。并且定下规矩：“今后任何一个皇帝新即位，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密室里读这三条法律。”果然，后来北宋每一个皇帝一登基，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之余，就屏去一切外人，只随身带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焚香礼拜，进密室读碑。但是碑上写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后来金朝人打进汴梁城，进入太庙，打开密室，才看到碑文上写的是：“一、请善待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如果犯了谋反大罪，也只能秘密赐死；二、不杀士大夫，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而杀之；三、子孙违反以上两条法律的，天打雷劈。”
这个故事是历史还是传说，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朝人确实相信有这么一条祖宗之法，并且一直在遵守。举两个例子。
例一：四川有个老秀才，给地方长官写了两句诗，诗中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你烧掉栈道、把守剑门关，四川盆地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长官吓坏了，这可是谋反啊！赶紧把老秀才控制起来，同时把反诗上奏朝廷。宋仁宗看了，笑笑说：“一个老秀才，无拳无勇，造什么反呢？他撺掇你造反，无非想捞个官做做。”于是在边远地区挑了个无足轻重的小官，让老秀才过过官瘾。这个老秀才放在清朝，肯定被株连九族。
例二：宋神宗时期，跟西夏打仗，输了。宋神宗追究责任，决定杀掉一个运粮的官员。旨意下达。第二天，宋神宗问宰相：“昨天那个官杀掉没？”宰相说：“没杀。”宋神宗大怒：“你这是要闹哪样？”宰相说：“祖宗以来，没有杀过士人。臣不想这个规矩坏在陛下手里。”宋神宗沉吟半晌，说：“好吧，那就脸上刺字涂墨，发配远恶军州。”副宰相说：“那还不如杀了得了。”宋神宗萌萌地问：“为啥？”副宰相说：“脸上刺字涂墨是侮辱刑。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勃然大怒：“老子做个皇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快意事都做不得一件！”副宰相针锋相对：“这种快意事，不做也罢。”
观影结束，聊公惊得目瞪口呆：“中国不是君主独裁专制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程颐道：“凡事有失必有得。本朝虽然武力不行，但是有五件事情，古往今来没有哪个朝代能及得上本朝：一，百年无内乱；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天子统治达一百年，国泰民安；三，改朝换代兵不血刃；四，百年未曾杀过士大夫；五，对少数民族很讲诚信。这都是祖宗之法的效用。”
聊公问：“你谁啊？”
程颐：“我是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朱理学的程，就是说的我。”
聊公：“可是北宋有靖康之耻啊。”
程颐：“凡事有得必有失。你追求何种价值，自然要支付相应的代价。世界上有绝对完美、无须支付代价的东西吗？”
聊公一脸自豪：“社会主义！哦对，你是古人，不知道这个。”
程颐：“本朝以防弊为先，故推行文治；推行文治，故尊崇士人；尊崇士人，故士气高涨、儒学复兴，士人成为制衡皇权、相权的第三方力量。‘以天下为己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都是本朝形成的。这是得。相应的代价，即是武力不彰，对外屡受挫。但即便如此，宋人为了自己坚持的价值，宁可支付沉重的代价，也绝不改弦易辙，至死不休。”
聊公艳羡：“真难得宋朝摊上这么完美的祖宗，能制定出一整套完美的祖宗之法。”
程颐：“错。祖宗之法不是预先理性制定的结果，而是经祖宗摸索产生、后世筛选美化的结果。简单来讲，祖宗之法不仅仅成于祖宗二人之手，祖宗之法的内容也并非祖宗二人制定的全部法律和规矩。你看——”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儒者石介，编纂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优秀事迹，想要交给宋仁宗，供他学习。写完以后，石介把书拿给韩琦，让他把把关。韩琦看到书里记了这么一件事情：宋太祖宠溺一个宫女，晚上太辛苦，早上起不来，上朝迟到，被大臣们批评了。宋太祖决定痛改前非，回去就把这宫女给杀了。韩琦说：“这件事情明明是宋太祖做错了嘛，你居然还作为他的优秀事迹，写到书里去。”石介纳闷：“我觉得太祖知错就改，很好啊！”韩琦说：“太祖明明自己沉溺女色，不反省自己，却滥杀无辜。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后世效法呢？”石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给删了。类似的事情，韩琦指出了好几处，石介都给删了。
程颐：“看到了吧。士大夫积极参与了‘祖宗之法’的塑造过程。所以遇到现实问题，一味责怪太祖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可改变，政府也不会接受。倒不如转而参与‘祖宗之法’的重塑，以期对现实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聊公虽然不完全赞同，却也体会到其中有高深的政治智慧。
以上是对祖宗之法的宏观勾勒。接下来，我们近距离观察一桩刑事案件，看看细部深描之下，祖宗之法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