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东厂
自从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以来，身为一名皇帝，究竟有多少立法与司法的权限呢？
以上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从两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很多人会告诉你：在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皇帝说话，金口玉言，口含天宪。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谁敢不从？皇帝想赦免谁就赦免谁，想弄死谁就弄死谁，多拉风！
但是呢，咱们已经通过很多例子得知，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机制和文化，也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第一方面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所谓“皇帝有多少立法与司法的权限”，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分权理论。如果不存在分权，那就不存在权限问题。而当初秦始皇在创立皇帝制度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分权的理论预制，当然也就不存在皇帝的立法司法权限问题了。
没有分权理论，并不代表就没有权限的实际。中国的问题，更多在于怎么做。
首先呢，皇帝从来都是没有独立的立法权的。咱们前面介绍过一种“廷议”，不经过廷议的公论，不经过中书门下的审核，皇帝的私旨、私敕，没有立法的效力。其次呢，皇帝有一个独立的、私自的司法权。但是，皇帝独立、私自进行的这种司法，不能作为有立法效力的判例为后世法官所引用。要想成为判例，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就是皇帝独立、私自进行的这种司法。为了区别于国家司法机关进行的公的司法活动，我们借一个中国古代的词儿，姑且把皇帝独立、私自进行的司法活动称为“诏狱”。
下面，我们先通过回顾西汉文帝时代的“犯跸案”，来看看历朝历代中国人对“诏狱”合法性的看法，以及中国法制史千年来的进步。
案情回顾：汉文帝出行，某甲冷不丁从桥下面钻出来。文帝的马受惊，险些造成交通事故。文帝命侍卫活捉某甲，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把某甲判了罚金之刑，汉文帝不满意。张释之说：“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张释之的话，有三层意思：第一，皇帝刚刚捉拿到罪犯的时候，有权自行处决（上使立诛之则已），这就是皇帝独立、私自进行的“诏狱”，廷尉无从过问；第二，一旦开启公的司法程序（既下廷尉），皇帝无权过问，只能依据律令对廷尉最后的判决意见给予通过或否决；第三，廷尉的判决，对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活动有指导意义（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反过来理解，皇帝私自的司法（诏狱）没有对后世的指导意义。
好，也就是说，皇帝对于一个案件有两种选择：第一，公的司法，也就是开启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比如廷尉、大理来解决；第二，私的诏狱，也就是皇帝自己解决。第一种情况，如果不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则皇帝无权过问；如果存在疑难，那么开启议事程序。第二种情况，皇帝可以自己任意裁判。如果案情比较复杂，皇帝本人无力解决，也可以临时设立一个小机构来解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诏狱”。私的诏狱，就是锦衣卫和东厂的前身。
现在，我们明白了汉代人对于“诏狱”的典型看法：承认其存在及合法性，对其裁判结果不置可否——反正是你皇帝干的事儿，你爱咋咋的；但是，私的诏狱自有其界限与范围，不应该影响公的司法。
历史一晃就过去了一千多年。《史记》《汉书》中，张释之的应对完全是作为正面例子来记录的，但是随着法制观念的进步，宋朝人鸡蛋里挑骨头，在这个案例中咂摸出了危险的味道。在今天的法制谈话节目《聊公拍案》中，我们从南宋请来了两位特约嘉宾，让他们谈谈对“犯跸案”的看法。第一位是《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先生，第二位是新儒学大师陆九渊先生。首先有请洪先生。
洪迈：“我认为张释之有一句话说得很不合适。”
聊公：“哦？哪句话？”
洪迈：“‘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这句话是在承认皇帝‘私的诏狱’的合法性。天下后世的皇帝都可以以此为口实，随便胡乱杀人了。”
聊公：“那洪先生是不承认‘私的诏狱’的合法性的？”
洪迈：“当然不承认。只有公的司法，没有私的诏狱。”
聊公：“好一句‘只有公的司法，没有私的诏狱’！那陆先生又有怎样的看法呢？”(https://www.daowen.com)
陆九渊：“我是同意洪先生的看法的，但是我觉得洪先生说得还不透。只见其一，未见其二，更未见其三。张释之还有两句话说得很不妥。”
聊公：“请问其二是？”
陆九渊：“张释之说：‘廷尉固天下之平也’，廷尉应该在司法上平天下，那么天子属不属于天下？廷尉可以平天下，为什么不可以制约天子、平天子？难道天子要自绝于天下吗？”
聊公：“您的意思是，廷尉应该制约天子？”
陆九渊：“是的。廷尉应该在司法上制约天子。再说其三。张释之曾经说过：‘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所以法律怎样规定就怎样执行，天子不能失信于民，对不对？”
聊公：“是的。我们在汉代‘道家大放异彩’一节引过这句话，忘记的朋友可以回顾我们的往期节目。”
陆九渊：“这句话也很有问题。幸亏当时的法律规定得比较合理，犯跸只判罚金。如果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合理呢？是恶法呢？天子也要与天下公共，为了不失信于民咬着牙执行恶法吗？”
聊公：“那这种情况下，廷尉应该怎么办呢？”
陆九渊：“当然应该禀报皇帝，修改法律。法官是要有自己的能动性的，不能把责任撇给法律。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聊公：“好。两位嘉宾的观点分别见于《容斋五笔》和《陆九渊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了解。通过两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汉朝到宋朝，法律观念又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从宋到明，这个观念会得到继承还是破坏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两位嘉宾。”
我们截取历史的两个剖面，了解了汉、宋两朝对于“私的诏狱”的看法。下面来看明朝。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设立了一支亲军，叫作“锦衣卫”。当时的锦衣卫，主要还只是一个仪仗队和保镖性质的建制。后来，老朱感到三法司，也就是公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用起来特别不顺手，程序太多，又互相制约，不能随心所欲，索性把锦衣卫的职能提升，将之演变为一个带有侦查和监察职能的机构。无须经过三法司，锦衣卫有权独立侦查、监察，捎带着还有审判和执行的职能——侦查终了，捎带手就把犯人给办了。这样一来，锦衣卫就变成了皇帝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锦衣卫的办公地点，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不在紫禁城里面。所以老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感觉还是不方便，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东厂，由太监担任头领。
在紫禁城的东侧，今天的东厂胡同，就是当年东厂大堂的所在地。聊公走到东厂门口，只见一座高大牌坊，上书四个大字：“百世流芳”。步入大堂之内，迎面一幅巨大的岳飞图像。聊公大吃一惊，信手扯来一个死太监询问：“为啥东厂要挂岳飞像？”死太监翻了翻白眼：“提醒咱们精忠报国、效忠皇上，办案要毋枉毋纵。”
聊公继续往里面行走，来到了东厂大狱。在这里，“犯人”们惨遭各种酷刑的折磨，断脊、刺心、堕指屡见不鲜，甚至煮沥青剥人皮、用滚油灌进肛门（称之为铜喇叭）等。走到最里面，只见一条硬汉在高声朗诵着“内臣干政者，斩；附珰作乱者，绞”的太祖遗训。行刑的太监气得满脸发青，尖利利地喊一声：“上红绣鞋！”话音未落，一双被炭火烤得通体红透的铁鞋被生生套在了这个硬汉的脚上，嗤嗤直响，青烟升腾，皮焦肉绽，臭气扑鼻。等到这个硬汉的家属为他收尸时，双脚早已经炭化。
设了东厂，皇帝们感觉还是不放心，又设立了西厂、内行厂，以便监察百官、互相制约。公的司法日益萎缩，私的诏狱日益膨胀。汉宋以来的传统，早已成为令人惊诧的隔代故事了。
聊公只觉得自己所住的并非人间。无数无辜者的血，洋溢在聊公的周围，使聊公难以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